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大V罗永浩在微博上点燃这场全民参与的“预制菜大讨论”已经过去一个月，在刚刚结束的国庆黄金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西贝XIBEI门店，已恢复了些许人流。

这一个月间，这家曾计划在2026年上市的餐饮巨头被贴上“贵价预制菜”的标签，一度门可罗雀，不得不频频出招。起初，西贝餐饮以官方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温情推文，讲述了“7岁的毛毛”以为再也吃不到西贝了，急得抱着店长大腿哭起来。被网友群嘲“史诗级拉垮”后，西贝将文章删除。最终，到了下旬，西贝靠“大放血”掰回一局：于9月24日广泛开撒100元无门槛堂食优惠券后，一些门店回归了排队就餐的局面。

据北京的消费者柳业观察，假期前一天，傍晚六点半，他和两个朋友来到北京海淀的一家西贝门店就餐，竟然在门口等位十多分钟——西贝陷入预制菜风波后，他去过两次，上一次就餐时，店内几乎没人——这天，他们点了9道菜，消费420元，用完两张代金券后，只付了220元。

有网友为此专门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到西贝领代金券“薅羊毛”的攻略，说原计账单223元、实付了17元，称之为“免费的晚餐”。

假期一结束，西贝再次加码撒券：10月9日起，消费实付每满50元送1张50元代金券。

一切都是为了自救。此前，西贝全国门店已开始“通货紧缩”，对菜品进行降价：草原嫩烤羊排原价 119元，现价109元；葱香烤鱼原价 89 元，现价 79 元；黄米凉糕原价29元，现价26元……

柳业倒是觉得西贝降价后的价格符合他对“下馆子”的预期，但仍有不少用户对西贝后厨揭示的“真相”耿耿于怀，说这是“年底预制菜清库存”。毫无疑问，西贝事件把公众又一次卷入食品安全的忧患中，但这场争论还远未结束。

全民唇枪舌剑中，最基本的概念一直很模糊：当我们在讨论预制菜时，“预制菜”到底是什么？事先准备的净菜是预制菜吗？冷冻半成品是预制菜吗？还是只有即食即热型菜品才叫预制菜？

凤凰网检索了微博上2000条有关“预制菜”的信息，发现消费者和从业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角：

在消费者心里，预制菜和“保质期”长（出现162次）、没“锅气”（出现92次）、有“添加剂”（出现83次）联系在一起，它意味着我们可能失去食品安全保障和享用美味的基本权利；

而餐饮从业者最关心的“成本”一词出现了240次。预制菜的前途，关乎企业能否在九死一生的餐饮行业里存续。

食品安全博士兼科普作者云无心认为，“预制菜”是一个失败的术语。不但消费者和从业者自说自话，就连中国烹饪协会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预制菜”的定义都在相互打架。基于这个概念造成的混乱，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认知分歧已经形成。

因此他表示：如何消弭有关“预制菜”的信息鸿沟，推动行业走向透明、诚信和高品质，这或许才是这场全民大讨论，最有价值所在。

柳业对“预制菜”最早的印象来自料理包。前些年，柳业点过十几块钱的外卖（甚至还有4块钱一份的牛肉饼土豆丝盖饭），吃完就闹肚子。他去网上搜原因，刷到了外卖店的探店视频：一个小作坊，一个微波炉，料理包袋子剪开，微波炉热一下，倒在米饭上就出餐。“店内环境太差，当时就觉得很恐怖，但我想卖这么便宜，可能也只能这么弄”。

和柳业一样，公众对劣质料理包敬而远之。有关料理包的那些视频，比如“廉价外卖速食包的秘密：生产过程令人作呕，日销40万份”，曾在网上热传，涉事公司使用廉价排骨粒，在牛肉中注射大豆蛋白，料理包生产的整个过程脏乱差。

久而久之，在公众话语体系里，预制菜和料理包被划上了等号。

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2023年，“预制菜进校园”遭到多地家长反对。之后，2024年“3·15晚会”报道，安徽省一家预制菜生产企业，用劣质槽头肉代替五花肉做梅菜扣肉。一系列新闻加深了消费者对于“预制菜”的负面认知。

但与公众质疑态度相反的，是资本市场和政府对预制菜行业的大力支持。

云无心说，疫情期间，预制菜的销售情况很不错，投资行业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好赛道，将其捧为风口，“预制菜”这个概念才广为人知。据红餐产业研究院统计，2021年和2022年，预制菜行业均有超过30起融资事件。政府也沿用了这个概念。山东、广东等多地政府，都在疫情期间给出政策支持，争抢“预制菜之都”。

但是，对于什么是“预制菜”，行业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直到2022年6月，中国烹饪协会制定了《预制菜》团体标准，按菜肴加工程度，把预制菜分为三类，即配型（净菜）、即烹型（半成品）、即食/即热型（已完成熟制）。

云无心说，基于这个宽泛的定义，“‘预制菜’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投资界动不动就说‘万亿市场’”。

不过，消费者并不买账。刘鹏是一家活鱼料理店老板，他说：“地方政府、各个协会，都在推广预制菜，大家好像把它当成未来趋势，但是消费者出门吃饭，肯定喜欢吃新鲜的，其实这个矛盾一直没得到解决。”

鉴于“预制菜”这些年在消费者心中留下的负面印象，餐饮企业对外界谈起预制菜，往往是一笑而过、避之不及。“大品牌餐饮老板对于‘预制菜’这个词是非常害怕的，他们不愿意打上预制的标签。”刘鹏说。

今年6月，绿茶餐厅上市之际，创始人王勤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甚至认为有预制菜嫌疑的菜品也都不再售卖了。”在 38元一份的佛跳墙陷入预制菜风波后，绿茶下架了相关菜品，“这些菜品下架以后，我们每家门店都挂出‘本店没有预制菜’的牌子”。

在王勤松的定义里，预制菜仅指“在别的地方加工熟以后冷冻，到店后不需要任何烹饪，加热或不热就可以直接食用”的产品，也就是即热型产品。

这个说法符合2024 年 3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委发布的《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该通知规定预制菜指：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者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

六部委针对上述通知解读称，净菜、凉拌菜、主食类产品、连锁餐饮企业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都不纳入预制菜范围。

和烹饪协会的定义相比，六部委的新规，实质上将“预制菜”的概念重新收窄，仅限于即热、即烹型菜肴。

采用的中央厨房生产的净菜、半成品、成品菜肴，不属于预制菜，冷冻蔬菜不具备菜肴属性，也不属于预制菜，连锁餐饮企业如绿茶、西贝，便都据此认定，门店没有预制菜。但这显然不符合公众心中对预制菜的朴素认知。

在云无心看来，“预制菜”这个术语是一个失败的概念，“一个好的术语，应该有助于理清混乱，‘预制菜’一词反而增加了各方的沟通成本”。一些劣质的外卖料理包，影响了公众对预制菜行业的认知，云无心说，“它已经是一个负面形象，你后面再去圆，再去扩大定义，都解决不了问题”。

9月17日，在西贝预制菜出现争议后，有网友发现，绿茶餐厅悄悄撤下了“本店无预制菜，现点现做”的广告牌。声称“活鱼现做”的太二酸菜鱼，也出来回应“从下单到上鱼仅6分钟”的质疑，消费者才明白，“现杀”并非“现点现杀”，而是事先集中“现杀”。

食品科普作者钟凯认为，罗永浩与西贝预制菜之争，背后是“消费者沟通的系统性失败”，他在《关于预制菜，我只说三点！》一文中提到，“正因为预制菜的污名化和话题的复杂性，导致各方都不愿意，也没有耐心去认真做好基础的沟通”。

拿西贝“大翻车”的西兰花举例。媒体在西贝后厨发现，西贝儿童餐使用冷冻西兰花，保质期两年。冷冻、保质期长，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意味着不新鲜。“给一岁的宝宝吃两岁的西兰花”，很多网友在感性上无法接受。但云无心说，这是一个误区，关键问题是，怎么定义“新鲜”？

一种情况是：蔬菜从一个山东农民的农场，运到蔬菜集散中心寿光，再到北京批发市场新发地，然后进入社区菜市场，到老百姓手上。

另一种情况是：采摘当天或第二天，蔬菜进入农村附近的速冻蔬菜工厂，经过清洗、漂烫、速冻后，通过冷链，配送到全国各地。

哪种情况下，蔬菜更新鲜？

老百姓通常认为，刚去菜市场买回来的菜更新鲜，但其实，买回来的菜已经在常温下放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短则两三天，长则十天半个月。科学文献表明，速冻后的蔬菜放置一年，维生素C的含量远高于在常温下放了几天的蔬菜。

“我们在本能上很难接受，但这是科学数据。”云无心说。

云无心进一步解释，食品工业里的速冻工艺，和家用冰箱冷冻是不一样的：漂烫类似杀青，可以使破坏蔬菜营养素的酶失去活性，并消灭大部分细菌，速冻需要在零下20到30度的环境内进行。

除了速冻工艺，软罐头工艺在食品工业里也很常见：对密封好的熟制菜肴，如鱼香肉丝，采用超高温高压杀菌，处理后产品可以在常温下长期保存。

而当看到六部门的通知里强调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时，云无心感到非常无奈。无论是速冻工艺，还是软罐头工艺，都没必要添加防腐剂，“但因为大家有误区，认为预制菜放久了就是有防腐剂，政府为了安抚大家情绪，还得特别强调一下”。

这种“防腐剂有害”的暗示并不利于公众建立科学认知。事实上，食品添加剂对现代食品工业有很大贡献。

国人对食品添加剂的担忧，主要源于过去二十多年，与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鸭蛋、瘦肉精相关的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阴影。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

华立夫从事餐饮行业十多年，现在是一家调味品品牌的创始人。他说，食品添加剂的出现不是污染食物，而是为了让食品更加安全，它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抑菌，二是抗氧化。常见的防腐剂，如山梨酸钾，通过抑制微生物的滋生，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现代人摄入山梨酸钾几乎不可避免，它广泛存在于酱油、料酒、糕点、苏打类饮料中。

华立夫也认为，“预制菜”和“添加剂”的命名都被污名化了。他以烘焙行业举例，面包改良剂也扮演了添加剂的角色，但名字就中性许多。

不过，华立夫也并不期待官方重新给出定义，相反，他认为，政府只要建立健全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严格监管，有效处罚，确保食品安全就可以了，其余的事应该交给市场来决定。

在这些难于厘清的概念问题上，餐饮行业对待消费者的态度除了回避，还不乏“糊弄”。拿袁记云饺举例，2023年9月，有网友在社交媒体曝光，以“现包现卖”为噱头的袁记云饺，使用的饺子皮和馅料都非现做，而是冻品，消费者看到门店窗口有人在现包饺子，实则只是表演。云无心说，“大家好像在各自的表述中取得了一个脆弱的平衡，但一旦有人把这事戳破，消费者就会产生被欺骗的愤怒”。

西贝事件中，不少消费者表示，完全可以接受预制菜，但不接受商家欺瞒，“是预制菜就老老实实和客人说”，重要的是保障知情权。但在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认知里，“按国家的规定，我们没有一道菜是预制菜”，他特别向全社会开放了后厨进行直播——也由此陷入舆论漩涡，被这场“消费者沟通的系统性失败”所反噬。

尽管不愿给自己贴上“预制菜”的标签，但实际上，大部分餐饮从业者都认同，预制菜是连锁餐饮的必然选择。

2012年前后，购物中心也即商场在中国崛起。之后十多年，开在商场里的连锁餐厅取代了街边店，成为行业主流。

一位曾在烤鱼品牌“江边城外”任职的开发人员说，“基本上从2014年开始，街边店客流下降，餐饮老板都反应过来，消费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大家都往吃喝玩乐一体的商场走了”。这一年，万达第100家购物中心在昆明开业。不少地方政府清理路边摊的行动，也让街边餐饮进一步萎缩。这位开发人员原来在北京簋街有一家街边店，腾退之后，200平米的店面只剩下40多平，“生意没法儿做了”。

购物中心准备好了迎接餐饮企业，但这里和“锅气”“烟火气”并不匹配。

周韦曾是吾悦广场的商业地产设计师。他介绍，一个10万平方的商场，大概会有200个多商铺，开发商会为大部分商铺预留标准化物业条件。但餐饮中的重餐（与轻餐相对），也就是具备“明火现炒”条件的传统餐饮，对物业的要求是超出标准配置的。因此，一般来说，重餐铺位极为有限，只占餐饮铺面的1/3到1/2，它们面积在300平以上，分布在商场的顶层或次顶层——这里具备最优排烟条件。

周韦说，商场不能用明火是谣言。区分轻餐和重餐的关键，就是看餐厅后厨是否具备燃气以及排油烟条件。

不过，尽管商场给重餐饮区预留了燃气管道，但多位从业者表示，考虑到各种成本，开通燃气的商铺并不多。一位曾在西安万达工作的招商人员说，“在西安这边，接个燃气表10万起步，前期费用非常高”。为了满足消防合规性，后厨还要规划出独立的燃气间，用耐火隔墙、防火门，隔开燃气间与厨房。建设燃气间的投资，其占用的租赁面积，也是实实在在的空间成本。

一切都是成本和效率的计算。从商场角度，周韦说，时间成本也限制了商场选择的余地。吾悦广场从设计到开业，两年时间，留给招商的时间至多只有10个月。这10个月里，要把60个左右的餐饮铺位招满，商管在挑选客户时，会优先选择满足当前物业条件且装修速度快的轻餐。周韦说：“问题不仅在于租金，更在于空间效率。”

疫情之前，商场招商如日中天，租金年年上涨。彭国生在2016 年进入这个行业，他说，那会儿“每家生意都能挣钱”，品牌抢着进商场，招商非常容易。与之相对，街边夫妻店几乎不可能进商场。

彭国生说，小老板不具备运营能力，无论是营销能力，还是前厅后厨的管理能力，他们难以适应商场的快节奏。一天两餐，午市和晚市，商场希望餐厅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创造尽可能高的单平米效益。

西贝这类具有特色的品牌连锁完美契合了商场需求。彭国生曾在多家购物中心工作，他以西安万达举例，西贝在万达属于A类店：全国连锁且均为直营门店，自带客流；西北菜，扩充商场餐饮多样化；客单价 90 元左右，可拉高商场餐饮的整体客单价。

在购物中心蓬勃发展的那几年，连锁餐饮品牌享受到了红利，所谓“战略合作”，二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出于扩大规模的野心，还是为了覆盖连年增长的租金、人力成本，连锁餐厅选择预制菜是难以避免的趋势。

预制菜首先解决了中餐连锁化最大的难题：人的难题。

左太明是一家湘菜品牌创始人，他坚持菜品现做，店主要开在街边，也“迫不得已”进过商场。他说，对传统中餐来讲，食材新不新鲜是其次，厨师才是决定一道菜口味上限的关键。过度依赖高素质的厨师团队，严重限制了中餐品牌的开店数量。另一位活鱼料理品牌老板刘鹏也提到：“餐饮管理里边，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也是我们开餐厅最头疼的事，厨师心情好或不好，炒出的菜味道可能都不一样。”

预制菜的出现，帮助连锁餐厅完成了“去厨师化”。当“适量、少许、火候”量化为“800瓦慢炖20分钟”，一个没有多少经验的厨师也能很快上手。

一旦口味标准化、定量化，后厨效率也能得到显著提升。根据招商银行研究院的测算分析，通过中央厨房简化后厨操作、后厨面积缩减，可为餐厅带来6%-8%的利润率提升空间。

过去，资本市场很少青睐中餐：传统中餐的商业模式离标准化、可复制、高增长非常遥远。2019年前后，情况发生变化，资本大量涌入餐饮行业，给出了超出传统餐饮人认知的估值。左太明说，行业的蓬勃，正是得益于预制菜的发展。

刘鹏开了十多年活鱼料理店，遭受的最大打击并非来自疫情，而是2023年日本核废水事件，“直接把我所有店都给干没了”。因为这段经历，他完全理解贾国龙对峙罗永浩时的不理性，“开餐厅像在走钢丝，老板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活鱼料理店，没有炒菜，不需要用明火。刘鹏只在深圳的一家分店开通过燃气，结果却总在为此焦虑，“我经常担心，万一员工下班没关阀门怎么办？”

聊到让西贝栽倒的冷冻西兰花，他认为，“新鲜西兰花和速冻西兰花各有优势，新鲜的肯定更好吃，速冻的更好控。工厂化清洗肯定比饭店洗的干净，农药残留更好追溯”。他在自己的店里很少用带叶的菜，怕洗不干净，“你有良心，你盯着菜叶洗，也有可能有个虫子你没看清”，取而代之的是西葫芦，清洗方便，加上削皮，很容易处理干净。

现在，除了疫情、食品安全，餐饮老板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还要加上公关危机。

与公众不一样，很多餐饮老板在贾国龙翻车后，仍然力挺“贾老板”。华立夫认为，贾老板的翻车，与其说是品控问题，不如说是公关问题。企业出了信任危机，首先一定是道歉，解决情绪问题，但“西贝老板没有公关意识和形象管理意识，他在自己的情绪上，其实不能完全理解不同的消费者，他们到底在吵什么”。

华立夫觉得，有关预制菜的争议说到底是情绪问题和认知差问题，只要西贝还有人排队，就说明还是有消费者愿意为西贝的安全属性、标准化服务付相对高的溢价。

2014 年，西贝展示全开式明厨，是业内先行者。刘鹏仍然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在商场看见西贝明厨亮灶时，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整个厨房都是透亮的，它的面点房、凉菜间各方面我都能看到，我说这太厉害了，这是高手设计的厨房”。

透过这里，刘鹏清楚地看到了西贝在食品安全上的投入。他以凉菜举例，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制作凉菜需要专人在专间负责。专间大概10平方的面积，以300元/平方/月的价格计算，一个月就多出了3000块钱的房租。刘鹏经常吃西贝凉皮，一份定价39元，“它很贵，但是我吃那么多次，没拉过肚子”。

在商场工作的彭国生也去过西贝后厨检查，“抽油烟机每天都在擦，咱们家里厨房也做不到这种”。也因此，他经常带孩子去吃西贝儿童餐，作为家长，他觉得西贝儿童餐的搭配做得很不错，有主食、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汤，很齐全。至于服务，他感觉西贝的服务员几乎有求必应，甚至还能主动给宝妈抱娃——高素质的服务背后也是人员成本的投入。这些细节支撑着他在预制菜事件后仍然力挺西贝。

在与罗永浩的交锋中，西贝老板贾国龙曾称，“我们的账不怕查，利润大约为 5 %”。

多位餐饮从业者向凤凰网表示，这个数据应该是符合真实情况的。

“西贝在食品安全上是比较舍得投入的，餐饮行业的人基本都知道，不然不会在食品安全方面帮西贝说话。”刘鹏说。他经营的餐厅主打活鱼，“一部分消费者喜欢高品质活鱼，我就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但这个定位很窄，细分人群很少”，但“老板各有各的道，各的各的追求”，从创业层面，他佩服贾国龙。

人们对贾国龙在疫情第二个月喊出的“疫情致2万多员工待业”、“贷款发工资也只能撑3个月”等危机言论记忆犹新，但很少注意到，贾国龙在后来复盘，大疫三年，他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中餐现代化”。

疫情期间，贾国龙推出了西贝儿童餐，以及有零售属性的预制菜快餐品牌“贾国龙功夫菜”。202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国龙把麦当劳视为餐饮行业现代化的典范，并表示，“西贝在正餐方面有 300 多家店，如果没有标准化，我也开不出300多家店，我本人做企业还是追求大规模化”。

不过，贾国龙在功夫菜快餐上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2024年，他砍掉了折腾快十年的快餐业务和零售业务，回归到正餐业务。

这次风波对西贝的暴击不亚于疫情。多次发声却越来越深陷泥沼后，9月28日，人们发现贾老板默默清空了多个社交账号，不再说话。

虽然餐饮人愈发缄口不语，事实上，预制菜已经深深渗透我们的当代生活了。

在商场吃一顿现炒的中餐正餐需要花多少钱？一位餐饮从业者给凤凰网粗略算了一笔账。

以绿茶为参考，2024年，绿茶餐厅客单价56.2元，每日翻台率3.0，日销售额21700元。这是绿茶和第三方食品加工厂合作之后的业绩。在招股书里，绿茶提到，招牌菜如绿茶烤鸡，由第三方食品加工厂提前制备，厨房员工仅需要用预制酱包腌制鸡肉，并将其放进烤箱，烘烤一段时间，便可上菜。

现在，假设有一家经营模型和绿茶相似的商场餐厅，放弃了食品加工厂，把食材交给厨房员工自行洗、切、配。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翻台率。几乎所有现炒餐馆都有出餐慢的问题。当客人的就餐时间从60分钟，提升到80分钟，翻台率大概会从 3.0 下降到 2.25 。

这时，为了保证同样的收入规模，客单价需要提升至75 元。

如果再考虑到现炒增加的员工成本——有经验的厨师、洗菜员等，以及空间成本——后厨面积扩大，客单价可能得涨到100元以上。

根据招商银行研究院的测算，中央厨房可为连锁餐厅带来10%-12% 的利润提升空间。可以对比的是，2024年绿茶餐厅的净利率为 9.1 %，如果不依赖第三方食品加工厂，餐厅将面临亏损。

这可能与一些消费者的印象不同：在竞争充分的餐饮行业，连锁餐厅使用中央厨房降低的成本，早已在价格上有所体现。一位商场招商人员直白地表示，如果没有中央厨房，大多数人可能吃不起商场里的饭。

不过，现在去商场吃中餐正餐还是比前两年更便宜了。2024年下半年，连锁品牌开始打起了低价战。

左太明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哪怕是在疫情期间，一线城市的餐厅都还能活得不错，虽然有封控，但大家的消费信心和预期还是向上的——那时房价还没暴跌，消费也没有降级。2024年，他开在商场里的分店，推出了308元的双人团购套餐，“说实话我开店我快11年了，去年才上了大众点评的套餐，实在是不做不行”。如果继续亏损，这家店就只能倒闭。

低价战一来，进一步推动了预制菜占领商场。问题是：更便宜了，为什么还是骂声一片？

一方面是因为，“预制化程度越高，一定是越来越难吃，”刘鹏说。

另一个原因是行业不透明，消费者没有知情权。许多人以萨莉亚举例。作为“预制菜骨灰级玩家”，萨莉亚不但没被骂，反而深受追捧，原因是：低价，并且明确标示速冻食品，“生怕你不知道他们有预制菜”。

西贝事件后，国务院食安办表示，已牵头多部门加快推进预制菜国家标准的制定，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更好维护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不过，云无心认为，让市场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发展，也能实现消费者和餐饮行业共赢的局面，愿意公开透明的餐厅自然可以吸引消费者，“非要政府、行业、餐馆采取什么行动去改变什么，没有必要”。

云无心建议：“回归到餐饮的本质，无论是净菜配送、预处理食材、烹饪半成品，还是预制成品料理包，它们都只是餐饮供应链上的不同环节和技术，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用本来的特征名称。”

未来，消费者会怎样用嘴投票呢？

刘鹏说，人们会回归家庭，“过去，出门下馆子是改善生活，现在反了过来，在外面吃是应付一口，在家吃才能改善生活。”

左太明相信，人们会选择精品小店。在连锁湘菜品牌客单价普遍低于50元的情况下，他的店维持着150元以上的客单价：这是请大厨、用新鲜食材、做时令菜的必然成本。他觉得，总有那么一些客人，会愿意来店里体验。

还有人回归街边摊，比如投奔这个国庆爆红的景德镇“鸡排主理人”。鸡排哥秉持着自己的经营原则：四点半后不接散客，只卖学生，卖学生比散客便宜1元；“新鲜采购”、“自己腌制”，真诚敞亮，不绕弯子，全是烟火气。在人们眼中，这些路边摊的存在，成了一路狂奔的预制餐饮品牌的反面。

应对方要求，文中柳业、周韦、彭国生为化名

作者 王雯清 ｜ 编辑 周褶褶

排版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