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战略”备忘录，将AI建设重心聚焦于作战、情报和企业三大方向。美国正加速推动AI嵌入杀伤链与联合全域指挥体系，并加快无人系统、智能平台和作战数据网络建设。在这一过程中，Palantir、Anduril、SpaceX等科技企业与美军合作持续深化，硅谷资本与国防需求加速耦合，正在塑造新的“科技—军工复合体”。

在IPP研究员戴明洁看来，AI军事化可视作美国以新技术重组军事优势、产业优势和全球霸权的一场系统性布局。美国加速塑造的AI军事化链条，不仅会改变未来战争形态，也将重塑美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并通过AI基础设施、供应链布局、盟友体系和关键“支点国家”向全球扩张。

戴明洁认为，这对中国AI发展具有重要警示意义。中国AI的主要应用场景和资本流向仍高度集中于消费互联网领域。当一项可以重塑科学研究、赋能千行百业与提升国家军工能力的战略性技术，被导向娱乐消费而非生产力提升时，科技的力量就会被轻视，宝贵的社会创新资源也会被浪费。

本文作者：戴明洁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员

一、AI军事化与战争新形态

首先，AI会改变战争形态。

《影子博弈：AI重构权力与安全》描绘了一幅正在成形的未来战争图景：机器正在走向决策前台，战场正在延伸至人心与信息空间。AI被视为指挥官的“最佳助手”，无人作战、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简单而言指将陆、海、空、天、网、电磁等不同作战领域，以及各军种的传感器、通信系统、指挥系统和打击力量连接成一个统一作战网络）、认知战等新形态，正在颠覆传统军事逻辑。这种变革的核心在于，胜负越来越取决于谁能塑造对手的认知与选择。战争不再只是力量对抗，而是对“判断与决策”的争夺。

军事领域一直是美国前沿科技的“首发试验场”。最近备受关注的两次美军海外行动——“抓捕马杜罗”与“击毙哈梅内伊”，尽管细节存疑，但已初步勾勒出以AI技术为驱动的新型战争形态及其作战逻辑。

从Palantir公司的多渠道情报融合、Anthropic公司大模型Claude的数据分析与决策模拟，到Anduril公司软件系统与LUCAS低成本无人机群的协同打击，AI已深度嵌入军事行动的“观察—定向—决策—行动”（OODA）循环。

一名美国陆军军官在训练期间查看Maven智能系统的界面。图源：美国陆军

这一链条的起点，正是由Palantir提供的多源情报实时融合平台。

在传统情报分析中，分析员需要手动对比卫星图像、通信监听、无人机视频、人力侦察报告、社交媒体等海量数据，而Palantir的核心技术——多源数据集成与处理平台“哥谭”（Gotham）与人工智能平台（AIP），能够打破不同情报信息之间的数据孤岛，将上述多源、海量、异构数据实时整合到同一张动态地图中，为后续目标判断与行动提供信息基础。[1]

五角大楼近日表示，已有九家公司同意整合各类系统的数据，包括Palantir 和Anduril等新兴公司。图源：路透社

而为了保证情报数据在强电磁对抗环境下的畅通，马斯克旗下公司SpaceX的军用“星盾”（Starshield）实现了对地面电磁封锁的突破。与乌克兰战场上以民用“星链”（Starlink）为主不同，“星盾”由约480颗专用加固卫星组成，通过太空中的“激光星间链路”传输数据，构建起一张“剪不断”的空中通信网格。即使地面互联网与移动通信被切断，指挥信号与情报数据依然能够通过天上的卫星网络传输。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星盾”（Starshield）卫星。图源：Space X

在链条的数据分析与决策辅助环节，Anthropic公司的Claude大模型被内嵌于军方机密安全网络，极大压缩了从情报到决策的认知周期。

根据解密资料，美军在“抓捕马杜罗”行动中，已首次大规模使用Claude进行情报数据分析；而在“击毙哈梅内伊”行动中，Claude能够快速读取截获的数千小时波斯语加密通话，识别伊朗革命卫队内部的指挥链裂痕，并为指挥官生成数十种动态博弈下的打击场景模拟。

值得关注的是，“击毙哈梅内伊”行动背后还爆发了一场关于AI伦理的冲突：特朗普政府要求Anthropic移除Claude的所有安全护栏，以便将其直接集成到全自动致命武器系统中，但Anthropic因伦理原因拒绝合作；不过，OpenAI与马斯克的xAI随即与国防部达成协议，将其AI大模型部署于军方机密网络，凸显了AI伦理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矛盾。尽管如此，Claude模型依然在既有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五角大楼与 Anthropic 就其 AI 模型使用条款出现争议，因此加速了AI供应商的多元化。五角大楼希望不受限制地使用Anthropic的AI工具，但后者坚持要求设置限制。图源：路透社

在最终的行动环节，美国摒弃了传统昂贵的大型硬件平台，转而采用由Anduril和Shield AI等新型科技军工企业打造的低成本无人机群作战系统。

Anduril的“点阵”（Lattice）系统与Shield AI公司的“蜂群意识”（Hivemind）系统，通过边缘计算技术，使无人机能够在失去GPS、卫星通信和人类操作员控制的情况下，依靠自带芯片进行视觉导航，自主协同完成复杂任务。[2]

这些公司的“软件优先、可消耗性”逻辑，与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总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北贝塞斯达的跨国国防及航空航天综合企业）等传统军工企业不同：与其建造单架1亿美元的F-35战机，不如生产上万架1万美元的自主无人机，通过数量庞大、成本低廉的无人机群，实现对不同冲突场景的专门化设计。

可以看出，美国AI军事化的核心逻辑，是以软件算法能力重新定义现代战争形式。其强大之处不再取决于单一武器代差，而是通过数据集成、软件算法与决策认知，形成一个分布式、自主化、快速迭代的杀伤网络与协同智能。

二、国家权力的重塑：右翼力量与新型“科技—军工复合体”

其次，在AI技术改变战争形态与美军作战逻辑的过程中，其背后的美国权力结构也在重塑。

加速推动美国AI军事化的核心动力，源于硅谷“科技右翼”的政治野心及其主导构建的新型“科技—军工复合体”。

Palantir公司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在其著作《科技共和国》中深刻批判了传统科技精英的“技术中立论”，并明确表达了科技右翼试图通过AI技术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野心：

美国应成为一个由硬科技能力支撑的“共和国”，不是靠消费文化、身份政治或社交媒体表演维系，而是靠以AI为核心的自主系统、先进制造和国防科技构筑的硬实力。[3]

在“科技右翼”的政治野心下，以“科技企业+风投机构+美国军方”为代表的新型“科技—军工复合体”，正逐渐取代传统的“大型军火商+美国军方”联盟，重塑美国AI军事研发逻辑、国防采购体系与全球安全格局。

企业方面，硅谷一批顶尖公司已从商业科技的探索者，转变为具有明确国防目标的“AI军火商”。

SpaceX的“星链”及其衍生出的“星盾”项目，已从民用通信网络演变为支撑美军全球作战的太空基础设施，并在俄乌战场及斩首行动中证明了其在提供全域通信、导弹预警方面的关键作用。Palantir则成为美军情报融合的“数字大脑”，能够将分散异构的海量数据转化为可行动的战场认知，成为“战场操作系统”。OpenAI、Anthropic、xAI等公司的大模型，在国家安全与商业利益的共同推动下，其技术应用的军民边界正在变得模糊。而Anduril这样的国防科技公司，则在创立之初就旨在用AI技术颠覆传统国防工业。

这些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涵盖“基础设施、数据中枢、前沿算法模型和智能软硬件”的完整AI军事生态，其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军工巨头。

2025年8月，Palantir与美国陆军签署一份总额高达100亿美元的长期合同，将在未来十年为陆军作战行动提供数据支持与软件服务。图源：路透社

风险投资方面，2025年上半年，国防科技初创企业获得超过280亿美元风投，资金集中流向机器人、网络安全等军民两用技术。[4]

以Andreessen Horowitz（简称“a16z”，美国顶尖私人风险投资公司，总部位于硅谷）为代表的美国顶级风投机构，更是直接提出“美国活力”（American Dynamism）战略，并宣布完成超过150亿美元募资，重点投向与美国国防部高度契合的军事优先事项，包括投资Anduril（自主防御系统）、Shield AI（军用无人机）、Saronic Technologies（无人舰艇）、Castelion（高超音速导弹）等“硬科技”国防AI初创公司。

Saronic公司的自主水面舰艇。

美国军方则以空前的战略紧迫感和灵活的机制改革，主动拥抱并塑造这一新型复合体。顶层设计上，美国国防部于2026年1月发布的《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报告，深刻反思了冷战后的美国国防政策偏差——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抽象目标中，导致军事优势被挥霍、作战人员被削弱、军队核心使命被侵蚀，并重新确立了以“美国优先”、“以实力求和平”、“务实的现实主义”为支柱的战略框架。

机制改革上，国防部设立了“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统一数据标准、技术部署与采购流程，以推动AI技术快速响应军方需求。同时，国防部还在硅谷常设“国防创新单元”（DIU）机构，将前沿技术快速引入军事领域，缓解传统漫长采办流程与迫切作战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促进军民两用技术、采办流程简化、培育初创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

在硅谷科技企业、全球顶尖风投、美国国防部的新型合作下，美国已经形成一个以AI军事化为牵引的合作闭环，不断强化美国的AI军事化能力与“军民两用转化”。

今年1月，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要求美国各军种采用人工智能，称他们需要“拼命加速”。图源：路透社

三、霸权扩张：新的权力必然寻求新的边疆

最后，美国的新技术与新权力会通过全球扩张影响全世界。

历史一再证明，美国任何一次重大的技术与军事变革，都不仅仅是“国内”的事情，其最终目标都是服务于全球霸权，为资本扩张与权力野心开辟新边疆。AI军事化带来的新权力，也正沿着熟悉的逻辑，在全世界展开新的布局。

在AI国际战略方面，美国已形成以“星际之门”“创世纪计划”“金穹”导弹防御计划为代表的三大部署，分别聚焦算力、科技前沿与军事防务，并形成同步推进、功能互补的态势：

——“星际之门”抢占全球AI基建关键节点，并将美国技术标准同步嵌入合作国的数字体系中；

——“创世纪计划”打通数据与知识壁垒，加速推动美国在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形成绝对主导地位；

——“金穹”则将科技战略能力转化为军事需求，威胁冷战以来建立在“相互确保毁灭”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格局。

而在AI合作国的挑选上，美国优先选择具有地缘政治价值的“支点国家”（Pivotal State），以及“投入小、收益大”的高价值市场。

特朗普政府重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正是这一策略的典型体现。该计划的实质是“以空间连同盟、以同盟制中国”：通过将美国的技术、印度的工程人才、中东的能源与资本、欧洲的高端市场连接起来，不仅构建起“技术—劳动力—算力—市场”复合空间，也形成AI技术栈与供应链合围，挤压中国在链路以南“全球南方”地区的空间。在此布局下，美国通过拉拢印度、沙特等关键“支点国家”，并联合欧洲、日韩等传统盟友，正以“精英主义”路线抢占全球AI产业的“高价值”市场。

IMEC经济走廊计划不仅意在实现这条路线在物理意义上的连接，还希望在此过程中改善数字联通，促进各国网络、环保和能源的贸易与流通。

在AI供应链方面，美国将目标国的选取与关键资源的控制相结合，使中国在全球AI供应链中面临被孤立的风险。

2025年12月，美国国务院推出“硅和平倡议”（Pax Silica Initiative）。在该倡议的合作圈中，澳大利亚提供上游的锂、稀土等关键矿产；荷兰把控光刻机，日韩掌握加工制造，形成半导体装备制造的“铁三角”；阿联酋提供资本与能源，助力数据中心建设；以色列提供特种技术与网络防御，确保供应链安全；英国、新加坡、印度则作为欧洲、亚洲、印太的重要枢纽，保障供应链物流通畅。

在该倡议下，美国试图形成一条涵盖关键矿产、先进制造、能源、数据中心和物流枢纽的供应链，并通过控制其中的关键资源与枢纽国家，实现全程避开中国的布局。

四、中国AI的“娱乐化”与“四大发明”的历史警示

相比之下，中国并未有将前沿技术率先落地于军事领域的传统，从“四大发明”到互联网与AI，中国的技术应用自古以来具有“重民用”的特征。

当前中国AI的主要应用场景和资本流向，仍高度集中于消费互联网领域。2026年春节，中国互联网大厂砸下80亿元“AI红包”，AI机器人公司春晚出场费高达1个亿，字节豆包、腾讯元宝等聊天机器人的互动量以“亿次”计算，呈现出一幅“热闹”景象。

然而，中国近7亿生成式AI用户的主要应用场景是短视频生成、短剧动漫、直播带货、电商推荐，AI在中国率先成为一种新的“娱乐基础设施”，与美国将AI技术应用于两场军事行动中形成了鲜明对比。

五角大楼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证实，美军已通过“GenAI.mil”平台部署了超过10万个人工智能智能体（AI Agents），这些“数字化士兵”全天候运行在美军最新的“作战数据平台”上 。图源：路透社

中国AI应用“娱乐化”的背后，是互联网大厂对平台经济商业模式的路径依赖。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注意力经济”之上，塑造了以“用户时长”和“流量变现”为核心的商业逻辑。在此逻辑下，AI自然被开发为更高效的娱乐化工具，用来“吸引用户注意—产生平台流量—广告带货变现”。

但是，这样的“娱乐化”倾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烧钱”模式，已经难以适应AI时代的发展需求。2025年，京东、美团、阿里三大互联网巨头掀起“外卖大战”，不仅浪费了本该投入高科技研发的资金（半年烧钱近800亿）、侵害了实体餐饮商户的利益，更引发了国际资本界的集体质疑。瑞银将之称为“懦夫博弈”（Chicken Game），《经济学人》也称其为“全员皆输”与“逐底竞争”。[6]

当前的AI“娱乐化”趋势，如果不加以控制与引导，很大程度上将重演中国在“四大发明”技术上造成的历史遗憾。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在中国，

“印刷术被用来传播旧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被用来巩固皇权而不是新兴的民族国家君主，指南针除了用于著名的郑和远航之外，并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贸易、海外探险和建立帝国”。

这其中透露出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技术的命运取决于运用它的文明取向。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用来放烟花；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看风水，好的技术沦为文明的“玩具”。而西方将中国的火药拿去造大炮，用指南针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最终实现了西方的现代化。

需要指出的是，对AI应用“娱乐化”的关注，并非否定中国在AI开源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社会服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努力。关键问题在于对技术的战略性认知，以及这一认知引导下的社会资源流向：当一项可以重塑科学研究、赋能千行百业与提升国家军工能力的战略性技术，被导向娱乐消费而非生产力提升时，科技的力量就会被轻视；当数以亿计的用户、引以为傲的工程师红利、数以千亿计的商业资本，都在竞相将AI变成娱乐性产品时，宝贵的社会创新资源也会被浪费。

基辛格先生生前曾多次警告：

AI的扩散可能将世界推向一个全新的危险边缘——不是因为技术本身是魔鬼，而是因为它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放大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7]

当一个国家将AI系统性地注入军事、工业与国家权力，而另一个国家的社会主流却将其导向娱乐消费，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就会扩大。而当中国最具创新活力、资本最密集的民间科技力量，与最紧迫的国家安全需求之间产生“目标偏差”时，中国AI技术的“军民融合”也将难以形成共识。

*参考文献：

[1]钟宛琦. Palantir产品详解：从大数据到AI的产品矩阵。广电运通研究总院，2025-04-24.

[2] J.D. Simkins. US confirms first combat use of LUCAS one-way attack drone in Iran strikes. Military Times, 2026-03-01.

[3]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25-12。

[4] Roberto González. How Big Tech and Silicon Valley are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Brown University’s Wat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 Public Affairs, 2024

[5] Raj M. Shah, Christopher Kirchhoff. Unit X: How the Pentagon and Silicon Valley Are Transforming the Future of War. Scribner, 2025.

[6] Everyone loses in the rage of China’s delivery wars: Companies are caught in a race to the bottom. The Economist, 2025-07-31.

[7]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尔·胡滕洛赫尔.《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中信出版社，20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