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30岁,还不像个大人,我们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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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09 2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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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邓鹭下定决心裸辞。此后长达一年的gap时间里,她频繁觉得自己像漂在海上,且不知靠岸何处。悬而未决的人生状态,给她带来了过多的生长痛,有时候她会呆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反刍自己的辞职决定。

通过不断地刷社交平台资讯,28岁的邓鹭第一次知道了怎么去定义自己的迷茫:她正在经历所谓的“奥德赛时期”。

“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来源于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书里,主角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被迫在海上漂泊了十年才最终归家。而在今日的互联网里,人们用此比喻当代年轻人从青春期过渡到成年阶段时(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会经历的那段前路未知的路途。

这是一种混沌的心理状态。在30岁焦虑前徘徊的年轻人,职业与婚育尚未按照社会时钟“正常推进”,无法达成“三十而立”,一切都是“不确定”。

《迟开的向日葵》剧照

邓鹭对“奥德赛”的感受有些复杂。先是抵触,“因为它和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有点刺痛我”,而后带给她的,反而是安慰。

因为在临近三十的年龄时段里,邓鹭常常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混乱中挣扎,“但是这个词出现后,会让人觉得好像是我的确到了这个阶段,不是我做了什么选择,才导致我陷入了这样的混乱中,而是大家都一样”。

邓鹭无可奈何地陷入了“不知为何而前进却必须要前进”的混沌状态之后,很想知道,自己如何才能从这样的泥沼中爬出来,在不稳定的世界里寻找到稳定的精神状态?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真的要一直做这份工作吗?”27岁这年,邓鹭一直在疑虑。

彼时,她抬头是上级的混乱管理,低下头则在找不到意义的工作里打转。在一件又一件的工作待办事项里,疲惫感陡升,她选择停下来,以为这样就能知道,自己想要过怎样的人生。

但辞职后,答案没有浮现。更糟糕的是,当28岁来临时,邓鹭发现裸辞导致自己心中的恐惧在不断放大——她恐惧重蹈妈妈的覆辙。

妈妈的人生不算顺利,“每当爸妈遇到机遇想要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出一些事情,让他们没有办法往上走”。做生意被人骗,生病被公司抛弃,开店创业没得好结果,最终失去社会身份而彻底回归家庭的妈妈,把一切坏运气归因于当初没选择一个安稳的体制内工作,这一连串遭遇让她变成一个过分焦虑的人。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恐惧一体两面地包裹着邓鹭,她既怕自己做错选择,又怕自己失去了承担错误选项代价的能力,“输了就跑开”。

读书时,邓鹭从来不相信这样的命定论,在每道题都会做的年纪里,她总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接受、面对、经历,最终自己会克服。

工作了两年多以后,邓鹭渐渐理解现实。当一个人出现了低谷期时,“你不能完全怪个体。比如,2019年时有很多快递员、外卖员开始写自己的自传,他们不被社会认为是成功者,但同样过得很坚韧、很努力,最终过上的仍然是相对挣扎、不稳定,也不会被人羡慕的人生。你不能去怪罪他们”。

985高校硕士的头衔,没有给邓鹭带来更多与世界叫板的底气与勇气。她时刻记得自己去上海参加保研面试时读到的那则“985高校毕业后在家里蹲废了”的新闻,“被兜住的所谓很精英的人生,和滑落之间,那层纸非常薄,就是一个闪念,一个崴脚,就可以一路滑下去”。

《未知的首尔》剧照

因为有自己的人生在前,妈妈极其希望邓鹭,凭着她的高学历,去搏得一个体制内的安稳工作,赶紧和低学历男友分手,找到旗鼓相当的新男友结婚,“不然就成了三十多岁的老女人”,但从未关心过,现男友是否对邓鹭好。

带着这样的期望,在离职之后的日子里,妈妈会试探她的想法,“既然第一份工作找错了,你想进体制内吗?”为了安抚妈妈,邓鹭通常会回复自己并没有放弃这个选项。询问次数一多,邓鹭开始说自己也可以顺着妈妈的心意走。

本来邓鹭并不觉得裸辞、非体制内、28岁未婚是问题,“但如果他们(亲人)觉得是问题,我必须花精力去安抚他们的忧虑,这件事就会给我压力”。

她知道,社会框架给像她这样“漂泊”的人规划了一个岸,“如果你愿意走一条稳定的路,那么这个岸是很明确的,就是进体制内然后成家。”父母相信这个岸,周围的朋友也不乏上岸者,但邓鹭不要这样的人生。

《没有工作的一年》剧照

迷茫就在这时出现了,如果不要与社会期望相符的人生,又要创造一个怎样的人生?

在没有找到答案的日子里,邓鹭过得很辛苦,她常回想起小学时的一个下午。那天她从爸妈那里拿了5块钱,吃完了一包辣条后还能再买一个甜甜的雪糕。她就坐在家门口的楼梯上,吃完了雪糕上最后一小口巧克力,觉得“好舒服,我要记住这一刻”。

享受此时,不要太多也因此不忧愁明天的一刻,她记到了28岁。

“杀不死我的一直在杀我”

2025年11月,26岁的张小麦从北京辞职,带着小猫重新把家安在了上海。

和邓鹭不同的是,张小麦辞职是为了求得一个度过奥德赛时期的解法。

在7月到8月这段时间里,她一度觉得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坍塌了。“工作上(被迫)换了新岗位,和我的职业规划不符;家人生病住院需要我拿主意,亲近的人相继换工作换城市,我身边的安全感一下子少了很多,人生全方位动荡。”

《世界的主人》剧照

命运推了张小麦一把,让她不得不开始思考,“接下来我到底要怎么选,往哪个方向去,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她挣扎了一段时间,甚至想过先把工作稳下来,就在新岗位上干下去,至少给动荡的生活留下一个支点,毕竟新岗位的技能不难掌握,她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张小麦很快发现问题,时间都被焦虑占满,新岗位也无益于自我成长。

如果要给自己找一个精神坐标,张小麦觉得自己在公司里遇到的第一个mentor是她想成为的大人,是很标准的理想化自我。“她是一个能够整合各方面资源,在公司内部非常游刃有余,也能很灵活和外部供应商打交道,自我的生活非常平衡,日常生活有很多自己的放松方式。我很想成为她”。

而去到新岗位,张小麦发现自己的新mentor是一个无法平衡工作与生活,且脾气暴躁的人,和她理想中的自我偏差非常大。

《未知的首尔》剧照

当时妈妈的病情稳定下来,好朋友在别的城市也稳定下来,张小麦刚刚进入内心的短暂稳定阶段,但工作再次让她发生动荡。

“难道以后要往上走,我就只能成为她(新mentor)吗?”张小麦不想信这个邪,何况这份工作要付出的心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负荷。

在2025年的末尾,张小麦离开北京,还是辞掉了这份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的工作,她告诉家里人,等春天来了再求职。

但辞职并没有完全解决她的困境,新的同辈焦虑又来了。到了年底,张小麦身边工作着的朋友们开始年终复盘,有人晋升,有人拿13薪、16薪年终奖,“那个时候我有种大家都在拼命往前,但是我却停下了的感觉”。

张小麦再次陷入痛苦,程度不亚于辞职前夕,她一度成天躺在沙发里面,只是刷视频,想要通过大量的信息把自己填满,缓解焦虑,“结果越刷越焦虑”。

《所有人都在与自己的无价值抗争》剧照

她重新整理思路,在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些有相似经历的博主。其中有一个,和张小麦一样,也是从大厂离职后开始兼职打工,同时做自媒体,慢慢积累到几十万粉丝,“我很喜欢她那种生活静静流淌着的感觉,在她的激励下,我的心态也开始慢慢变得稳定”。

随后,张小麦也开始探索自媒体。“剪第一个视频的时候,技术还比较稚嫩,因为以前确实没学过剪辑,都是我重新开始学的,后来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次剪一个视频,都要比上一个好,看见自我在成长,就会慢慢平和下来”。

不过,张小麦觉得自己还没有度过奥德赛时期,仍然不断有新问题找上门,“一直有种‘那些杀不死我的一直在杀我’的感觉,只是慢慢地解决问题,然后越来越接近一个地方(理想中的自我)”。

首先是自媒体收入不稳定的问题。3月,张小麦回到北京复查肺结节,医生告诉她需要再做一个检查,不能报销。自费8000元。她突然又觉得天塌了,“因为对我来说,这不再是以前那样,我用一个月工资就能付得起的感觉”。

而后,仍然是如何向家人解释的问题。外婆担心她的状态,常打电话询问“今天过得怎样”“最近缺不缺钱”。每逢此时,张小麦都会有些难过,“和外婆实在代沟太大,他们的年代里没人会这样做,大家还是会觉得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行”。

承诺开始找工作的春天已经到了,但张小麦已经想好,不再找工作。她想着,要尽快让收入更加稳定一些,这样才可以用事实向家人证明,自己是没问题的。

和邓鹭一样,她也很难描述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自媒体做久了,会不会不喜欢?我也不知道,反正当下是喜欢的”,张小麦决定就给自己的人生做排除法,一点一点把不喜欢的选项挪出去,“过到最后什么样,我的人生就是什么样”。

《慢行列车》剧照

在上海的新家里,张小麦发现自己的小猫变得更有安全感,也更加活泼了。从前在北京,张小麦上班前关门那一瞬,小猫会因她离开而大声哀嚎,叫声响彻整栋楼;如今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张小麦出门,都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声音。

“辞职之后,陪伴它的时间更多了,所以它知道,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在上海,张小麦和小猫都过得很幸福。

有时候,张小麦觉得处于奥德赛时期是一种很幸运的状态,“因为它就意味着人生还没有定型,不是在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也没有丧失对探索的欲望”。她不想郑重其事地过人生,更愿意把它当作一场刺激也不知道下一步如何的游戏。

有得选是一种幸运

27岁的禾晴已经很久没有迷茫过了。

过去的5年时间里,她一直践行着自己认可的观念,“不多求结果,但多求过程”。她找到了自己的定海神针,接受了如奥德赛一般“长久漂流”的状态。

时间倒回到2019年,这年10月的某个夜晚,禾晴和哥哥坐在家里聊了接近两个小时。那时她有满腹的疑问,在出国留学、回家找工作等等人生选项前感到犹疑,她觉得每个选项都可以选,但是每个选择都很难,因此下不了决心。

《玫瑰的故事》剧照

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当时正处于奥德赛时期,这个阶段整整持续了3年。家里大部分人自小对她的“规划”是回到小镇,进体制内。而哥哥是唯一一个支持禾晴走出小镇,去留学,去大城市闯荡的人。

禾晴不想过前者的人生,“你都能想象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走向,毕业回家工作,然后有人会给你介绍结婚,生小孩,一辈子就只能待在那个地方”。

彼时,大她5岁,快30岁的哥哥传达给她的意思是,“你很幸运,有这么多选项可选,但是我没得选”。

一番话让禾晴如梦初醒,她才开始理解到,哥哥大学毕业时不迷茫,是因为只有回家帮忙这一条路可走,“而我因为家庭托底也好,或者是自身的能力水平也好,有更多选择自由”。

原来迷茫在某种程度上是馈赠,禾晴转变了心态。在两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她得到了一个结论,“你的人生是要你自己去过的,最终选择哪一条路都不重要,都是要自己去走出来才算数。”

《未知的首尔》剧照

禾晴当年高考时,就是一个偷偷改志愿跑出小镇的女孩,她决定继续跟从内心。

2020年,禾晴进入职场不久,又得到一次选择机会。一是守在原有的运营岗上,继续重复做从大学就熟练的无聊工作;二是跟着领导去新部门,只是新部门具体做什么,怎么做,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前途很迷茫”。

禾晴选了后者,接手了公司内部搁置已久的“烂摊子”项目,从这年开始,加班做项目策划成了禾晴的工作常态。这或许不是一个稳定的“好选项”,但禾晴没有后悔过。她不想美化自己没有选择的选项,她只是盯着选了的这个选项,把自己当作选项的解法。

“选了就认真做”的办法,的确给了她好的回馈,一年后工作内容稳定下来,三年后公司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她的能力,频繁有人向她说起,“你的能力能带你去更好的地方”。

《四重奏》剧照

她重新给自己造了一个区别于社会时钟的时钟。2021年,禾晴做了一个十年计划,“工作很烦,但这十年里我就在职场上混,给自己十年的时间积累信任资产、技能资产或者手头真正的资产。混到那个时候,我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想再换一个轨道去做什么都可以。”

十年对于禾晴来说,只是一个时间界限,提示她时间一到,就要去做下一个选择,做下一个计划。但她不想把长期的人生目标定得过于具体,因为她切实地觉得,无论是买车买房,还是在一线城市立足成家、生小孩等具体社会标准,都难以成为支撑自己走下去的长期目标,“目标太具体,反而会开始质疑它的意义”。

她不要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三十而立的社会框架里,框架没错,但不适合她。禾晴想要成为一个时间和财富自由的人,这两项最终指向选择自由,但三个“自由”的标准,是自己定的,“如果我没有赚到那么多钱,我的物欲也可以很低”。

27岁的禾晴很相信自己,过往几年积累起来的技能与信任资产,让她觉得,无论世界把她抛到哪个角落里“漂流”,她都能活得好。

(应受访者要求,邓麓、张小麦、禾晴均为化名)

作者 | 任早羽

编辑 | 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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