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崩溃的那段时间，崔丽丽三次想过一了百了。

她从前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被网暴逼到自杀。直到那时，她忽然明白：性侵没能击垮她，那家把她抹黑开除、说她旷工的公司也没能击垮她，可一群与她素不相识、也不知道在哪里的人，在评论区里留下的那些恶毒的话，她真的扛不住了。

她记得一个同样被网暴的女孩说过，网暴就像一个无底黑洞，拽着人无限下沉，越是夜深人静，坠落感就越强。她觉得贴切极了。

2025年9月底，她刚撑完一场重要的庭审。作为一个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光是出席这种场合，她都要至少花一周才能缓过来。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要照看，等她有力气重新拿起手机，已经过去四五天。她以为评论区还会是从前那种零星的恶意，但点开后，整个人都懵了。

短短几天，骂声铺天盖地。有人说她是“高端仙人跳”，说她做局、贪婪，说那个人都已经进去了，她还揪着公司不放；有人给她P上婚纱，和性侵她的男人站在一起；还有人把她丈夫的头发和衣服P成绿色，到处转。

以前伤害她的，是具体的人，还有那家把她开除的公司，有名有姓，她知道该恨谁。这一次，她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峙的对手。

反网络暴力公益微电影《下一个某某》

她当时不知道，平台另一头的抖音网暴治理团队，正在为同一件事头疼。她是热搜上的新闻当事人，团队已经在尽力保护，结果尚且如此。那些热搜之外的张丽丽、王丽丽们，遇到同样的事，又能怎么办？

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现成的解法——网暴的形式变化太快了，规则还没来得及跟上，而面对数亿日活的海量互动，刚处置完一波举报，新的攻击内容又在别处冒了出来。

他们决定换一条路走。不到一年时间，抖音更新了网暴治理规则，上线了新的识别和研判模型，网暴治理从“事后追赶”到“主动保护”。等到今年4月崔丽丽二次开庭时，她打开抖音，评论区没有再次变得乌烟瘴气。

她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平台工作人员提前打来电话，对她说过：我们会守护你。

一个人，对抗不了那种力量

真正让崔丽丽感到恐惧的，是那种“克制不住”的失控感。

那段日子，她正在打官司。2023年她去杭州出差，被公司老板性侵。加害者被刑判后，公司又把她违法开除。两年来案子一直在拉锯——开庭、上诉、再开庭。她过去的职场社交已被彻底切断，除了医院和法院，抖音几乎是她唯一对外的窗口。

很长一段时间，陌生人的支持都是她战斗下去的动力。可去年9月底点开评论区，迎面而来的不再是鼓励。

“既想看，又怕看。”她忍不住。恐惧混合着不甘，她明知道每条评论都可能是一根刺，却忍不住把页面向下拉。有好多天她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反复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越想不通，越想去看。

有时，她对打开评论甚至有一点期待，想确认还有没有人站在自己这边。支持她的留言确实还在，只是几乎每一条下面都跟着密密麻麻的攻击——伤害波及到了愿意替她说话的人，让她更加自责。

愤怒、绝望支配着她，不知道要去删除、举报，她顾不上，也不懂按钮在哪里。

抖音网暴治理运营郝哲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例，这正是网暴初期的典型困境——很多用户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主动举报、删评，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一键防护”的选项。

差不多就在那几天，平台客服的电话打了过来，提醒她可以打开抖音的一键防网暴功能，暂时隔离评论区。

她试了。评论区果然一片安静，骂声没有了，可支持的声音也没有了。她觉得这种安静特别不真实，心里反倒升起一股很强的对抗：凭什么他们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她偏不信，关掉防护，评论区重新开放。

她不想躲，想直面那些东西，觉得只要自己站住了，那些恶意就会退散。可后来她才明白，自己低估了这件事。

就像打开了一道闸门，谩骂、造谣如洪水般倾泻进来。她再也扛不住，整个人彻底垮掉。丈夫张毅把她的手机收走，强行替她断了网，把那个充满恶意的世界与丽丽物理隔绝开来。

张毅一直是在丽丽身后托底的人。性侵发生后，是他陪着妻子走过最难熬的阶段，用全部力气撑起这个家。他同样是那场侵害的间接受害者，可他从去年9月底开始，亲眼看着妻子被网暴吞噬，自己的抖音账号下也开始出现“能想到的最深的恶意”。这个从不喊累的人，也沉了下去。

他原本在一楼的书房，怕影响妻子，索性搬上二楼把自己关起来。从去年10月中下旬到12月初，他独自收集证据，每天从早到晚取证、分类、写起诉状。一开始还能看几条视频，后来干脆把声音关掉，只看字幕；再后来，连关于这件事的文字都不想再看。

“你往那个电脑前一坐，就已经绝望了。”张毅说。

两个多月，他几乎没跟妻子说过一句话。连崔丽丽的心理医生都察觉到他状态不对了，以前还会寒暄，那阵子只剩摇头摆手。

崔丽丽原本的心理治疗集中在被性侵和职场霸凌上，网暴砸下来的时候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来。她形容自己那阵子像是“癌症转移了”，觉得治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不想再治了。

她想过自杀，有次吞下了安眠药。

陷进去之后她才明白，网暴和过去那些具体的伤害是两种东西。心理医生告诉她，网暴发生时，她已经被剥离了具体的“人”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可被攻击的“标靶”。那些谩骂仿佛不是为了骂崔丽丽这个人，而是为了发泄对 “性侵受害者”这类群体的恶意。这种将个体“符号化”的暴力，让她和试图保护她的张毅，都陷入了巨大的虚无和无力感中。

最后是张毅强行把她拉了出来。两个多星期断网，几次集中的脱敏治疗，她答应他每天只在固定时间看一眼平台，他才让她重新接触。

她那时候开始相信一件事：这种力量，靠一个人是无法对抗的。

比恶意快一步

某种程度上，她从没有一个人在扛。

在二进制世界里，崔丽丽姓甚名谁不重要。对机器来说，她只是一个被系统判定为“互动行为异常”的用户。但两个时间点上，系统对她的“反应速度”，已经全然不在同一个量级。

2025年9月的那次网暴，抖音网暴治理团队介入时，事情已经接近登上了热搜榜，评论区里愤怒的声音与施暴者的情绪已经被引爆。“一旦形成规模，平台只能跟在后面追赶，相对被动。”郝哲说。

到了2026年4月，情况完全不同了。崔丽丽的案子要再次开庭，关于她索赔250余万元待遇的新闻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但这一次，在恶意刚刚冒头的时候，系统的主动识别就已经捕捉到了异常——新模型会在平台全量、全时扫描，寻找有关网暴的风吹草动。

丽丽无法察觉，那段时间，机器在她账号下自动处置了8轮。一边盯着负评数量的变化，一边把她的风险等级从中等动态上调，直到最高，每个级别都对应着不同的保护策略。

庭审前几天，平台运营的工作人员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会守护你”。当时她半信半疑，可一周下来，她发现自己的评论区的确清静了不少。去年那波让她崩溃的AI合成P图，一张都没出现；“仙人跳”“高端局”的说法还有，但少了很多。

两次的差别不在于“打击力度”，而在于“介入时机”。郝哲打了个比方：“过去是先起火，再去救。现在是前置的识别模型在风还没起来的时候就尝试切断势头，让火不要一下子烧起来。”去年9月份那种让她崩溃的集体围攻，这一次没有重演，是因为平台的反网暴系统在爆发前介入了阻断，恶评总量被明显压了下来。

反网络暴力公益微电影《下一个某某》

这种“清静”也让崔丽丽心里升起过一丝不安。她曾经选择死磕攻击者，把那些评论放出来，想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嘴脸。这一次，系统是在她还没看到那些恶评之前就动了手。她担心过，这是不是一种过度保护？

事实上，系统并不会一刀切地替所有人做主，它会综合判断一个用户对负面评论的“承受度”，来决定干预到什么程度。

等一切平息下来，丽丽再回头看，才意识到当时的“头铁”，换来的是更长的痛苦、更大的消耗。她终于确认了一件事：自己需要被保护。

在这两场风暴里，崔丽丽也学会了另一种应对方式。再遇到私密号的恶意攻击，她没有再像去年那样硬刚，而是直接删除、举报、拉黑，一气呵成。

“我不再跟他们耗了。”她说，这一次她真切地感觉到，平台跟她站在一起抵制网暴。

在数亿人中“打捞”受害者

丽丽也说不清，这份“站在一起”的感受，为什么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变得如此具体。

答案藏在抖音网暴治理团队后台的代码里。他们的解法是搭起两道筛子，把真正的网暴受害者从海量数据中筛出来。

团队算法工程师林浩杉，负责的是第一道筛子——“识别”环节。提起自己的工作，他会想起一组压力巨大的数字：抖音每天有数亿人次在平台上互动，真正陷入网暴的受害者可能只有极小一部分。算法要在大海里捞一根针，而且这根针“还会变形”。

用理解能力更强的大模型直接去锁定那根针，如今并不是做不到的事，但代价太大了。林浩杉打过比方：好比要找出病人，最直接的办法是把全城所有人都拉到专家门诊，但这显然会超出专家的接诊量。大模型确实聪明，但跑得慢，如果等它一层层扫完所有用户，时间会被拖得极长，前一个任务还没完成，后一个任务就积压着，系统稳定性会变差，受害者也根本等不起。

于是他用了一个更实际的办法，让一个没那么聪明，但跑得足够快的小模型先上场。它的任务不是理解每一句话，而是快速捕捉异常信号。如果用户突然收到大量评论、频繁删除自己的评论、主页被搜索，或者被人反复@，这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像红灯一样亮起。

因为门槛低、“网眼”大，被捞上来的账号里常常混杂着两类人：真正的网暴受害者和被误判的普通网友，后者可能只是卷入了一场争论，或被一句玩梗的话碰巧命中。

为了让这个模型“小而巧”，林浩杉想出了一个“用AI校准AI”的办法。他设计了一个离线的AI Agent，充当全天候的“复盘员”。那些被误判的案例，它会翻出来追问：小模型到底在哪一环看走了眼？是不是某个特征的权重放得太高了？发现规律就反哺回去，调整小模型下一轮的判断标准。

一遍遍循环下来，系统特征的精度逐渐往上爬。以前只有几十个有效行为特征，AI Agent自动开展了上百次试验，将“刻画”网暴行为的特征增加到298个，“翻了五倍。”

第一道筛子把“可能有事的人”捞出来以后，问题还没完：这些账号下的内容，到底算不算网暴？这才轮到第二道筛子。

第二道筛子是一个理解力更强的“大模型”，专门做深度研判。它要面对的是这几年形态越来越隐蔽的网暴。肉眼可辨的脏话谩骂并不难拦截，可现在没有脏字、披着嘲讽和玩梗外衣的攻击越来越多。某个女孩的视频里出现了一条带着吊牌的裤子，评论区突然涌入几百条“是不是快7天了”“赶紧退货吧”。单拎出来看，每条都不是脏话，最多带点调侃意味，但几百条指向同一个人的评论，就变成了围猎；一个女大学生，嫁给了外籍丈夫，评论区和弹幕里刷的全是“光宗耀祖”。四个端端正正的褒义词聚在一起，像一排无声的围栏，把人圈在其中。

丽丽的评论区和视频弹幕里，“高端局”“又穿上战袍了”总会刷屏出现。过去，这些会被系统识别为中性词，成为漏网之鱼。事实上，“战袍”是崔丽丽每次庭审时，刻意穿的那件当年被侵害时的衬衫，是她要跟这件事死磕到底的姿态。网暴者“又穿上战袍了，演给谁看？”的攻击，比谩骂更具伤害——它是对价值观的践踏，把一个人用来抗争的东西反手扎进她心里。

新模型能读懂的，已经远不止脏字。那些藏在表情包里的嘲讽、谐音梗，还有没有脏话的揶揄，都在它的识别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它把目光放到了更远的地方，郝哲管这叫“二度现场”。过去判断网暴，基本只看受害者发布的内容里出了什么事。现在系统会把那些散落在别处的攻击也抓回来：只要当事人曾在那个地方留下过痕迹，比如在其他媒体号下留言、在相关视频里发表过看法，系统就会去追踪那些评论区里的攻击。所有碎片被拼在一起，连成一条完整的攻击链。对丽丽来说，案发现场不再只是她的评论区，而是整个平台上所有指向她的角落。

网暴的花样翻得很快，模型很难比造梗的人先知道新词。崔丽丽9月份遭遇的那张AI合成P图，第一次出现时并不在模型的“字典”里。但当它成规模出现后，研判模型很快会举一反三，之后再出现的同类图片被直接拦截。

那些曾逼她吞下安眠药的恶毒评论，在4月这一次，还没来得及在她的评论区里蔓延开来，就已经被悄无声息地挡在了视线之外。

机器初筛，人做判断

但机器终究不是万能的。

林浩杉加入团队前，对网暴的理解更多停留在业务需求层面。他觉得算法工程师的职责就是接收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把它翻译成模型语言。可当他真正坐进每周一期的“看片会”——网暴治理团队内部定期讨论复杂案例的固定环节——才发现自己过去想得太简单了。

“看片会”上，二十多个人挤在会议室里，面前投屏的是数条争议巨大的评论。有人认为是正常的公众讨论，有人认为是隐蔽的人身攻击；有人觉得网暴的边界必须清晰，有人觉得生活化的表达需要灰度空间。算法工程师、运营、法务、公共政策研究员、产品经理坐在一起，各自带着不同专业视角把一条评论拆开揉碎地分析。

从“看片会”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不只是判断某一条评论“是”或“不是”网暴，还有理解“伤害”这件事本身有多么复杂。

有些评论连脏字都没有，但放到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它就是一把刀子；有些话单独看很难判定，但在某个群体的语境里指向同一个人的时候，它带来的压力会成倍放大。这些经验无法被简单地打包成需求文档交给工程师，它需要人先理解“什么是对一个人的伤害”，然后才能让模型去学习。

在看片会上积累的经验，没办法一点不漏地全交给AI。“AI只是一个很勤快的执行者，”林浩杉说，“它没有全局视角，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最快达到数学意义上的最优值，但缺少价值判断。”

所有的事情里，最需要人拍板的，是一道阈值的选择题。

在算法工程师的日常里，选择往往意味着取舍，网暴识别这件事也不例外——需要在“全不全”和“准不准”之间做权衡。

抖音的算法工程师们会用一个介于0-1之间的数值来定义模型在精准度和覆盖率上的综合性能，数字的一端代表着潜在被网暴的用户全部被识别，另一端代表着100%准确的识别率。理论上最均衡的数值是0.5，但他们最终没有选，而是选了偏向于“打捞”范围更大的0.17。

“在网暴的问题上，我们主动选择了一个偏科的分数。”林浩杉说。

这背后是一道很现实的数据算术。把识别的线往“准确”那边靠一分，被漏掉的潜在受害者就多几个。那些被攻击痕迹还不够明显、看上去不够典型的人，就会从筛子缝里滑走。

“我们宁可多覆盖一些没事的人，也不能漏掉一个真被网暴的人。”

机器把人找出来、给出风险评级建议后之后，剩下的就推回到团队这边。如何对每一个被系统标记的疑似受害者施以援手，都要经过人工最终判定。

高风险者会有人工外呼电话打过去。一通电话的目的，并不仅限于解决某个具体的技术问题，更在于打破受害者“孤立无援”的感知。

外呼员工在打电话之前会先做心理建设，要先了解对方为什么被网暴，看到那些骂他的话之后，他现在会是什么状态。有时要承受电话那头的剧烈情绪，沮丧、哭泣、愤怒甚至咒骂，但更重要的是把对方从极端情绪里拉出来，防止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所有外呼记录都会存进内部一个飞书群。处理的人贴出自己做了什么动作，沟通的人贴出当事人反馈。林浩杉也会从公开渠道去关注那些被找出来的受害者，“得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被护住了。”

他觉得，这种反馈比一个项目挣多少钱、拉多少流量要结实得多，“纯粹数字的反馈比较弱，人的反馈，更强。”

崔丽丽每天依然会上抖音，不过给自己制定了清晰的平台使用时间，在亲身经历了那场网暴后，她开始学着管理自己的社交习惯。

官司还在打，她依然在账号底下记录自己的进展，继续讲，继续治疗，继续被一些人质疑也被另一些人支持。那些和她一样在承受攻击、却没有人替他们说话的人，也正在被另一种方式看见。

如今，平台扫描的门槛已经降低了许多。过去只盯那些已经有一定声量的账号，现在只要三天内收到10条评论、一天内收到3条负面评论，或者主页被搜索、账号被@过，任意一个极小的信号，识别模型就会启动。门槛低到这个程度，意味着系统可以覆盖那些少有人关注、也很难出现在热搜上的人。

2026年4月开庭前，平台客服主动告诉崔丽丽“会守护你”。事后她反应过来，这不是一句漂亮的话术，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就像是那个无底黑洞里，终于出现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连接着一套夜以继日运转的庞大系统，在她在坠落到最深处之前，拽住了她。

她停止下坠了。那些还在黑洞里的人，也会有一样的可能。

作者：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