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孕妇，广东阳江人阿苹，肚子逐渐变得滚圆光亮，一个全新的生命，正在里面成长，等待着呱呱坠地。

每一个妊娠的妈妈，从确认怀孕那一刻起，都会对即将降生的孩子充满想象：孩子会长什么样，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阿苹也一样。但她不知道，与新生命的发育相伴的是，她自己的生命正一步步迈向危机。在未卜的命途中，她甚至不一定有机会和自己的孩子相见。

她的肝脏功能正逐渐丧失。大约16岁时，她就查出过乙肝，但她没有太在意。怀孕后的产检本可以帮她避免这场危机，但就像彼时许多传统乡村孕妇一样，她把生育视为一个无需干预的自然过程，根本没有做过产检。

直到有一天，她昏迷了过去。

其实昏迷前一个月，令人恐慌的迹象已经出现。阿苹眼底和皮肤逐渐泛黄，几天后，黄色弥漫全身。她被家人紧急送进广州一家医院，被诊断为“乙肝妊娠”，并发亚急性重症肝炎。

乙肝本就让肝功能衰退，怀孕又进一步加重了肝脏负担，后来这个重要的器官实在撑不住了，迅速衰竭。她的肝功能持续恶化，还伴随全身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合并严重产褥感染，并逐渐影响到肾脏功能。躺在病床上，阿苹全身呈现香蕉一样的黄。

两条性命危在旦夕，一个家庭风雨飘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专家被请过去会诊，结论是，必须马上进行肝移植。

在持续的昏迷中，阿苹诞下一女，3公斤，身体健康。分娩后，她立即被转移到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的手术室。

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

醒来已经是8天后。病床上，她摸到自己瘪下去的肚子，失声痛哭：“我的肚子怎么小了，我的孩子呢？”

丈夫把女儿抱过来给她看，她依然难以置信。抢过电话，她打给妈妈、婆婆，她们都证实了这一切。阿苹空白的8天记忆，这才补上了惊心动魄的一段。

8天，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走出了灭顶之灾。阿苹醒来那一瞬间，医学的意义，比任何描述都要具象和立体。

这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发生于2004年7月。中山三院的医生们创造了历史——全国首例产妇换肝。由于围产期的产妇生理、心理都较常人有很大改变，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已处于高度负荷状态，且机体免疫力差，容易导致各种感染，实施肝移植成功率极低，此前国外仅有零星几个成功案例，国内则从未有成功的记录。

此时，中山三院的肝脏移植团队刚刚成立不到一年。

健康的人们从来不会想到，医院里一个团队的诞生和成长会改变什么。2003年成立以来，中山三院肝脏外科暨肝脏移植中心已累计完成各类肝脏移植3000余例。今天，他们能把一块肝脏劈分为两段，移植给两个病人，而且“成功率100%”。他们还教会了更多医院的医生，用同样的技术去救更多的人。

持续20多年，这是一场苦海中的打捞，许多平凡人的悲剧被力挽狂澜；这也是一场医学与人文的交织演进，两者都在不舍昼夜的努力中，光芒闪烁。

主刀医生

时间来到当下，2026年3月19日晚，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院区。

每个人都在忙碌，一切又都安静得出奇。两台肝移植手术正同时进行。

与旁边的其他手术不同，两间手术室的门敞开着，隔着走廊相望，形成一个整体。医护人员密切配合，进行着一场分秒必争的精巧而紧张的战役。

战役的“指挥官”是杨扬，中山三院副院长，肝脏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高高的个子，任何时候都精神饱满。他戴上口罩，站上手术台，眼神严肃、沉稳。

肝脏移植中心主任易述红教授和他的同事，正在同时修整两块即将移植的供肝。与常规的全肝移植不同，他们要把一块肝脏劈成两半，分别移植到两个病人体内，即用一块肝拯救两个人的生命。

这是复杂到难以用文字解释清楚的移植手术，但对中山三院而言，几近家常便饭——这是他们的拿手戏，成功率为100%。

纪录片《生命的“分”与“合”》截图

正在进行手术的两个患者，已经在死亡边缘徘徊。一人患有肝癌，肝移植是唯一的选择，等待肝源近一个月；另一人是爆发性肝衰竭，被送到医院时完全昏迷，在ICU等了两天。

手术准备两天前就开始了。那天，一个健康的肝脏被分配到了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它来自一名40多岁的男性，他经历了一场车祸，医院宣布其脑死亡，家属同意捐出肝脏。

经过紧张而有序的供肝评估、患者匹配工作，这块供肝被评估为适合劈离，它将被劈成两段，同时救治两名患者。于是，手术当天上午11点30分，中山三院6名医护人员从广州出发，前往200公里以外的医院，从逝者身上将肝脏劈分、切除、保存，并运送回广州。

现在，分成两半的肝脏，被冰块包围着，放进了工作台的金属盆里。易述红和另一个医生要进一步修整它们。肝脏脱离人体，失去血液供应后，鲜红褪成了暗红。时钟秒针的每一次划动都像催促的鼓点，既要快，又要精确无误。

医生们一点点剪开肝脏表面附着的黄色脂肪，露出血管，再用细线一针一针穿过白色的血管壁，将其缝合形成新的管道系统。

两小时后，供肝修整完毕。

手术室的排班表

与此同时，在手术室内，医生们正在游离患者的病肝。伴随电刀嘀嘀的声音，伤口处传来轻微烧焦的气味，两名患者的肝脏被细致游离出来，仍通过门静脉、动脉和胆管与其他脏器连接在一起。肝脏已呈深褐色，其中一个还附着凸起的“气泡”状肿瘤，表明肝脏功能已走到尽头。

前期工作准备就绪，主刀医生杨扬、易述红分别走进两间手术室。

摘除病肝，移植新肝，两个步骤间的空白被称作“无肝期”。无肝期里，患者体内没有肝脏，肝脏周围的血管也被完全阻断，回到心脏的血流只有正常状态下的一半，内脏也因血流不通而淤血。无肝期如果太长，将损害患者的心脏、肠胃，有的患者可能在无肝期心跳骤停。

“门静脉阻断。”杨扬语气果断地发出指令，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双手。助手、麻醉医师、巡回护士，每个人都接连重复这一关键指令。它标志着无肝期的开始。

手术室里越发安静。

麻醉医师紧盯着患者的生命体征数据，巡回护士关注着补液情况，监测仪器的“嘀”声似乎加快了节奏，金属碰撞，电刀震动。褐色的病肝被摘除，放到手术台旁边的不锈钢盆里，新的半肝再次被细致修整、缝合，放入患者体内。患者体内的腔静脉，与新肝上的腔静脉口缝合起来。

整个过程持续34分钟，两个患者平稳、迅速地度过无肝期。但这只是移植的第一步。此后，主刀医生还要缝合门静脉、肝动脉和胆道。直到血管、胆道都吻合成功，血液终于得以重新灌入。肝脏从暗红迅速恢复成鲜红，金黄色的胆汁从胆管里涌出。这些变化意味着，手术成功了。在患者体内，半个肝脏开始参与整个身体的器官循环，发挥它的功能。

2026年3月19日，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院区，手术室内正在进行肝移植手术

一场劈离式肝移植手术，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把一块供肝同时移植给两个患者，要经过劈肝、切除病肝、修肝、移植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耗时，都关系到手术的成败。不同地点、不同团队的医护工作者，必须精密配合，才能完成一场生死时速的接力赛跑。

主刀医生杨扬和易述红离开手术台时，已是凌晨3点。那天，全国多家医院的肝胆外科医生通过直播镜头观看了这两场手术，医生们在直播中互相交流，学习手术的先进经验。

对于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的医生们而言，这一切均是常态。

22年前，阿苹接受肝移植手术时，主刀医生还是杨扬的老师——时任中山三院院长、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的陈规划教授。2003年，48岁的陈规划从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到中山三院担任院长，也把他带领的肝移植团队带到中山三院，和这里的外科医生一同组建了肝脏移植学科。

这并不是一次欢声笑语的揭幕，而是一个艰难使命的开端。在此之前，中国的肝移植已经走过了一段漫漫荆棘路。

肝移植手术前，患者在接受检查

1990年代以前，中国肝移植发展起步不久，手术台充满凶险。手术技术、配套药物尚未成熟，接受手术的患者大多已接受过多种治疗，走投无路才选择移植，身体状况“极度糟糕”，全身功能衰竭、凝血功能崩溃，“扎针都会出血”，因此手术中需要大量输血。

“几乎每一台手术都是‘血流成河’，（医生）要戴着防水防血的围裙，穿着雨靴，站在一个小踏脚凳上，不然脚都泡在血里。”杨扬在1997年成为陈规划教授门下的博士生，对当时手术室的场面印象深刻。

20世纪50年代，世界医学界便开始了肝移植手术的探索，但起初手术成功率普遍偏低，患者在术后很难存活。

杨扬说，在国际范围内，初期的肝移植成功率极低，患者基本都很快就离世了，“过不了排斥这关”，到70年代基本不做肝移植了。而据《中华肝胆外科杂志》1999年发表的论文《论我国肝移植现状与发展》，我国肝移植手术始于1977年，至1983年的7年间，全国共施行57例，但存活半年以上仅6例，半年存活率为10.5%。根据中国肝脏移植科学注册系统的数据，1990年代我国的肝脏移植患者一年总体累积生存率只有40％左右。

当时，在痛苦中死去，是大多数终末期肝病患者的命运。

纪录片《生命的“分”与“合”》截图

当生命的钟声敲响倒计时，躺在病床上的人们，从1岁以下，到年逾花甲，大多四肢干瘦，皮肤蜡黄，严重者黄得发绿，腹部因积水而胀大，不得不插管排水。有人需要反复进入ICU，每天在意识模糊中度过。

许多人在等待，等待一场技术的突破，等待一个救命的主刀医生。

1990年以来，中国肝移植发展迎来“第二次浪潮”。麻醉技术逐步成熟，更重要的是新型强效免疫抑制剂得到广泛应用，排斥问题得以解决。

这意味着，为重症肝病患者解除痛苦的时机到来了。一批在国外进修过器官移植技术的中青年学者回国，为当时中国的肝移植注入迅速发展的动力。

中山三院的肝移植团队，顺势而起。一批技艺精湛的主刀医生，在这一浪潮中成长起来。如今已是中山三院副院长的杨扬，便是其中一员。

中山三院副院长、肝脏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杨扬

一个主刀医生的成长，从“围观”开始。最初，作为学生的杨扬，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只能站在手术台周围，踮起脚尖，伸长脖子，视线越过正在做手术的医生、助手的肩膀，努力看清手术的每一个细节。

看了一段时间，才能担任助手。“助手还分为一助、二助、三助。”学生们先从三助、二助开始，做点简单的工作，比如帮忙用工具把患者的腹腔撑开，或者帮主刀医生剪断手术线，拿着纱布为患者止血。尽管能做的事情有限，但三助、二助离手术更近，可以专心观察学习。再后来，学生可以站到主刀医生的对面，成为主要助手。熟悉助手工作后，才能拿上手术刀，做一些简单的手术。

20多年前，杨扬刚刚拿上手术刀时，陈规划和他调换角色，自己成了“助手”，随时指点，防止纰漏。

杨扬记得，2000年前后的手术刀已经是电刀，拿在手里有分量，边缘反射着手术灯的白光。患者的肝脏与周边其他组织，就是被这把手术刀，细致地游离开来。那是一种比绣花还精细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到周围血管，导致出血。仅仅是将患者的肝游离出来，往往都要花费两三个小时。

薄薄的手术刀，却有千斤重。

终于有一天，杨扬独自站上了手术台。忐忑与兴奋交杂，他看到老师陈规划像往常一样，穿好无菌手术服，搬来一张板凳，坐在台下，目光越过台前的其他医生、助手，不近不远地投向手术台中央。

直到杨扬结束手术操作，抬起头来，发现不知何时，老师已经悄然离开。那时他知道，老师放心了。

如今，杨扬已经能够在每一台手术中胸有成竹。他不仅是主刀医生，也是助手、学生们的老师。

2026年3月19日，中山三院副院长、肝脏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杨扬（中）正在进行肝移植手术

2014年，他带领团队为出生仅25天的婴儿实施了供肝捐献手术，这也是当时国内最小年龄的捐献者；2018年，团队接收了一块4岁8个月的儿童捐献出的供肝，将其劈离后分别移植给两个患儿，被劈分后的半肝仅成人手掌大小、重量仅200克；2019年，团队开展了世界首例低龄儿童供肝完全左、右半肝劈离式肝移植……20余年间，杨扬主持或参与了3000余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

一个医生的成熟，往往要花费四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个团队的突破，则是一代代医生之间的技术传承。

传承，让他们走得更远。

“在豆腐上手术”

在团队技术不断进步、成熟的过程中，一个比成人肝移植更为复杂的问题浮现出来——儿童肝移植。

婴幼儿的体重往往只有几公斤，小巧又脆弱，在医学界，儿童肝移植被比作“在豆腐上手术”。这种手术更难，意味着孩子得到治疗的机会更少。

杨扬看到，这些患儿情况不一。其中约2/3因患有先天性疾病导致肝功能衰竭，例如先天性胆道闭锁，或遗传带来的代谢性疾病；另一些则是因服用药物、病毒感染、肿瘤等后天因素，致使儿童肝功能衰竭，或是肝脏代谢受到影响致使全身代谢紊乱。

2010年以前，全国范围内的医院都较少开展儿童肝移植，只有北京、天津、上海的一些医院经验较为丰富。杨扬回忆，当时中山三院的肝移植团队每年开展儿童肝移植多则10例，少则5例。“广东甚至华南地区，很多需要接受肝移植的儿童患者，都要跑去北京、天津和上海治疗。”

许多家庭不得不反复“北上”，为了治疗和复查而高频率奔波。路途的遥远，加上治疗费用带来的经济负担，很多家庭被压垮。一些家长在无奈之下，选择放弃孩子的生命。

纪录片《生命的“分”与“合”》截图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3000至5000名儿童由于各种先天疾病导致婴幼儿终末期肝硬化，在肝移植手术成熟之前，90%的患者在1岁以前就会死亡。

现实常常令人心碎，也因此催人奋发。

早在21世纪初，中山三院便积极开展儿童肝移植。2003年肝移植团队成立之初，一名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儿童就在这里接受了肝移植，团队一直随访追踪他的情况，如今这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结婚成家。

2014年，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组建了专门儿童肝移植团队。

技术难题之外，儿童肝移植的供肝短缺问题也同样棘手。活体亲属供肝是儿童患者的主要供肝来源：从直系亲属的身体里，切取一小块肝脏移植给孩子，是他们活下去的选择。

“割肝救子”的故事常常令人热泪盈眶，但要完成它却并非易事。有时父母的肝脏与孩子并不匹配，有时匹配了，供肝质量又有问题，比如父母经常会查出脂肪肝，此时就需要漫长的等待，等待父母通过不断的体育运动让肝脏回归健康。

纪录片《生命的“分”与“合”》截图

驱使父母一往无前的是亲情之爱，让医生们无法自外的，是对爱的共情。他们能做的，就是百折不回，攻克技术难关。

如何维持手术中孩子体温的稳定，就是一道艰难的门槛。

作为主刀医生，杨扬和同事们需要打开儿童患者的腹腔，暴露出肝脏，同时还要给患者输液，补充液体药物，这些操作都可能造成孩子体温迅速下降。与此同时，亲属捐献的部分供肝一般被保存在0-4℃的低温环境中，如果直接放入36℃的孩子体内，体温会迅速下降。这成了最棘手的难题。

接受肝移植的孩子大多体重很轻，最小的只有几公斤，相比于几十公斤重的成人患者，儿童的体温波动更迅速。而体温对于维持全身的器官功能至关重要。“如果人在野外，或是溺水，体温下降到了32℃，心脏很快会出现室颤，甚至停跳。”杨扬说，“手术过程和输液都会干扰患者的体温，那么我们就得思考如何让干扰降到最小。”

他们尝试了很多方法。手术台上会提前放好加热垫，让孩子躺在上面，除了腹部暴露出来，孩子的手、脚、头颈部都得包裹起来，“几十厘米高的小孩，被包得严严实实”。输入孩子体内的液体药物，也要提前加温。手术室里，麻醉师和护士时刻盯紧监护仪上的数字，密切关注体温波动。

手术室里的监护仪

杨扬解释，儿童肝移植的手术过程和成人肝移植相同，但操作难度大很多。一个几公斤重、几十厘米高的孩子，血管比成人细很多，“有的可能直径都不到一毫米”。

医生们要穿针引线，把孩子的血管和供肝上的血管缝合。“每一针都很重要，一针缝得不好，血管可能就缝窄了，就会产生很多并发症，甚至会导致移植失败。”

手术台上，杨扬和同事们常常要用上放大镜甚至显微镜。纤细的不只是孩子的血管，还有针线，“不用放大镜都看不见”，有的线只有头发丝的几分之一粗细，必须借助显微镜才能看清。吻合门静脉最快，大概需要5分钟，吻合腔静脉，则要10分钟左右。最复杂的是肝动脉，最细小，有时还分为好几支，每一支的吻合都得花上几十分钟。

“要把它缝牢，还不能因为缝合导致它内径变窄。”杨扬说，每次精细操作结束，眼睛都累得难以名状。

纪录片《生命的“分”与“合”》截图

需要呵护的不只是孩子，还有捐肝的父母。活体供肝移植手术的特殊之处在于，要从一个健康人的体内取走一部分肝脏。最大限度地降低并发症概率和减少损伤，确保供体安全，是活体供肝移植的第一原则。

过去，从亲属体内切取部分肝脏，都是开腹手术。随着腹腔镜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2023年5月，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成功实施全腹腔镜下活体供肝切取。这是华南首例，中山三院也成为国内少数掌握这项技术的医疗机构。手术中，杨扬和同事们只需在供者的腹部打几个直径约1公分的小孔，利用腹腔镜等器具通过小孔切取部分肝脏，最后在耻骨上方切一个小口，把肝脏取出来。

用腹腔镜取肝，不仅要把肝脏切下来，还要保证切下的肝脏能够完好地移植给孩子。“目前活体供肝移植，我们已经全部采用腹腔镜取肝，成功率是100%。”杨扬说。

100%，这是对拳拳父母心最庄重的珍惜。

一肝救两命

困住终末期肝病儿童的，不只是肝移植技术。更大的难题在于供肝短缺。

即使有活体亲属供肝这一途径，很多患者家庭依然没有机会。父母的肝脏可能和孩子不匹配，或者存在其他疾病达不到捐肝要求。与此同时，亲属捐肝是要对一个健康人进行肝脏部分切除手术，有一定的并发症和死亡风险。受体移植后仍有可能死亡，这在医学上容易理解，但供体死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即使风险降到最低，术后的休养、照护，对于一个已经为疾病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家庭来说，是另一重打击。

纪录片《生命的“分”与“合”》截图

根据《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等现行法规，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因此，如果没有亲属捐献供肝，等，就成了患儿的唯一选择。即便等到了，供肝大多来源于成人，对儿童来说太大了。同时，从几个月到十几岁，儿童的体重差距很大，对肝脏的要求也不一样。

孩子太小，要等待年龄、体重相仿的孩子捐出肝脏，有一种“天荒地老”般的不确定性。但孩子们等不起，一些患者处在急性期，挽救的时机只有一两周。

杨扬和同事们见过很多等不到肝源的儿童患者。

“你就看着他昏迷不断加重，脑水肿起来了，瞳孔逐渐散大，反应越来越迟钝，后来自主呼吸也没有了，但是没有肝，没有办法。”易述红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个变化过程中，孩子以及家人所承受的身体的和心理的痛楚。

2026年3月19日，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易述红教授在查房过程中与做完肝移植手术的儿童互动

“有肝了吗？”经常是患儿家长看见医生时说出的第一句话。

2020年，嘉怡便在中山三院等待一块与自己匹配的供肝。那年，她7岁。

出生不到一岁，她被诊断出患有“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一种先天性疾病。辗转多家医院，接受了两个月化疗，后依靠长期服药，控制住了病情。但安稳的生活只过了几年，嘉怡的肝脏一点点硬化，她开始频繁吐血。

一个早晨，嘉怡快要去上幼儿园，突然感觉自己不想吃饭，想吐。她走进厕所，感觉变得强烈，然后吐出一团血，还有“不知道是什么的黑色东西”。这是她记忆里第一次吐血。“我不敢相信自己还会吐血，就想我是不是要死掉了。”

嘉怡妈妈记不清跑过多少次急诊。一次嘉怡在凌晨两三点吐血，父母叫了网约车，司机看到一个消瘦的小孩，脸色惨白，嘴里不断往外吐血，不敢接，直接开走了。他们叫了三辆车，才终于遇到一个愿意送他们的司机。

2020年冬天，嘉怡被转入中山三院，医生建议她接受肝移植。父母起初有些犹豫，而嘉怡的病情已经不容等待。那几个月，她几乎每周都会吐血、被送进ICU。ICU费用高昂，血止住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家，“出来第二天又进去了”。

反复十几次后，嘉怡虚弱到走不动路。父母决心让她接受肝移植，嘉怡爸爸的肝脏与嘉怡匹配，他想用自己的肝救女儿，这样更快、更保险。可嘉怡妈妈、家里的长辈，甚至公司里知情的领导，都来劝阻。嘉怡爸爸的工作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过去为了给嘉怡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如果爸爸动了手术，需要长时间住院恢复，家里很难再支撑下去。“他内心挺挣扎的，后来也哭了。”

就这样，嘉怡进入了医院的等待名单。

接受肝移植三年后，嘉怡在中山三院复查

在中山三院，每天大约同时有100个病人在等待肝源。医院根据病患的胆红素、血肌酐等指标，对终末期肝病患者的病情进行评分，病人在排队名单上的位置与评分高低有关。评分反映了病人在等待期间的死亡率，和术后的存活率。

有感于供肝短缺的现实困境，中山三院肝移植团队在陈规划教授的带领下开始探索解法，把目光转向了当时在国内尚未成熟的劈离式肝移植。

肝脏供需的矛盾，儿童供肝的短缺，不只存在于中国，也是一项世界性难题。

1981年，两名法国医生尝试开展世界首例减体积肝移植，将成人供肝修剪至合适的大小，再移植到儿童体内，此后逐渐成为儿童肝移植的标准手术方法。但在缓解儿童供肝短缺的同时，减体积移植没有增加供肝数量，反而浪费了供肝的其他部分。直到1988年，德国医生实施了首例劈离式肝移植手术，成功将一个供肝劈离成左外叶和右三叶两部分，分别移植给一名儿童和一名成人。

“一肝两受”，首次在手术台上成为现实。

我国的第一例劈离式肝移植手术开展于2001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李宏为、彭承宏团队，将一块肝脏劈分移植给两名成年女性患者。此后，我国其他医院也有零星开展劈离式肝移植的记录。数字精确地印在杨扬的脑海里：“一直到2015年，我国肝脏的劈离率只有1%上下，不到2%。”

解法早已浮现，但仍未找到合适的土壤。2015年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献制度。制度与技术等多种因素限制下，劈离式肝移植在国内始终无法成规模开展。

截至2026年6月11日，我国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数为66841

经过长期试点后，2015年，我国实现了供器官来源的根本转型，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体系的建立，为规模开展劈离式肝移植手术提供了机遇。

陈规划教授解释，制度的变化，意味着供肝的状况更加可控。劈离式肝移植要求术前对供肝进行全面评估、精准匹配，术中精细操作、多学科团队配合，这样才有助于减少移植后的并发症，提高患者存活率。制度的完善，为劈离式肝移植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中山三院的第一例劈离式肝移植手术开展于2014年。共享同一个供肝的，是14个月大的婴儿小熙，和一名51岁的中学教师。在陈规划教授的带领下，杨扬和易述红担任主刀医生，花费10多个小时圆满完成手术。手术第二天，小熙就吵闹着要喝奶，他原本皮肤发黄，术后黄疸指数下降到了此前的五分之一，“肤色看起来漂亮多了”。中学教师的恢复也很迅速，术后不久就能下地行走。至今，这两名患者仍然健康存活。

作为我国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肝脏移植中心，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承接了区域内很多终末期肝病患者。面对这些患者的等待，劈离式肝移植成了一条必须要走的路。

制度、技术与需求的拼图，终于在这里紧密吻合。2019年，中山三院儿童肝移植手术达到100例，院方为患儿家庭举办了一次“新生庆典”，邀请患儿家庭分享自己的就医经历。此时，中山三院完成的劈离式肝移植例数已经位居全国第一。

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

“目前，我们的肝脏劈离率已经超过30%，同时劈离的成功率与活体肝脏移植达到了同样的效果，5年的生存率超过90%，甚至超过了全肝移植的疗效。”杨扬说。

劈离式肝移植的成熟，大大缩短了儿童患者等待肝源的时间。

2023年，不到1岁的羽宸在中山三院确诊为先天性胆道闭锁，需要接受肝移植。等待肝源期间，逐渐衰竭的肝脏在他体内引发炎症，他每隔几天就发烧，有时高烧接近40℃。有时候，胆汁的淤积引发腹痛，他还不会说话，只能用哭闹来表达。父母能做的，就是带他去医院打点滴、吃退烧药，暂时控制体温，熬过等待。

乐乐和他的父母同样经历了等待的煎熬。确诊先天性胆道闭锁时，乐乐只有3个月大，当时他的病情较为稳定，父母决定先等一等肝源，实在等不及了再自己捐肝救孩子。

大概一个月后，羽宸和乐乐都等到了供肝。羽宸和另一个成人患者共享了一块肝源。乐乐也与另一个患者共享肝源，但他们的供肝更为特殊，它来自一个1岁10个月的逝者，这也是全世界年龄最小的接受肝脏劈离的供体。如今，乐乐平安地迎来了1岁生日，羽宸也已经快满4岁。

羽宸和另一个成人患者共享了一块肝源，如今已经快满4岁

术后住院一个月，乐乐可以回家了。乐乐爸爸接到通知，从汕头赶来接孩子和妈妈。他记得那天特别开心，开车回家的高速路上，每一个休息的间隙，他都给乐乐拍个视频，发给家里人看。

视频里，乐乐和普通的婴儿一样，有时笑着，有时哭闹。藏在他身体里的病痛，好像都被医生赶走了。

“做大医”

劈离式肝移植技术的成熟，不仅是解决儿童肝移植难题的有效办法，技术进步同样惠及苦苦等待供肝的成年患者。

2023年，张成在中山三院接受了劈离式肝移植。

张成接受肝移植后在中山三院复查

起初，他只是肚子不舒服。在家附近的诊所，医生把了脉，说是风寒感冒。张成吃了一周的感冒药，没有效果，他又去当地的大医院抽血检查，其中一个指标很不正常。医生说，那个数字和肝有关。

一个月里，他瘦了接近20斤。在ICU，他每天游走在意识丧失的边缘。一次清醒过来，摸到床边的护栏，看见身边照护自己的护士，他以为自己被绑架了，吵着让人拿来手机，打110报了警。

哪怕在清醒的时候，他也总觉得自己身处一个迷幻的世界，无法准确感知周围的一切。在ICU住了整整一周，他都记不起这个重症病房的样貌。

2023年3月，张成从家乡惠州来到了中山三院。他的肝硬化状况较为危重，医生建议他接受肝移植手术。他没有花太长时间等待，半个月后，他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和另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一起，共用了一块肝脏。

从手术中苏醒过来，张成发觉浑身轻松了不少。回到家，他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开直播唱歌，向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现在他已经和每个普通人一样，能慢跑锻炼身体，也能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处转悠。他正在学习电工知识，准备考个电工证，工作、赚钱、养家。

很多人和张成一样，“去鬼门关走过一遭”，又在中山三院手术室被拉回人间，回到生活的正轨里，得以重新想象自己的未来。在中山三院，平均每月开展肝移植手术约15例，每年则有150至300例。人们看见的是，他们病危了，他们又回来了。

现在张成已经和每个普通人一样，能慢跑锻炼身体，也能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处转悠

而在看不见的地方，知识、技术的量变持续积累，一俟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医学突破。“双成人劈离式肝移植”，是中山三院肝移植团队对救命技艺的再次革新。

传统的劈离式肝移植，大多是把肝脏切成“一大一小”——大的右三叶给成人，小的左外叶给孩子。而当两个成人患者都需要供肝时，双成人劈离就得把肝脏从正中间一分为二，最大难点在于肝中静脉——它只有一条，却要同时满足左右两半的血液回流。传统方法中，若把肝静脉分到左侧，右侧就要用其他血管“修修补补”，容易使肝脏淤血。

在一次次临床的摸索和实践中，杨扬带领团队研究出一种新的方案：将肝中静脉沿正中间纵向劈开，再用捐肝逝者的血管组织做成“补丁”贴合上去，把一条静脉改造成两条各自独立的通道。这就好比把一根共用管道剖开、补上另一半，左右两侧都有了专属回流路径。

从此，只要肝脏大小合适，无论静脉分支多复杂，中山三院都能安全劈分给两个成人。

对于中山三院的肝移植团队来说，磨炼自身的技术，远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带动整个医学界的肝移植学科共同发展。杨扬称之为“做大医”：“你自己做，你只能做一个（患者），教会100个医生做，就能做100个（患者）。”

团队致力于把活体供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的技术标准，推广到更多医院和手术台上。“临床医学学科建设的顶尖目标，就是让尽可能多的患者受益。”

纪录片《生命的“分”与“合”》截图

多年探索，在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积淀为一套劈离式肝移植技术体系，囊括供肝评估、手术实施、围手术期管理等各个环节的技术细节。医生们总结、编写了国内首部《劈离式肝移植》专著，成立华南劈离式肝移植联盟，连续举办5届全国学习班。

早期来中山三院进修的肝移植医生，很多只是为了“拿证”，因为没证就不能做器官移植手术。杨扬说，现在不一样了，“（医生们）可能已经会做了，也有证，但是他还来（中山三院）专门学劈离移植或者儿童移植，他们是来提升的”。

一些外省的医院主动向中山三院提出需求，碰上适合劈离的肝脏，他们愿意和中山三院共用，在劈肝的过程中学习技术。有些医院的医生则会主动飞到广州，现场观摩中山三院的劈离手术、学习术后管理的细节。杨扬知道，对于外科医生来说，现场非常重要，“眼见为实”，所以有时也会邀请前来观摩的医生一起上手术台，操刀实践。

经验从中山三院，传播到广州市更多的医院，再到中山市、佛山市，甚至抵达了更远的四川、广西。劈离式肝移植的核心技术，在全国半数以上的肝移植中心得以推广和应用。在全国，劈离式肝移植也开展得越来越多，21世纪初，我国供肝的劈离率不到2%，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0%左右。

由黄洁夫主编、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4年，我国共有超18万名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其中肝脏移植等待者约2.5万人。与之相对，同年完成肝脏移植的患者仅为7188人。供与需的缺口，广泛存在于我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落入缺口之间的患者，无一不经历着病痛的煎熬。

纪录片《生命的“分”与“合”》截图

中山三院肝移植技术的推广，努力缩小着这一缺口，让更多人脱离苦海。按照当前数据，保守一点估计，如果每年有6000个供肝被捐献出来，劈离率每上涨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其中60个供肝每个能多救一人，那么就有约60个患者和他们背后的家庭得以保全。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病人之苦，就是医生们的动力。

“要做‘大医’，而不是满足于做一个小医生。”这是他们口耳相传的信念。

在信念驱动下，医学技艺就像一朵蒲公英，和风轻拂，一粒粒种子飞旋扩散，远播他乡。

（除杨扬、易述红、陈规划外，文中受访者皆用化名）

作者 | 祝越

摄影 | 郭嘉亮

编辑 | 何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