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2026年7月3日，蒋方舟发了一条微博，正面硬刚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的质疑。她承认注释马虎，但坚称论文不存在抄袭、洗稿、剽窃等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更硬气的是，她宣称自己已经就此事报警。一个被指控抄袭的人，不是自证清白，而是选择报警。这个动作的自信程度远远超出了自我辩护的范畴。当时，她不像一个正在被审判的人，倒像一个已经知道判决结果的人。

7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公告，针对肖鹰的举报逐条回应，认为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尤其是注释部分存在严重的学术不规范问题，但尚不构成学术不端。蒋方舟的学位保住了，倒是她的导师阎连科被暂停招生资格一年。这份声明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如果舆论就此平息，蒋方舟的学位、声誉和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全部资本都将安然无恙。

7月10日，豆瓣用户ilad发布逐段比对帖，红色标注将她的硕士论文与台湾学者陈仲仁的论文并排呈现。三天后，人大再次发布公告，根据新线索认定论文存在学术不端，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同日晚间，蒋方舟公开致歉。

从报警到道歉，十天。

这场荒诞现实主义戏剧对阎连科来说，构成了一种比他的任何小说都更精确的黑色幽默。一个以揭露制度性谎言为毕生志业的作家，自己却是一个制度性谎言的日常参与者，他参与的方式甚至不是乔姆斯基接受爱泼斯坦资助那种戏剧性的共谋，而是一种比前者远远更平庸，因而更无法抵抗的方式。他只是占据了一个制度位置，然后让那个位置的默认运作逻辑代替他完成了共谋。乔姆斯基至少还需要说一个"是"，阎连科甚至只需要沉默就够了。

景观社会的另一面

让我们先回到7月3日。人大的调查从2025年八月启动，历时近一年。从院系初审再到学术委员会讨论，一套完整的程序走下来，到七月五日公布结论的时候，定性工作早已完成。

蒋方舟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调查程序在定性前几乎必然要求当事人提交书面说明，逐条解释被质疑的段落。所以她之前在微博上的逐条辩解，不像临时应战，更像是一份已经交过一次的答卷的公开版。而她的笃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那份答卷之前已经过关了。

在这个基础上，报警行为就不是为了自证清白和压制不利的声音，而是提前进行舆论管理。试想一下如果她沉默，那么两天后人大公布学术不规范的结论时，公众很可能认为学校是在和稀泥。但她先报警，把自己锁定在被诬陷者的位置上，等公告落地的时候，学术不规范的结论就不再是遮掩什么，而是官方在证实她确实没有抄袭。

7月5日的第一份公告确实落在了她希望的方向。在这份公告中，蒋方舟注释的问题被认定为学术不规范。需要承认的是，从现有的审核标准看，注释问题大体上只能算不规范，毕竟它没有影响到论文的核心思想。但蒋方舟的注释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校方都不得不用“对注释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来形容。这是一种非常小心的做法。因为这种认识严重不足已经快要超出不规范的一般边界，半只脚迈入学术不端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一旦将问题变成学术不端，紧跟着的问题就是这篇论文当年是怎么通过导师审查和层层答辩评审的，一旦认定蒋方舟造假就是认定整条审核链失灵。所以人大保护蒋方舟，说到底是在保护自己。

在如何看待蒋方舟，人大，以至阎连科等等这些人或符号的共生关系上，不少人会想到六十年前的《景观社会》。居伊德波描述过这种共生关系，我们套用“景观不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本身”来理解，蒋方舟就不能被看作一个碰巧有名气的写作者。她从七岁写作、九岁出版开始，一路走到综艺节目里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出境，二十年积累下来，蒋方舟这三个字早已不指向某个具体的人，而指向一个由出版资本和数百万粉丝共同投资建造的公共幻象。

在这条生产线上，资本需要一个可以变现的文化符号，公众需要一件寄托了精英想象的消费品。蒋方舟这个具体的人在其中被逐渐抽空，变成了一具承载巨量欲望的容器，所以她绝对不能认错。一旦承认实质性抄袭，崩塌的远不止个人学术声誉。围绕她搭建的整条利益与符号网络会同步坍塌。

不过，单纯这样分析的话，蒋方舟仿佛就也成了身不由己的受害者。景观社会的分析框架到这里就撞上了天花板。

德波的框架里藏着一个道德预判。他倾向于把景观描绘成一种外在的统治力量，制造景观的人是压迫者，消费景观的人是被压迫者。如果蒋方舟只是被这台机器裹挟的人，那她报警不过是走投无路时的胡乱挣扎。

可这个解释显然不大成立，即便被困在景观的牢笼里，她也有选择余地，她完全可以沉默不回应，等平台算法把公众注意力引到下一个话题。但她选了一个远比沉默激进的报警，把学术争议从同行评议的灰度地带强行拖进法律框架的非此即彼。这不像被洪水冲走的人在扑腾，更像是一个人在试图用手去掰洪水的方向。

更准确的说，蒋方舟同时是景观的产品和景观的生产者，并且两种身份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也更符合真实世界的运转逻辑。从九岁出版第一本书这件事开始，成人世界的商业策划和她本人的某种参与从第一天就搅在一起，没有哪个时间节点能把天真的少女作家和精于算计的形象经理人一刀切开。打个比方，就像一株沿棚架攀爬了二十年的藤蔓，你没法把植物从棚架上剥离而不同时毁掉它的形状。棚架的形状就是植物的形状。

说到这里，如果报警这个行为完全是蒋自己的主意，那就说明她明知道自己在撒谎的情况下，也清楚的知道只要最核心的谎言（抄袭台湾学者论文）没被揭穿，她所共生的那个系统就会以她期望的方式保护她。

天才崇拜

就像刚才所说，景观社会的框架在分析这类事情上是有天花板的，把框架扩大到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分析中常用的那些概念也是如此，比如套用拟像和符号资本之类的概念，的确可以解释蒋方舟事件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在这个时代发生。但如果把社交媒体拆掉，把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的景观装置统统撤走，这一类事情就会消失吗？

只要我们稍微查询一下历史就会得到答案，不会。历史上这类事件形式可能千差万别，但结构几乎是一样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景观装置加速了蒋方舟事件的节奏，放大了它的剧场效果，但这不是病因本身，病因在更深的地层。

蒋方舟的造假之所以激起远超一般学术丑闻的公众愤怒，在于她冒犯了一个比学术规范更根本的信仰。一个无名研究生抄硕士论文，人们最多就是摇摇头。真正让大众咬牙切齿的，是蒋方舟对于天才的“窃据”。

这种特殊的愤怒有一条很深的思想史根系。

在伽利略之前的漫长世纪里，知识的权威建立在传承之上。复述越精确，权威越高，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员以一字不差为荣。知识是一座储满前人结晶的仓库，学者的本分是看管和搬运，没人指望你自己往里添新东西。霍布斯后来就讽刺中世纪的科学本质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学。

伽利略动摇的不只是地心说，他的潜台词是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发现前人不知道的真理。伽利略在《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中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它认为人和上帝在数学上拥有同样的精确性，唯一的区别在于上帝可以理智直观，而人可能会犯错，需要训练。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整个启蒙主义的源泉。用康德那句著名的话来说，“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巧合的是（或者应该说必然的是），这句话出自康德1784年那篇经典的论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但理性一旦被宣布为人人皆有的能力，它就制造了一个自己无法消化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理性，为什么有些人能创造出其他同样拥有理性的人创造不出来的东西？

康德自己在《判断力批判》里给出了这个解释。他的回答是天才，或者说自然通过其为艺术立法的那种才能。天才的首要特征是原创性，理性人人都有，天才只有少数人拥有。理性可以通过训练获得，天才是自然赋予的，教不会也学不来。

康德甚至专门把天才和科学家做了区分。牛顿的所有发现原则上都可以通过方法论的阶梯一步步抵达，但没有任何方法论能教一个人写出荷马的诗。

康德是审慎的，他只把天才限定在美的艺术领域。其实这条边界在康德自己的体系里就已经不稳固了。他区分天才和科学家的理由是科学有方法论的阶梯，任何人沿着阶梯原则上都可以抵达牛顿的结论。但方法论可以验证一个发现，方法论能告诉人什么值得去发现吗？牛顿选择追问苹果为什么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这个选择本身并不是方法论教给他的。

更根本的问题是康德把美的艺术当成一个自明的范畴来使用，但什么是艺术？政治技艺算不算？战场上的即兴决断算不算？如果Kunst这个词本身就横跨了从手艺到美术到一切需要判断力的实践，那天才只属于艺术领域这条线从一开始就是画在沙子上的。

后来的浪漫主义不过是把这条线抹掉了。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把天才从美的艺术扩展到一切精神创造活动。于是，对个体理性的尊重变成了对个体原创性的崇拜。到十九世纪中叶，一套完整的现代信条成型了，即最有价值的知识产出源于独一无二的个体心灵，而这些心灵可以通过作品被辨认。卓越的文本指向卓越的心灵，卓越的心灵兑换为社会权威。

蒋方舟二十年来塑造出的公共形象就是这条推理链最生动的演绎，抄袭则是这个链条的死穴命门。如果文本不是她的，那么从文本推断出的那个独特心灵就失去了地基，建立在这个心灵之上的一切社会权威就不再是对才华的合理兑现，而是建立在虚假信用上的诈骗。

这才是她必须报警而不能沉默的深层原因，因为她不是一般的名人公知，她是“天才”。前面说到她选择报警是提前进行舆论管理，但之所以必须这么做，也是因为对顶着“天才”光环的她来说，在证明原创性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中间选项。沉默意味着容许灰度的存在，而在天才或骗子的二选一里，灰度就是认罪。

无穷无尽的蒋方舟

第二节追溯了原创性崇拜的来源。但一套信仰的来源和它的可靠性是两回事。原创性崇拜的真正困境不在于它的历史谱系，而在于它的认识论结构里有一个无法修复的漏洞。

这套信用体系的脆弱性并不是蒋方舟个人造成的，它内置在原创性崇拜的认识论结构里。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进入另一个人的心灵。我们能做的只是检查他交上来的东西，然后从外部产出推断内在能力。问题是，一切交上来的东西在原则上都可以伪造，这意味着所有依赖外部产出来认证内在能力的制度，在结构上都无法根除造假，只能不断抬高造假的门槛。

在传承型知识体系里这个困境是温和的。考核标准如果是忠实复述经典，验证相对简单，拿答卷和原文对照即可。但对天才的原创性崇拜把验证难度推到了近乎无穷大。而且传承体系允许灰度，你的复述可以大体准确但有几处偏差，这不颠覆你的基本身份。但原创性信仰不允许灰度，毕竟这个世界没有百分之七十的天才这种东西。一旦任何一处文本的原创归属被否证，整个人在这套逻辑里就不再可信。

蒋方舟说不出有些段落确实借鉴了，但整体思路是我自己的之类的话。不是因为这话一定假，而是因为对“天才”来说，原创性的逻辑是非此即彼的，不接受中间状态。一旦任何一处文本的原创归属被否证，“天才”在这套逻辑里就不再可信，所以她只能在完全清白和彻底崩塌之间选一个。

虽然今天各种信息手段和检索手段极大进步了，但显然我们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查重和造假类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只能通过可伪造的外部产出推断内在能力，那么一切治理方案都是在跟一堵认识论层面的墙较劲。

蒋方舟这种人因为有着巨大争议被放在聚光灯下，才被人翻出证据。对现在更广泛的学术查重问题，哪有大众来拿放大镜监督呢？只靠技术手段的话，查重技术和造假技术之间的关系就像抗生素和耐药菌。你升级查重系统，造假者就学会改写。更不用说今天的大型语言模型已经可以在几秒内把一段话完全改头换面。

更何况，制度改革面对的是更根本的障碍。只要大学和学位的功能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围绕学位展开的利益博弈就不会停。

学术伦理教育则触碰到了一个更古老的幻觉。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传统始终对教育的矫正力量抱有近乎宗教性的信心，孔多塞就相信人类通过教育可以无限趋近完美。而蒋方舟恰恰是对此最刺耳的反驳，她什么都知道，作为清华和人大的学生，她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论文应该怎么写。

但知道这些都没有用，知识在结构性诱惑面前不构成防线。这里面有一层令人不快的讽刺。启蒙传统亲手创造了原创性崇拜，从而制造了认证困境，又坚信教育能化解这个困境。但制造问题的那个传统，其开出的药方恰好对自己制造的问题无效。

公众监督确实在蒋方舟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ilad的逐段比对帖是整件事的转折点。但这本身就暴露了问题。这种监督是偶发的外部冲击，靠的是特定个人的努力和特定的舆论窗口，它不是制度的内在机能，而是制度偶尔遭受的事故。

而且即便是这种偶发冲击，最终也可能被系统吸收。人大第二份公告的末尾说，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提升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几乎肯定只是官僚套话，是公告模板里的固定句式。但这恰恰是它有效的原因，官僚语言的功能就是把任何事件装进同一个格式，装进去之后它就自动变成了已处理。蒋方舟事件在这个格式里和任何一次学术违规没有区别，模板本身就是最高效的消化机制。

更麻烦的是，学术共同体甚至无法指望外部力量来弥补自己的失灵。ilad的比对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属于人文社科领域，抄袭的痕迹可以被任何具备基本阅读能力的人辨认。但学术生产的大量领域并不具备这种可读性。正如笔者之前另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一篇凝聚态物理的论文，全世界能真正评判其原创性的人可能不超过几十个。这几十个人往往就是作者的合作者和审稿人。换句话说，是利益相关方。

公众监督在这里彻底失效，不是因为公众不愿意监督，而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懂被监督的对象。学术共同体在最需要外部制衡的地方恰恰最不可能得到它。结果就是，越专业的领域，审核越依赖内部人的自律和互信，但内部人恰恰是最有动机维护现状的人。

可以这样说，在这种完全封闭循环的系统中，揭露不是这个循环的中断，它只是循环的内置环节。系统需要偶发的丑闻来排毒。通过对个体的惩罚，系统就以最低代价展示了自净能力。然后系统表演一次自我纠正，纠正反过来重新确认了系统的合法性。最后系统继续运行，下一个名人知识分子已经在路上了。

当然，现实中不会有什么系统在引发极大社会矛盾之后才能完全封闭不被打破。更何况，整个当代学术系统虽然内在共同体意识看似稳固，但整个存在基础已经愈发脆弱，这点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很多次。在大学和学位不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不管是大众的监督还是体制的监督，能做的也只是延缓问题而不是彻底解决。而如果连监督都不愿意诚心接受，那系统的瓦解只是会更早到来罢了。

我们只是希望，此时此刻大概不会有下一个蒋方舟正在某个地方出版她的第一本书，不会有某所大学的会议室里，答辩委员会正在对她的论文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