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悼念“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却遭痛斥，这背后引发了诸多争议。“香港四大才子”在香港文化领域有着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和贡献深受人们喜爱。然而，胡锡进的悼念举动却引起了强烈反应，可能是其在一些立场或观点上与部分人产生了分歧。或许是他的言论被解读为对香港特定历史和现状的不当态度，导致遭致痛斥。这也反映出在香港问题上，不同立场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需要更加理性和客观地去看待和探讨，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

需注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责任。任何企图破坏香港稳定和国家统一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反对。

这两天互联网上写蔡澜的文章很多，去世后无论被赞被骂，最不在乎的人可能就是蔡澜了，所以那些文字对他本人没什么意义。

▲6月27日，微博账号@蔡澜 发文称，蔡澜先生已于2025年6月25日（六月初一）于香港养和医院安详离世。

其实那些对蔡澜进行深度评价的文章，大多都“借题发挥”了。它们触及了香港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的文化生态，借蔡澜评香港文化，以及它对中国内地的影响。我觉得其中一些对殖民地文化内在扭曲以及“精神天花板”的分析，应当说有其道理，逻辑上也是自洽的。

然而我同时觉得，对蔡澜一方面不应朝着“香港四大才子”的方向使劲拔高，另一方面也不应对他刻意贬低。对他这个香港文化名人如果朝一个方向评价得太极端了，虽然文章可以自圆其说，但会脱离真实，成为把蔡澜当由头的价值观宣示和叫板，难免离原本的素材跑题太远。

有几个基本事实还是值得确认的。一是蔡澜的确挺有才的，尽管“香港四大才子”这个标签本身就有些夸张，但是他能出那么多作品，跨越了多个领域，而且在香港文化市场上很成功，做到就很不容易。可以说，市场对他的个人才气做了验证。

蔡澜的确算不上什么大师，个人履历中也曾有拿不上台面的东西，比如早年拍三级片。但是不能否认，他这一生中对香港文化的繁荣整体上是一个积极的角色，也是一个活跃元素，他为香港在华语文化圈里一度站到很高位置上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蔡澜早年在邵氏电影公司工作，监制了很多电影作品。

第二，为了论证蔡澜总体上“品位不高”，一些作者强调了香港殖民文化的局限性，意思是包括金庸等其他几位“才子”其实水平一般，概因这种局限性。香港地域狭小，又受殖民统治多年，文化属性上有些中不中西不西，这一指出有一些道理。

但我们同样要客观看，香港流行文化在八九十年代对内地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对内地走出文革时代的文化荒芜和僵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开拓内地文化工作者的视野，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元素构建提供了大量参考线索，也提供了一些有示范价值的案例。后来随着大陆迅速发展，香港在文化上的参考价值逐渐降低，直到华语世界的文化创新中心基本离开香港，香港的一些艺人纷纷到内地发展，或者融入到内地的文化市场框架中。经历了这个变迁，内地文化自信大幅提升，创造力今非昔比。

然而即使这样，不能对香港曾经发挥的作用以及那波影响中的活跃力量反过来进行蔑视，否定他们的集体价值和延续力更强的一些个体价值。我们应当更公允地评价香港所谓“才子”“天王”等在几十年大交融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黄霑、倪匡和蔡澜。

第三，蔡澜主张“人生没什么好比的，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体验者。人生没有真正的完美，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这场人生你就已经赢了一大半”。这样的价值观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横渠四句”所宣扬的价值观当然不同，显得不够积极。

但同样要看到，蔡澜的宣扬在社会流传过程中从未与“游戏人生”“躺平”这样的真正消极主义为伍，也没有被后者当成旗帜或者武器大肆利用。他的话更多是被人们在过度紧张和面对失败想不开时用来自我劝慰，帮着自我解脱。因此他的许多“消极言论”对人们实际起了积极作用。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充满矛盾的，儒道两种价值观在从不同方向帮助实现国人的精神平衡。蔡澜是名人，有钱，他最后看轻名利，劝慰人们各得其乐，其作用即使是复杂的，但肯定不应被武断做负面的定性。

▲蔡澜的作品。

除了上面这些，老胡想说，蔡澜西归后，引起了这么多评论和争议，这反映了现实中人们存在的精神矛盾和困惑，每一种主张都有他们的现实渊源。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不要拿蔡澜过度借题发挥，这种发挥走向极化时，出现一定的荒谬就是难免的。蔡澜经历了香港繁荣而矛盾的时代，他本身是复杂的，但他配得上是香港那个时代文化的符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