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17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纪要释放关键政策信号——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至4.00%—4.25%，这是自2024年12月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后时隔9个月的首次降息操作，不仅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正式进入宽松周期“前奏”，更将通过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引发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动与汇率格局的连锁调整。对于正处于经济修复关键期的中国而言，如何在这一轮外部政策变动中把握机遇、规避风险，成为当前宏观调控与市场稳定的重要命题。

图/视觉中国

不是激进转向，而是“预防式平衡”

此次美联储选择25个基点的降息幅度，并非偶然，而是基于美国经济“通胀黏性未消、增长韧性承压”的现实权衡，也体现了其以数据为导向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核心逻辑。从早前市场预期来看，本次降息25个基点本就是大概率事件——此前芝商所CME Group数据就曾预测，本次会议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96.1%。而部分市场呼吁的50个基点的激进式降息并未被采纳。背后的关键考量，在于美联储对通胀回落节奏与经济下行风险的双重把控：一方面，前几个月美国核心通胀环比增速已出现连续放缓迹象，服务业价格压力边际缓解，表明通胀下行路径基本稳固，为降息提供了“窗口”；另一方面，经济韧性的边际弱化信号已不容忽视——2025年8月美国失业率升至4.3%，创四年来新高，同期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于预期，劳动力市场与消费动能的走弱，让政策层不得不提前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

正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声明中强调的，“尽管过去两年中通胀有所缓解，但仍高于联储长期2%的目标”。若此时美联储选择一次性降息50基点，很可能被市场解读为“货币政策过度转向”，进而重燃通胀预期，反而增加后续政策调控的难度。相比之下，25个基点的温和调整，既释放了应对增长风险的政策信号，又为未来保留了灵活调整空间——若通胀反弹，可暂停降息；若经济进一步走弱，也可继续适度宽松，是典型的“预防式降息”。

值得关注的是，从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投票结果来看，此次降息幅度得到11票赞成、1票反对。唯一反对票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刚刚出任美联储理事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他主张降息50个基点来立即刺激经济并应对潜在衰退风险。这一投票格局恰恰传递出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即便存在不同声音，仍坚持基于经济数据的审慎立场，而非短期政治压力或市场情绪。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美联储政策可信度至关重要，能有效避免短期干预演变为长期政策失控，为全球市场注入稳定预期。

全球连锁反应：流动性重构下的机遇与分化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央行，美联储的降息决策绝非美国内政，而是通过“美元-大宗商品-资本流动”的传导链条，对全球经济产生显著外溢效应，其影响既有机遇，也伴随着分化与风险。

首先是汇率与大宗商品的格局变动。9月18日，美元指数（DXY）迅速下跌至96.22，创2022年2月以来新低。美元走弱直接带动非美货币普遍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原油、有色金属等资源类大宗商品价格将迎来阶段性上涨，这对资源出口国而言，无疑是经济复苏的“强心剂”，但对中国、德国等制造业大国来说，原材料成本上升将加剧生产端压力，同时本币升值可能削弱出口竞争力，尤其对依赖低成本优势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形成挑战。

其次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新配置。美联储降息后，美元资产收益率相对下降，新兴市场资产吸引力将上升，投资者将调整资产的跨国配置，资本有望从发达市场回流至新兴市场，推动后者股市与债市回暖。从短期市场表现来看，这种分化已有所体现：9月18日，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互现，但道琼斯指数创下历史新高，美债收益率也出现调整，尤其是短期美债收益率对政策预期反应更为敏感；欧洲市场、东京日经225指数（收涨1.15%）、韩国综合指数（单日上涨1.40%）均表现强劲；A股则呈现冲高回落态势，但这更多是对前期降息预期充分消化后的正常回调，整体仍处于震荡上行通道，并未脱离基本面支撑。

此外，全球货币政策协调难度将进一步加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如欧元区、英国）可能跟随美联储降息，以避免本币过度升值损害出口；新兴市场则获得更大的货币政策自主空间，可适度宽松以支持经济复苏。但各国经济基本面差异巨大——有的仍在应对高通胀，有的已陷入增长停滞，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全球货币政策“各自为战”，增加国际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甚至引发新的贸易与金融摩擦。

对于我国而言，美元走弱的影响呈现鲜明的“双面性”：一方面，以外币计价的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将获得阶段性提振，同时进口原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成本会同步下降，这对缓解制造业企业生产端压力、为外贸韧性托底具有直接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将面临阶段性升值压力，这种升值会直接传导至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尤其对依赖低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汇率端的利润挤压效应已不容忽视，可能对其订单稳定性与盈利空间形成挑战。同时，中美利差收窄减轻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对我国资本市场将形成短期支撑，北向资金或加速回流，利好股市估值修复。同时，外部流动性环境的宽松，将进一步拓宽我国国内货币政策的灵活操作空间——无需过度受制于资本外流与汇率波动的双重约束，政策层可更从容地通过降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定向支持中小微、科技创新领域的再贷款）等方式加码稳增长，为国内经济修复提供更适配的货币环境。

但必须警惕的是，美联储降息可能引发我国汇率双向波动幅度的加大：若升值过快，会削弱出口企业竞争力；若短期波动剧烈，又可能引发短期投机性资本冲击。这要求政策层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精准拿捏平衡，核心是进一步强化人民币汇率弹性——让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双向波动充分发挥“缓冲器”作用，减少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此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并未因单次降息而消除：美联储后续降息路径并非“既定脚本”，而是高度依赖美国核心通胀能否持续向2%长期目标靠近、就业市场是否进一步走弱等数据的演变等。这意味着，我国需持续跟踪美联储政策动向，精准评估其对全球金融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跨境资本流动的传导效应，尤其要关注美联储在“控通胀”与“保增长”之间的权衡变化。在此过程中，必须坚守国内宏观政策的定力，坚决避免外部扰动打乱“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既定节奏。

中国应对：短期稳平衡，长期强韧性

面对美联储降息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我国的应对核心应该是保持定力、坚持以我为主、统筹内外平衡——既不被动跟随外部政策节奏，也不忽视外溢效应，而是立足国内经济修复的实际需求，通过强化内生动力、优化政策工具，将外部波动转化为长期发展的机遇窗口。

一方面，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与精准性的统一。美元走弱、中美利差收窄，确实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宽松的操作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大水漫灌”，正确的路径应该是：根据国内经济修复节奏和结构优化需要，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灵活运用降准、结构性工具等举措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和中小微企业。同时，加强预期管理，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与调节，让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双向波动，防止短期投机性资金冲击金融稳定。

另一方面，要借力外部机遇，破解出口与进口的“双向矛盾”。针对美元走弱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两面性”，短期可通过出口退税、汇率避险工具推广等政策缓解出口企业压力，但长期根本之策在于推动产业升级—— 通过减税降费、技术补贴等手段，支持出口企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领域转型，摆脱对低成本优势的依赖。只有当中国出口的核心竞争力从价格转向技术，才能真正抵御汇率波动的冲击。

同时，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吸引长期资本，关键在制度型开放而非短期红利。美联储降息后，国际资本回流新兴市场的趋势，为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了增量机遇。但要留住长期资本，不能仅靠短期政策红利，更需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如完善退市制度、加强投资者保护、扩大制度型开放等。资本市场的长期吸引力源于制度完善与基本面支撑，只有当全球资本看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的规则透明度与稳定性，才能实现“短期流入”向“长期配置”的转变。

此外，要密切跟踪外部政策动态，强化预期管理与跨周期调节。根据美联储此次会议更新的点阵图，今年年内还将再降息两次（各25个基点），这意味着外部流动性宽松的趋势尚未结束。我国需动态评估后续降息对全球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提前做好政策储备——例如，若后续美元进一步走弱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可通过增加战略储备、稳定供应链等方式平抑输入性通胀；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风险，可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推动新基建、民生工程等重点领域投资落地，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要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及时释放政策信号，避免市场因信息不对称产生过度预期或恐慌。

美联储此次降息，是全球经济从“高利率周期” 向“宽松周期”过渡的重要节点，也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外部环境缓和期。但需清醒认识到，外部政策红利终究是辅助，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仍需依赖内生动力的强化——无论是科技自立自强、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消费市场扩容、资本市场完善，都是提升经济韧性的关键。在应对短期外部波动的同时，夯实长期发展的制度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把握主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田轩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