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大卫·纳尔逊·萨顿。邹德怀 图

1946年4月7日，长江边，多云，非常冷。

“据称，日军曾在此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这天，51岁的美国人大卫·纳尔逊·萨顿在日志中写下这样的话。作为东京审判时期的美方副检察官，彼时他正身在南京，搜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并将调查经历写进日志。近一个月后，东京审判开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看到萨顿的日志时，深感震撼与敬畏，“这种未经修饰、直击现场的记录，具有任何二手文献都无法比拟的冲击力和说服力”。

这是萨顿日志近八十年来首次披露，它由“90后”藏家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市场拍得，后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今年是东京审判80周年，萨顿日志泛黄的纸页穿越时空，再次将人们带回历史现场。

1946年4月的萨顿日志。邹德怀 图

重新发现萨顿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即东京审判。最终，25名被告被判有罪，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人被处以绞刑。

作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成员，萨顿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尤其是系统搜集南京大屠杀相关证据，在审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东京审判结束后，他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萨顿再次引起关注，源于一次意外发现。

2025年11月10日晚，收藏家邹德怀像往常一样，登录了他经常浏览的美国军事文物拍卖网站——他曾多次光顾这家网站，几年前在这里拍到过飞虎队成员的遗物。他刷新页面，被13件预拍品吸引，这些拍品的标注信息指向一个陌生的名字——大卫·纳尔逊·萨顿。

翻阅外文资料后，邹德怀心头一震：萨顿，正是东京审判期间的美方副检察官，而这些拍品，是记录他当年在中国调查经历的原始档案。邹德怀当即定下预算，计划以3万美元竞拍其中9件核心史料。

萨顿遗物拍卖时的网页。邹德怀 图

邹德怀的敏感源于他多年的收藏经历。2015年起，他便开始收藏抗战文献。十余年来，他收藏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也许是收藏的这类影像过多，他至今记得一个梦：“我站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街头，四周是店铺和城墙，到处是惊慌失措的人。我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从身边跑过，日本兵在后面追赶；一辆车从眼前拖过，车上堆满了女人的尸体……”

2025年11月14日凌晨，竞拍开始，激烈的角逐持续了两个小时。最终，邹德怀以6万多美元拍下9件拍品，远超预算。他不得不四处筹款，但在亲友的帮助下勉强凑齐全款后，意外接踵而至：拍卖行称系统遭黑客入侵，约4.9万美元被诈骗团伙截取。经过漫长的协商，拍卖行愿意承担月1.9万美元的k损失，剩余约3万美元的缺口，仍需邹德怀自行补齐。

就在他焦头烂额时，一位热心公益的朋友张菡伸出援手，全额承担了这笔费用。2026年1月29日，历经多方接力转运，邹德怀终于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包裹。

思虑再三，邹德怀决定将这批萨顿的遗物捐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称纪念馆），其中包括萨顿1946年至1948年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6本日志原件、萨顿撰写的系列“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等。“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知道战争有多残酷，知道和平来得多么不易。”

邹德怀在捐赠现场。邹德怀 图

填补历史拼图

纪念馆馆长周峰回忆起第一眼见到萨顿日志原件的场景时，依然难掩激动：“纸页已经泛黄，但萨顿八十年前来南京调查记录的字迹依然清晰如刻，穿越近八十年时光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纪念馆第一时间邀请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鸣教授等相关专家进行鉴定，确认这是萨顿的原始日志，并因作者身份的关键性及一手记录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比如萨顿在日志里写到，1946年4月7日‘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这种未经修饰、直击现场的记录，具有任何二手文献都无法比拟的冲击力和说服力。”周峰说。

这些细节让萨顿日志不仅仅是一份私人记录。经过将萨顿日志与已有档案初步比对，周峰发现，萨顿关于探访上述长江边屠杀地点的记录，与纪念馆收藏的草鞋峡、燕子矶等丛葬地埋尸记录，以及刘永兴等幸存者战后叙述的‘江边机枪扫射’地点高度吻合。“萨顿作为国际检察官，其独立调查的发现，反过来印证了中方当时统计和记录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杨夏鸣关注萨顿已有二十年。他介绍，萨顿去世后，其后人将他的档案捐赠给了他的母校——美国里士满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他推测，这批档案大概率来自美国里士满大学法学院图书馆，“2009年，该馆将‘萨顿档案’外包数字化时，可能某一个文件夹不慎丢失，最终流入拍卖市场”。

杨夏鸣认为，这批档案入藏纪念馆，“填补了中文世界关于萨顿调查工作的史料空白”，为东京审判研究补上了关键一环。

与纪念馆已经收藏的《拉贝日记》《马吉影像》、程瑞芳日记等大量史料不同，萨顿日志有其特殊性。周峰说：“如果说前者是从保护者、目击者、受害者视角记录的历史，那么萨顿日志则提供了从国际司法调查者视角的完整记录，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是‘执法者’与‘求证者’的第一视角。”

他进一步补充，这份日志填补了两块关键的历史拼图：

“一是‘取证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东京审判判了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元凶）绞刑，但证据是怎么一步步搜集的？证人是怎么找到并说服其出庭的？萨顿日志详细记录了1946年初春他在中国各地奔波、面谈证人、筛选证据、撰写报告的完整工作轨迹，让我们看到了正义判决背后，那些艰难、细致甚至是危险的调查工作。

“二是‘未被采纳或未被充分使用的罪行线索’，日志中明确记载了调查细菌战、鸦片贸易等罪行的经历，这些在最终审判中或因种种原因未被充分追究，萨顿的原始记录，为我们研究东京审判的局限性，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更广泛的罪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

6本萨顿日记。邹德怀 图

历史的证人

“（1946年）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

萨顿随国际检察局团队在中国调查期间，行程密集。

根据萨顿日志的记载，1946年3月12日-4月12日，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萨顿一行辗转上海、北平、重庆、南京四座城市。《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当年4月10日的报道，详细介绍了萨顿等人在中国的调查工作，如“在南京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一天就面谈了120名目击者，收集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证据”，“他们经常审问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战犯，与证人面谈直到凌晨3点”。返回东京后，萨顿先后起草了来自中国的系列报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华毒品贸易》《德日在华的勾结：施塔莫》和《细菌战》。

“乔治·菲奇博士（Dr.Geo Fitch），他（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在南京。”飞抵上海的第三天，1946年3月14日，萨顿在日志中提到了曾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乔治·菲奇。

乔治・费奇中文名为费吴生，1883年1月出生在江苏苏州。1937年他留在南京，参与南京安全区的组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

1938年1月，费奇有机会离开南京，于是他将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像胶片秘密缝在大衣夹层里，秘密带出了南京。1938年3月，费奇回到美国。他奔波于美国东西海岸进行演讲、放映马吉牧师拍摄的影片，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奔波呼号。东京审判期间，他作为证人出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将近1300人，均着平民服饰，被带出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营地。他们排成长队，100来人一组，被带着刺刀的士兵捆缚着，被带走执行枪决……士兵纵火，火势肆虐。”

飞抵上海的第五天，1946年3月16日，萨顿见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另一重要证人贝德士博士（Dr. Bates）。4月3日，萨顿在南京再次会见了贝德士博士，并“开会直到深夜12:30”。

贝德士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他以金陵大学副校长名义留守，负责保护金大校产。南京沦陷后，他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并担任最后一届主席，保护了大量中国平民。贝德士根据当时自己的所见所闻，对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作了记录。

1946年4月4日，萨顿一早起床，7:40出发开始寻找许博士（Dr. Hsu，即许传音）。“驱车跑遍南京……”4月5日，萨顿见到了许传音博士。

许传音是萨顿找到的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中国证人中，较为特殊的一位。他是安徽贵池人，1884年生。1915年，他获得庚子赔款留学基金资助，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取得经济学（铁路管理方向）博士学位。1928年，他赴南京任职，曾任铁道部专员、司长等职。

据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孙宅巍在《许传音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多重身份及作用》一文中的研究，南京沦陷之后，许传音出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参与主持了救助难民和收埋43000余具死难者尸体的工作；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主任，他主持了安全区的房屋分配工作，并积极搜集证据，揭露日军的种种暴行。

据许传音曾外孙女、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张庆向澎湃新闻回忆，“南京沦陷时期，曾外祖父把自家的洋房腾了出来，给难民分食物。”孙宅巍在研究中也提到：许传音甚至将在峨嵋路自建的二层洋房也拿出来，供难民们住。他在自家房顶上悬挂了美国教会和世界红卍字会的旗帜，这使其住宅比一般市民的住房多了一份保障。据许传音之子许先德先生回忆，“峨嵋路上的居所也都住满了难民”，“这里也真成了很多难民的避难所”。

张庆讲述，当年萨顿重返南京寻找证人，希望许传音博士前往东京出庭作证，他没有丝毫犹豫。“1946年我妈妈才4岁，却还有些印象，当时东京那边打来电报，说妈妈的爷爷要去出庭作证，当时一家人正吃饭。”

萨顿日志里，记载了一个许传音博士到达日本后的细节：“1946年6月15日，许博士想要他的西装——落在上海了。”“1946年6月16日，许博士早6:00就把我叫醒——（为了）他的手提箱，一直折腾到8:30。”在张庆看来，这背后是许传音的重视：“他清楚自己是代表中国出庭，面对的是国际场合，不能穿得太寒酸，而且他是博士身份，也格外注重自身形象，更重要的是，他要以最好的状态，控诉日军的暴行。”

在法庭上，许传音以红卍字会负责人的身份，公布了红卍字会组织收埋死难者尸体的情况与总的数字。他说：“我们通常有200人从事这种工作，掩埋了43000多具尸体，这个数目实际上小得多，我们不被允许把真实的数目报上去。”这些证言，最终被法庭采信，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等战犯的重要依据。

萨顿眼中的绅士

在萨顿首次赴华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濬给予了巨大的协助。

与萨顿同行的莫罗上校在其报告中描述了向哲濬的工作：“在我到达（中国）各地前，向先生（向哲濬）都和相关个人和机构联系，做出安排，这极大地帮助了我的工作。”

对于这位中国的检察官，萨顿在日志里写道：“向先生毕业于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优雅的绅士。”

在向隆万的印象里，父亲待人始终彬彬有礼，没有一点官架子。这一点，在向哲濬秘书高文彬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高文彬后来在《忘记历史就等于犯罪》一文中，描述了自己接受向哲濬面试的经过：“我到华懋公寓（即现在的锦江饭店）参加测试，与我一起去面试的还有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张培基等。主考官就是向先生。先生人非常谦和，完全是一位学者的风度。”

85岁的向隆万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教授，他退休后专注搜集东京审判原始资料档案，2011年任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据向隆万的讲述，他出生时父亲已49岁，所以等到他长大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长大后，“第一次看到父亲在东京审判法庭上讲话的纪录片，大义凛然的身影，和记忆中那个慈祥的老人大不相同。”

向哲濬在东京审判期间。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5月14日之前，都是程序性辩论，到5月14日，正式的起诉和辩论才开篇。”向隆万说。

1946年5月14日的庭审上，面对日本辩方律师“1941年12月之前无宣战，不算战争”的诡辩，向哲濬走到发言台前，从容不迫却掷地有声地反问：“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士兵和平民。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我认为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那不叫战争，那什么才是战争，我倒要问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还有什么是战争！”

还有一个向哲濬与日方辩护律师的交锋细节，令向隆万印象深刻。1947年10月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检辩双方围绕板垣征四郎的罪行展开激烈交锋。中国检方仅3人，却要直面日方6名律师的轮番辩驳，这场唇枪舌剑的较量，从破晓一直持续到黄昏。辩论伊始，日方律师拿出大阪株式会社编纂的材料作为辩护依据，端坐一旁的向哲濬见状，神情骤然凝重，未等对方律师话音落下，便快步上前握住话筒，代表中国检方当场予以严厉驳斥。“遗憾的是，现存纪录片只记录下父亲发言的开篇片段。”向隆万说。

向隆万介绍：“父亲向哲濬于1892年生于湖南乡村。父亲年少时，《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成为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在长沙修业学校求学期间，徐特立老师‘断指血书’的爱国壮举深深触动了父亲，他还与同窗陶峙岳一同在衣襟上血书‘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明报国之志。”

“这就不难理解，平日里温文尔雅的父亲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何慷慨陈词，甚至一度‘抢话筒’——他的发言里，藏着一个民族积压半个世纪的悲愤。”向隆万补充说。

看到萨顿日志中的另一个细节，向隆万也了解了更多父亲当年的为人。据杨夏鸣翻译的《萨顿南京之行报告》，1946年5月31日，萨顿第二次前往中国，负责面谈证人并将其带回东京出庭。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无法为证人提供预算，萨顿先行为4名中国证人支付了在上海旅馆的食宿费，共计261,960法币。

对于这笔支出，萨顿后来在1946年9月25日的日志里记录：“向法官付给我……，用于偿还我替4名中国证人在上海大厦支付的261,960法币（C.N.C.）食宿费。”

“我无法百分之百确认，但我觉得，很可能是父亲自己垫的钱。”向隆万说，这可以从过往的细节中找到佐证，“1946年7月29日，我父亲发给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封电报显示，受害者尚德义在去东京参加南京大屠杀作证前收到出使津贴200美元，由于在东京作证时间达54天，导致其平时主持经营的店铺倒闭，其后来失业闲居，一家五口生活艰难。父亲向哲濬遂帮助他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发电报，希望给予进一步的补贴，得到的却是‘拟不批示，以免纠缠’几个字，是用毛笔批示的”。

向隆万讲述，母亲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当年蒋介石政府给的活动经费极少，向哲濬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检察官同僚每周都要轮流请客吃饭，向哲濬没有得到政府给的这笔活动经费，又不愿让中国丢脸，便自己掏钱招待同行。

“根据我父亲之前自己掏钱请客的态度来看，他大概率会自己垫付——一方面不能亏待这些本来就穷苦、又经历九死一生的证人，另一方面更不能让美国人来出这个钱，那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向隆万说。

未停止的审判

回望东京审判，在向隆万的记忆里，父亲向哲濬心底始终藏着一份难以释怀的遗憾。

“比如，岸信介本来是个战犯，被抓起来了却没审他，后来还把他放掉。放掉的时候，我父亲还发过电报，认为应该把他引渡到中国来受审，但最后也没成。” 更令向哲濬愤懑难平的是，上世纪50年代，身负战争罪责的岸信介，竟堂而皇之登上日本首相之位。在他看来，一名本该被送上审判席的战犯，何以能执掌一国政坛？这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轻慢。

岁月流转，历史的翻案之风悄然抬头。1980年代，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试图消解侵华史实、模糊战争罪责。彼时已经年迈体弱的向哲濬，仍不愿沉默。后来，上海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向哲濬坐在轮椅上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讲了一段话，说：“我们这些亲历过东京审判的在世者，都是历史的活人见证。倘若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借篡改历史卷土重来，终将再度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无处遁形。”

“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历史最怕的不是被批判，而是被遗忘。”向隆万说，“如今，萨顿日志已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随着接下来相关研究的深入，相信日志中更多与父亲向哲濬相关的细节也将慢慢浮现。”

对于萨顿日志的后续研究，周峰透露，纪念馆已经启动了专项工作，初步设想的研究方向包括，将日志内容与东京审判庭审记录、馆藏幸存者证词等中方档案进行系统比对，形成证据链闭环，另外还会专门设立课题，深挖日志中关于细菌战、鸦片贸易等罪行的记录。”

“让历史档案走出库房，服务公众、教育青少年，是纪念馆的天职。”周峰说，传播方面，除了展览、出版相关书籍，还会将萨顿日志及相关报告进行高精度数字化扫描，希望能像《拉贝日记》数字化一样，让这批新发现的史料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记忆遗产。

八十年后，东京审判的法槌声并未远去，那些为真相和正义奔走的人们，也从未被遗忘。

“它（萨顿日志）揭示了中国战场在东京审判中的核心地位。萨顿来华调查的任务核心就是南京大屠杀。这说明，审判日本战犯，最重大、最触目惊心的罪行发生在中国。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不仅在战场上拖住了日军主力，更为战后审判提供了最核心的罪证。萨顿日志的回归，是中国对二战胜利和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决定性贡献的又一次明证。”周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