文 | 布丁

基层诊所正在被职业索赔盯上。

据新京报，去年夏天，一男子走进河南南阳一家诊所，要求购买三瓶调理身体的中药丸，共计300多元。诊所执业医师因忙乱，没有开具处方。几天后，当地卫健和市监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称有人举报诊所销售药品未开具处方。

在相关部门协调下，诊所退还药费并赔偿了2000元。卫健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诊所医师，对方是职业索赔团伙，近期已对多家诊所举报索赔。

类似的案例在全国多地的诊所都发生过。据多地基层医疗行业协会统计，从2023年至今，针对基层诊所的职业索赔类投诉量同比增加40%，超8成是药品标签不规范、处方书写瑕疵等细节问题，比如新京报提到的另一起案例——

一男子前往某乡镇诊所就医，取药时以方便携带为由，要求医师将整盒药分装，并将两支软膏挤到一个小塑料盒里，医师照做了，结果被举报拆分销售药品、涉嫌“三无”产品。男子提出“退一赔十”，要求赔偿4800元。

最后在市监部门调解下，诊所退还480元药费，并赔偿1520元，共计2000元。

和上述诊所一样，为了息事宁人，避免陷入更大麻烦，多数诊所选择“私了”，赔偿数千元不等。被坑的诊所自此开始变得警惕——

不再随意满足患者分装药品等的要求，通过微信群提醒同行注意某个投诉人，以及面对陌生患者提出的一些特殊要求，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圈套”。

网友不解，面对职业索赔，基层诊所难道只能选择赔钱了事吗？正常举报和职业索赔的边界在哪？

就拿药品拆零分装来说，这在基层是很常见的行为。农村老人多，很多人在购买药品时会要求医师拆开分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服用。有时候患者并不需要一整盒药，拆零分装销售，既能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又能让药品得到最大程度利用。

我国《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中明确，药品零售操作应当包括“药品拆零销售”。在新冠疫情时期，多地药监部门曾发文，鼓励药店进行拆零销售，以缓解对布洛芬等退热止痛类药品“一盒难求”的现象。

按照规定，药品拆零应遵循特定的规范。比如在分装的包装上注明药品名称、适应症、用法用量和有效期等。同时，要对拆零药品建立记录，掌握拆零药品的进货来源和销售去向，方便出现质量问题后进行追溯等。

诊所医师帮患者拆分药品，没有按规标注或做相应记录，确实存在瑕疵。基层诊所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乡村患者，属于人情社会。

面对患者拆分药品的要求，医师往往当成顺手的事情，不会像大医院一样，将药品拆零信息记录在系统里，方便打印和追溯。在缺乏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医生也很难做到规范分装和防潮防污染。

这些问题虽然可以理解，但如果因为患者吃药出现什么问题，拆分药品的医生，也很难排除自己的责任。所以，职业索赔虽然给人的感觉不佳，是为了赚钱而钻现实“漏洞”，但在用药的问题上，谨慎规范一点不是坏事。职业索赔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倒逼基层诊所的用药规范。

其实严格按照法律，职业索赔者提出的“退一赔十”诉求，未必站得住脚。《食品安全法》中“退一赔十”的规定，只适用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不能直接套用在普通处方药品上。

若要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惩罚性赔偿，或者按《药品管理法》提出赔偿，必须满足存在欺诈或涉假药等条件。

既然如此，职业索赔者为何能屡屡得逞呢？

一方面，基层诊所担心事情闹大影响正常经营，往往会抱有“花钱消灾”的心理，先解决了再说。另一方面，则是执法人员担心不处罚或罚轻了，事后会被追责，或抱着尽快结案的心态，优先组织双方协商。

事实上，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经常被法院驳回。今年4月实施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禁止滥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对职业恶意投诉可不予受理、移送公安追责。

不过，怎样才算以牟利为目的的恶意投诉，需要监管部门综合具体信息判断。这就需要对职业索赔有更清晰的界定，同时投入更多的人力精力，去查这个人的历史投诉记录、购买频次等，做到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基层诊所终究要告别粗放管理的时代，提高规范化水平，尽量让职业索赔者找不到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