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戴头巾的伊朗女性。

文/亦凡

编辑/漆菲

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礼萨·巴霍纳尔的几句话，近来掀起舆论巨浪。

他在10月初公开表示，通过强制头巾法来治理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自己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佩戴头巾这回事，“强制戴头巾的法律不是必须遵守，而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后，议会通过的所谓《贞洁与头巾法》已被暂停实施”。

◆巴霍纳尔是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

这些话一度引起误读，被认为是伊朗不再强制女性戴头巾，这种误解也基于巴霍纳尔的身份——他所在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由伊朗最高领袖直接领导和任命，并作为最高领袖的顾问角色，实权极大，可监督政府各部门。

强制戴头巾的规定捆绑了伊朗女性几十年，因而巴霍纳尔的言论一度使人振奋。但这仅仅是他的个人表态，无论其是否作为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试探，一则无法撼动既定法律，二则他在强硬派的攻击下很快收回言论，表示应对挑战规定的人进行惩罚。

由此看来，距离撬动并废除头巾强制令，伊朗女性还有漫长的征程。

引发保守派强烈批评

在伊朗，头巾不仅是服饰，而被刻意强化为一种象征和价值观。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妇女戴头巾成为宗教义务，甚至明文写入法律中。伊朗《伊斯兰刑法》第638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未佩戴适当的伊斯兰头巾”的女性将面临10天至2个月的监禁，或被处以罚款。

为了强迫女性遵守该规定，道德警察在伊朗各处巡查，监视女性着装，他们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决定女性着装是否合格并且是否要拘留她们。警察会将他们认为不合规的女性带走，要求她们的家人带来“合适的”衣服，她们会遭到训斥，被要求签署书面承诺不再违反规定。

近年来，被惩戒的不仅是女性，如果咖啡馆、餐厅未能执行头巾规定，也将面临关闭风险。而所谓的“公共场合”也不限于学校、办公室等地，甚至扩展到车辆内。在交通监控摄像和公众举报的“帮助”下，如果一辆车内坐着未佩戴头巾的女性，这辆车会收到短信警告，严重的情况下车会被没收。

◆伊朗道德警察有权在街头逮捕穿着不合规定的女性。

至于巴霍纳尔提到的《贞洁与头巾法》，则是伊朗当局为了进一步强制女性戴头巾而做出的立法尝试，2024年11月得到了伊朗议会的通过。

新法规对于头巾问题的要求更为严苛，对于罪名的判定更加模糊，却扩大了监督机构的权限，女性如果违反该规定，无论面临的罚款还是监禁都要更加严厉。如果这一法律付诸实施，甚至允许对女性判处死刑。

然而这个法规当前仅止步于议会，具体实施在行政和司法层面都没有展开，如巴霍纳尔提到的，该法没有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事实上处于被搁置的状态。尽管如此，《伊斯兰刑法》中关于戴头巾的规定并未被废止，这意味着当局依然有权力惩罚不遵守头巾规则的女性。

巴霍纳尔的言论固然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乐观信号，他作为保守派高层的一员，公开对头巾制度表达了否定，似乎暗示着传统力量的松动。然而他的个人表态无法轻易动摇根本制度，对既定规定改弦更张，需要付出极高的政治成本。

不仅法律难以更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始终将戴头巾、穿罩袍视为伊斯兰体制的基本标志，且是对妇女最好的保护。他认为，这样的着装不是女性从事政治、科研和社会活动的阻碍，而且关联到女性的贞洁，声称“贞洁是女性最重要的品质，我们不能置此于不顾”。

2023年4月，哈梅内伊曾就头巾问题发表讲话，当时国内刚刚经历了“头巾革命”，但他坚称，无论在宗教还是政治上，对头巾的漠视都是被禁止的。当巴霍纳尔掀起舆论漩涡后，哈梅内伊对此事没有新的表态，这足以表明他的立场。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就头巾问题发表讲话称，无论在宗教还是政治上，对头巾的漠视都是被禁止的。

巴霍纳尔的言论引发伊朗强硬保守派的大肆挞伐。虽然他只是宣称不相信戴头巾这回事，但被指责为“提倡裸体”，捍卫所谓“赤裸、野蛮的西方制度”。

有人称，巴霍纳尔关于头巾的错误观点“为进一步打破规范开辟空间”，还有人指责他和用战争阴影恐吓国家的人没有区别，甚至呼吁检察官办公室处理他。

伊朗强硬派媒体《凯汉报》写道：“我们遗憾地看到，像巴霍纳尔先生这样的人，要么是因为宗教知识严重匮乏，要么是出于政治动机，走上重复西方化潮流‘陈旧’腐朽思想的危险道路，并且有意无意地采取措施协助敌人反对伊斯兰头巾的战略计划。”

穆罕默德·阿克巴里（Mohammad Akbari）是伊朗最高领袖驻全国清真寺事务代表，他在不点名的情况下质问巴霍纳尔说，“你是谁，竟敢这么说？谁允许你这么说？你为什么要代表体制说话？”

一些议员甚至提醒他要牢记自己的“家族历史和家族当中的烈士”，并称巴霍纳尔“愧对真主党成员的鲜血——正是这些人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顶峰”。

巴霍纳尔所在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也与之割席，委员会发言人穆赫辛·德纳维（Mohsen Dehnavi）表示，巴霍纳尔的言论“不代表委员会的官方观点或法律立场”。

遭受上述攻击后，巴霍纳尔不得不立刻改口。他表态说收回此前言论，并称：“在我们的体系中，界限必须明确。任何人违反这些规范，都应该和违反安全或经济规则的人被同等对待。”

头巾引发的漫长博弈

虽然法律尚难得到更改，但伊朗女性的抗争从未停止。

如今在伊朗大城市街头，很多女性不再戴头巾，即便佩戴也只是随意搭在肩上，一小部分女性甚至会穿短袖或者覆盖到膝盖以下的裤子和裙子。虽然小城镇敢这么做的女性比例更低一些，但人们对于女性权利的认识的确在发生变化。

◆德黑兰街头经常能见到不戴头巾的伊朗女性。

尽管被逮捕或监禁的风险依然存在，但这些女性坚持如此，不戴头巾的自由，也是对统治者的公开反抗。也有人会把头巾放在包里，以备随时应对道德警察。

这些年来，不戴头巾的女性数量逐渐增多，最近一次重要转折是2022年的“头巾革命”。当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因为头巾问题被警察逮捕，并在遭受暴力后死亡。她的遇难激起了遍及伊朗全国的愤怒，女性走出家门，摘下头巾并公开焚烧，以此明志。

◆阿米尼之死在伊朗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最初以“女性、生命、自由”为口号，但逐渐扩展到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反对。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这场示威活动可以说是伊朗政府面对过的最大挑战之一。安全部队对示威人群加以镇压，导致500多人死亡、2.2万人被拘留。政府一度将道德警察撤离街头，但不久后又悄悄恢复，对相关着装要求依然严格。

作为改革派的新总统佩泽希齐扬最近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强制佩戴头巾”的做法，并认为“强制手段无法维护宗教价值观”。但他补充称，他的政府并不想让这个问题升级，而是希望“缓解由此引发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

佩泽希齐扬对于《贞洁和头巾法》的态度则更为务实，并在实际上冻结了此法。他的出发点很实际，他曾在电视采访中提到，“执行后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的法律将适得其反。

◆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头巾问题上相对不那么保守。

德黑兰新视野战略研究所主编穆罕默德·阿里·萨诺巴里认为，部分政治人物——例如佩泽希齐扬和巴霍纳尔——所表达的立场并非代表伊朗政权的官方立场，而是出于个人和党派的考量，以及通过争议性的言论来吸引公众舆论的企图。

萨诺巴里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指出，伊朗领导层和官方机构并未像人们所宣传的那样，强制女性佩戴头巾。相反，他们认为头巾和伊朗伊斯兰服饰一样，是文化和宗教认同的一部分，是维护家庭和社会健康的必需品。

对此，他解释称，自2022年以来，不遵守佩戴头巾规定的现象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某些层面上，它已经成为一场抗议和政治运动；而在其他层面上，它成为制造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的工具，一些与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存在关联的媒体更是在火上浇油。

眼下的伊朗政府可谓内外承压：对外要应对来自以色列的武力威胁，核计划面临的压力倍增，制裁始终高悬头上；对内则面临经济发展停滞、通胀和失业率高企的局面，普通人生活压力极大。

这种局面也为如今伊朗女性争取高压下的一丝自由创造了可能性，而过去几十年来，她们都没有放弃努力，也做出了许多牺牲。

伊斯兰革命以前，巴列维王朝曾下令女性禁止戴面纱和头巾，鼓励西化，但1979年后一切出现逆转。当时，上万名女性在德黑兰进行抗议，最终被政府镇压。随着政府对于女性穿着的管制愈发严苛，并将其写入《伊斯兰刑法》，女性只能通过改变头巾的颜色、松紧、戴法进行日常抵抗。

◆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巴列维王朝曾推动社会风气的西化。

到了21世纪，媒体和网络给女性创造了新的战场。她们通过图像、文字等方式记录下不戴头巾的日常生活。2017年，伊朗女性发起“星期三白头巾”运动，换下常见的黑色或彩色头巾，以白色表达对个人权利的追求。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次抗争来自维达·穆瓦赫德，她站在伊朗革命街的一座电箱上，将摘下的白色头巾绑在棍子上挥舞。她随后被捕，但也因此激励了许多女性。她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传不戴头巾的照片，有人在公共场合摘下头巾，致敬这位“革命街女孩”。

不过，反头巾不能说是伊朗女性的集体共识，在乡村或更传统的地区，有些女性反对同胞摘下头巾。比如在什叶派圣地库姆，保守派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但在大城市、受教育程度和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反对强制佩戴头巾仍是大势所趋。去年7月的一项民调显示，68%的受访者反对政府对不戴头巾的女性实施严格处罚。无论男女都认为这是个人选择，至少不应该因为不戴头巾而遭到惩罚。

在德黑兰街头，无论是富人居住的北部郊区还是南部的工人阶级社区，都会经常看到不戴头巾的女性。即使是周末的白天，也能在主要公园看到不戴头巾的女性。

很多伊朗人坚信，这种变化发生后难再逆转，即便政府不会轻易改变立场，女性的抗争也不会归零。哪怕只是日常的抵抗，也可能在刚性的制度上撕开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