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王梦是在1月10日深夜刷到“死了么”APP的。

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这是她在上海独居的第三年。那天，她刚加完班，回到出租屋已经接近凌晨。洗完澡，她躺在床上，习惯性地刷起社交平台，这个名字有些刺眼、功能异常简单的APP（手机应用程序）就跳进视线——每天签到一次，证明自己还活着；如果连续 48 小时没有签到，系统就会自动向你预先填写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一封邮件，提示“安全异常”。

评论区很热闹，有人调侃这是“收尸APP”，有人嫌弃它“只会发邮件”“两天才通知”。王梦觉得这个APP多少带点黑色幽默，于是没忍住点进下载页面，花了 8元。

在接下来的4天里，像王梦这样的用户数量暴增了500倍，这款专门服务于独居群体的APP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网爆火。创始人小吕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APP的核心用户年纪在25岁至35岁居住在北上广深的年轻女性。

APP爆火撕开了中国“独居时代”的一角。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2025年中国独居人数已经突破9200万人，且20~39岁群体成为“独居主力军”。贝壳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独居群体的规模可能达到2亿人。与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短期迁移不同，年轻人离家求学、工作，婚育时间推迟，逐渐形成普遍的独居形态，情感与心理上的“补位”需求更强烈。

小吕告诉凤凰网，自己曾经就是个独居“深漂”，而长达5年的独居生活中“不安全感” “不被理解”“不被关注”至今影响着他。这也是死了么APP诞生的契机。

凤凰网与包括创始人小吕在内的6位独居年轻人聊了聊，他们生活中的恐惧、需求和时代印记。

谁能成为我的“紧急联系人”

死了么APP必须填写的只有一个信息，就是“紧急联系人”的邮箱。但就这么一个问题，把王梦难住了。“谁能做我的紧急联系人？”

第一个被排除的是父母，因为他们显然会过度操心——一旦收到一封提示女儿“安全异常”的邮件，足以让他们整夜睡不着觉。更不要说，她根本无法想象要如何开口请父母做紧急联系人，告诉他们“我担心哪天突然出事，所以设置了一个通知”，“他们会以为我已经出事了”。

王梦的生活半径很小，几乎只在公司与出租屋之间往返。她的微信里有3000个联系人，但真正称得上朋友的，不过寥寥几人。

她给“朋友”下过一个标准：互相借过钱，一起哭过笑过，吃过很多顿饭。可即便是这些人，她也迟疑了，“死亡这件事还是太麻烦他们了”。如果真的出事了，对方要不要请假？要不要赶来？要不要帮她签字、垫付费用，甚至处理后续的事务？

她不知道，谁能接住她的死亡。

最后，通讯录里只剩下一个名字——她小自己几岁的亲弟弟。可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除了生日互发红包，一年到头几乎不怎么联系。她迟疑着问自己：如果弟弟收到那封邮件，会真的在意吗？

犹豫再三，王梦还是在“紧急联系人”一栏，填上了自己的邮箱。

填完那一刻，王梦突然意识到，自己买到的并不是一项服务。“那 8 块钱，像是一面镜子。”王梦说，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在这座城市里，如果自己突然失联，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放心地、完整地托付自己的后背。她不是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而是没有一种关系，能把自己放在“优先级”。

25 岁的诗华，也是在一次生病的经历中，意识到这一点的。

诗华是在机场意识到这件事的。2024年2月，她刚落地成都，距离网约车上车点还有500米。但她走不过去，突发的急性肠胃炎已经让她吐了四次，双脚发软，浑身乏力。网约车司机的电话接二连三地响起，她一边向司机道歉，一边解释身体不舒服，麻烦他再等一会儿。

她推着20斤的行李箱，走五步歇一步。最后实在撑不住，只能向机场的清洁工求助。对方推来一辆轮椅，顺口问了一句，有朋友来接你吗？

“没有。”说出这两个字时，诗华喉咙一阵发紧。

这是诗华独居在成都的第二年，老家在1000公里外。她干着新媒体编辑的工作，负责运营排版，大部分时间对着电脑，不需要太多线下交流。在常住人口两千万的成都，她只积累了几个不熟的同事，和0个可以临时求助的朋友。

诗华没有力气去医院，司机最后把她送回了家。量体温时，已经烧到39度。她头晕到分不清方向，想找退烧药，却忘了放在哪，只能把家里几十盒药全倒在床上，趴着一盒一盒地翻。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独居原来可以这么糟糕。

“顶级孤独”，一个人做手术

47 岁的张宇，在医院被要求填写手术知情同意书时，第一次被迫正视这个问题。他离异，没有子女，不想惊动 80 岁的父亲。给朋友打电话代签，对方反复确认责任，最后还是犹豫了。

最终，他求助于一位并不亲近的熟人，才完成签字。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他说，“不是我没有人认识，而是没有人被默认要为我负责。”

“紧急联系人”被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住院要填，手术要填，办理业务要填。它隐含着一个前提：每个人都有一个稳定、清晰、愿意承担责任的社会关系节点。但对越来越多的独居者来说，这种节点并不真实存在。

2020年侯东民确诊新冠时，甚至不知道自己烧到了多少度。家里没有体温计，也没有退烧药，朋友不方便上门。他把零食和水堆在离床最近的地方，靠吃感冒药硬撑。回忆起那段时间，他半开玩笑地说：“除了上门送药，美团是不是还可以开发一个‘上门照护’的功能？”

事实上，“上门护理”的服务2019年就开始在部分城市试点，如今已逐步推广到上百座城市。但这些服务主要集中在打针、输液、导尿等专业医疗操作上，默认服务对象是老年人或术后病人，年轻的独居者生一场不算“严重”的病，恰恰卡在“系统”之外。

在其他国家，相关服务已经出现。比如英国和美国，无论是独居者、老人还是行动不便者，因为身体不适无法正常生活时，都可以按小时雇佣照护人员上门做饭、清扫、协助起床、如厕等等，必要时陪同就医，价格通常在每小时20~40美元（约合人民币140~280元）。日本也有类似服务，费用更可控，每小时2000至4000日元（约合人民币88~176元），部分还能通过长期护理保险报销。

中国年轻独居者要被系统接住，往往是走进医院之后。

2024年11月，43岁未婚未育的王立华要做一场子宫肌瘤手术，她决定把整个照护过程全部外包，全程无家属陪同。

术前，王立华找的陪诊规划好所有动线，带她挂号、缴费、术前检查。住院期间，她请了护工24小时一对一照护。出院那天，月子中心的月嫂推着轮椅到病房接她；医院门口，一辆迈巴赫的七座商务车已经等好，司机搬来踩脚凳，方便她上车。

术后的一周需要无痛起床，月嫂会抱着她起床、下床。夜里她一咳嗽，月嫂立刻起身，倒温水，把吸管递到她嘴边，轻声说：“慢慢喝，没事的。”在月子中心休养28天，她每天吃六顿，还胖了14斤。期间，她的母亲来看过一次，说照顾得很好。吃了一顿陪护餐，就回家了。

但那一个月，王立华花了将近2万元，这对许多独居者来说是难以负担的成本。更多独居者做手术，意味着独自办理住院、缴费、抽血、做检查，独自被推进手术室。

“无助感达到顶点”，网友@留心蛋的黄描述当时的感受，他安慰自己，“只要再坚强一点，我就会再成长一点”。网友@歌者n至今记得术后一个月的一个场景：他能下地拄拐走动了，但当手里的西红柿不小心掉在地上，他弯不下腰去捡，只能看着它滚啊滚，滚到角落。

他后来写道：“一个人做手术，是最顶级的孤独。”

“陪伴”缺口

诗华没感受过这种“顶级孤独”，但孤独，本就是她生活的常态。

诗华描述，很多次下班后，她都不想回到空荡荡的家。她会坐在家楼下的商场门口，看那些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玩滑梯，看一个中年人遛8条狗，看年轻人对着手机直播跳舞。“似乎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我还在人群里。”和她坐在一起的，还有一群老人，他们也只是发呆、抽烟，从夕阳西下坐到天色变暗。

诗华并不喜欢朋友来家里玩。更准确地说，她不想面对热闹散场后的冷清。曾有一名大学同学在她家小住，她们一起做早餐，一起聊夜话。同学走后，她看着重新空下来的房子，大哭一场。

当然，一个人的生活并非不能忍受。随着独居人群越来越多，商家把“孤独”拆成一个个可售卖的场景：一人食套餐、1-2座的小影厅、可以独享的迷你唱吧。诗华甚至看见有火锅店学日本“一兰拉面”，每个座位用竹帘隔开，独立点餐系统，追加菜品还可以按按钮“无需开口”。

但这些安排，没有补齐“陪伴”的缺口。诗华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打电话，和朋友一聊就是两个小时起步，恨不得把一个人的时间都填满。有时实在没什么可聊的，她也不太舍得挂断。她说，只要看着通话界面亮着，就会觉得有人在身边。

陪聊服务火过一阵，诗华也动过心。但比起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她更喜欢和AI聊天，聊工作里的小挫败，聊对未来的迷茫。情绪低到不想说话时，就让豆包唱歌、讲笑话。她并不相信AI几句话能拯救她什么，只是需要房间里出现另一个声音。

为了对抗孤独，诗华身边越来越多独居的朋友开始养猫、养狗，说“家里有了活物会很不一样”。在朋友们的描述里，半夜醒来，发现床边多了一团温热的身体，会觉得安心；下班情绪很差，猫跳进怀里，用毛茸茸的身体拱自己，会很治愈；还有朋友因为遛狗，顺道认识了小区里一圈“狗妈妈”“狗爸爸”。

诗华也想过养宠物，只是四五千的工资，让她不太敢承担另一个生命的重量。她只能站在宠物店，隔着玻璃看小猫小狗睡觉吃饭。最后，她买了一只二十多块钱的毛绒兔，放在床头。

“不安全感影响我至今”

创始人也曾是独居者

当独居者们仍在想办法应对孤独时，“死了么”APP 在商业世界越发热闹。1月12日，APP 创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各路互联网大佬和头部投资机构纷纷加他好友，与他彻夜畅谈，采访邀约不断。

这款开发成本1000多元的小工具，截至发稿时用户量已经暴涨800倍，公司估值跃升至近1亿元人民币。

创始人小吕告诉凤凰网，自己曾经有过5年的独居经历。那时他跟着公司的安排来到深圳科兴科学园。他说，“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更是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深圳有可能是独居者最多的城市。

每天小吕早上10点上班，公交车非常挤，脚挨不着地、人贴着人，有时候一个刹车，整车人都一起往前涌。他常常加班到晚上10点半或者11点，但离开公司的时候，科兴依然灯火通明。年轻的打工人们给那里起了个外号，“加班圣地”。

独居生活刚开始，小吕觉得挺开心的。深圳有很多卖生蚝的烧烤摊，他租住的房子附近就有一家，生蚝一两块钱一个，走15分钟路就到了。小吕总是买五六个，外加一瓶啤酒，往路边一坐，吃吃喝喝直到微醺，然后回去睡觉。

可时间久了，这样重复的生活让他难免觉得有点孤单。他不想一个人待着，每周末都会约朋友出去玩，可没约到人或者工作日加班到很晚，就会觉得很失落。年轻人来来往往，小吕独居生活的那几年送别了不少朋友，有回沈阳的，有回广州的，也有去北京的。他需要时间接受这种离散，“关系太好了以后，会有点情感依赖”。

工作让小吕变得内向，“从ENFP变成了INTJ”， 除非工作需要，不然连工作聚餐时都不太愿意说话。那时极为外向的小郭走近他的世界，后来变成死了么APP合伙人。

至今，这段独居时光的“不安全感”“不被理解”“不被关注”都影响着小吕，他用“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解释，独居者尤其渴望安全。

在社交媒体上，“死了么”一度被当作玩笑。有人截图调侃“又活一天”，有人戏称“活着打卡”。但在玩笑背后，越来越多独居者开始认真思考同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出事了，怎么办？

有人因此第一次向朋友开口，请求对方成为紧急联系人；有人开始了解意定监护、遗嘱安排；也有人意识到，自己的人际关系远比想象中脆弱。

王梦最终没有继续使用后来改名为“Demumu” 的APP。但她开始有意识地调整生活：把父母的联系方式写在显眼位置，和朋友谈起生病时的应急方案，甚至认真思考过，如果有一天真的出事，希望谁来处理。

“至少，我不想再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她说。

应对方要求，文中王梦、诗华、张宇、侯东民、王立华均为化名

作者 林梦晴 卢潘 广坤

编辑 常乐 ｜ 排版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