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凤凰卫视报道，伊朗新年“诺鲁兹节”临近，该国安全局势却日趋紧张。短短24小时内，伊朗三名高官接连遇袭，分别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苏莱曼尼以及情报部长哈提卜。

袭击过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一边向伊朗民众送上“新年祝福”，一边炫耀称以军刚刚“解决了几名关键人物”，并向伊朗政权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正在从上方注视着你们。”

△内塔尼亚胡发表节日祝福与定点打击宣言。（图源：内塔尼亚胡的X账号）

双方的军事行动随之进入新的阶段。3月18日，以色列开始空袭伊朗南部炼油设施及全球最大天然气田，该气田承担着伊朗约七成的国内天然气供应。伊朗则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的多处石油设施展开打击，冲突由此迅速外溢，直接冲击波斯湾能源体系，并在短时间内引发全球市场震荡。

日渐疯狂的冲突背后，究竟是谁在主导这场战争？各方又如何被一步步拖入其中？

对内塑造公众情绪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都是一场历史性的轰炸行动。截至3月18日，美军的打击目标已超7800个；截至上周末，以军的打击目标已达7600个。

这场行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针对伊朗国家权力中枢的集中清除。从最高领袖与“事实上的领导人”，到安全、情报与军事系统的中枢节点，再到支撑政权运转的动员网络，一条层级分明、逐步下沉的打击链条正在成形。这一节奏显示，以色列的目标不止于军事遏制，而直指伊朗国家权力结构的深层重构。

如此高强度、针对国家核心的行动，其动机究竟是单纯安全考量，还是另有更深层政治意图？对内塔尼亚胡而言，这波对伊行动，与其说是一次完全主动的战略选择，不如说是在国内外多重压力下被不断推向的结果。

△3月18日，伊朗南部的炼油设施及天然气田遭到以军空袭。（图源：X平台的截图）

今年以来，巴以冲突进入“后人质阶段”，随着最后一批人质遗体被移交，以色列名义上完成了最初战争目标之一，但意味着这波被用来获得国内外支持的核心正当性开始消失。

然而，主要分歧仍存：以色列坚持解除哈马斯武装，哈马斯则要求以军全面撤出并启动重建。对于以色列而言，此后战争的正当性更多依赖于“彻底消灭哈马斯”和“防止未来安全威胁”。不过，这类目标难以衡量，也难以彻底达成，从而导致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虽然基本完成，但涉及撤军、重建与治理安排的第二阶段谈判仍陷僵局。

人质问题解决后，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压力确实有所缓解。此前围绕“优先营救人质”的强烈社会动员逐渐降温，政府面临的道义压力减轻。然而，这种缓解是有限的，因为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社会撕裂和安全焦虑并未消失，反而随着冲突长期化持续累积。

更关键的是，内塔尼亚胡的个人政治危机并未随人质问题结束而消解。一方面，他长期面临的腐败案件与司法审判仍悬而未决；另一方面，战争并未恢复其执政合法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外界对其决策动机的质疑，包括是否出于政治生存需要而延长冲突。

△2023年7月22日，数千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游行，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计划。（图源：美联社）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的结构性分歧依然尖锐。此前围绕司法改革的大规模抗议所造成的社会裂痕并未修复，政府与军方及安全精英之间的分歧时隐时现。

在针对加沙的作战方案上，以色列军方高层反对进一步扩大地面行动以及全面控制加沙，强调潜在风险与可持续性问题；政府则倾向推进具有政治和战略象征意义的强硬目标。

这种背景下，将战略重心部分转向伊朗，成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种现实选择。早在对伊行动之前，内塔尼亚胡就尝试将国内政治困境转化为国家安全议题：加沙战争及其引发的国内压力被塑造成“生存威胁”，伊朗核问题乃至地区活动则被描述为对以色列生存构成的长期战略挑战。

这种叙事不仅为政府对外军事行动提供了正当性，也为转移国内舆论压力、重新凝聚政治联盟创造了空间。通过将国内危机与外部安全威胁挂钩，内塔尼亚胡得以把原本针对国内政治困境的争议，重新包装为国家战略问题。

对伊行动推进的过程中，内塔尼亚胡成功塑造了一种“国家安全优先”的公众情绪环境。以色列内部在加沙问题上对“继续军事行动”与“优先停火谈判”始终存在分歧，但在对伊行动上却是高度支持。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3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82%的以色列公众支持对伊持续军事行动，其中犹太裔群体支持率高达93%，阿拉伯裔仅为26%；几乎所有政治光谱的犹太人都表示支持，右翼为97%，中间派为93%，左翼为76%。

根据民调结果，内塔尼亚胡将战略重心转向伊朗的选择，显然达到了部分预期效果。这场冲突，至少在短期舆论和政治动员层面，给他带来了更多好处。

展现区域战略考量

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内塔尼亚胡展现出明确的区域战略考量。

在最基础层面，以色列长期致力于削弱伊朗构成的“生存性威胁”，重点针对其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相关军事工业体系展开打击。以色列官方多次强调，若不加遏制，伊朗一旦具备核武能力，将根本性改变中东的力量平衡。

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宣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具有紧迫性，“拖延将使伊朗核计划获得事实上的豁免，并推进远程导弹的大规模生产”。

在此基础上，战略进一步延伸至对伊朗政权支撑结构的削弱。打击目标不再局限于传统军事设施，还包括革命卫队、情报系统以及维持国内控制的安全机构。这表明，以色列的行动逻辑已从“削弱外部威胁”转向“动摇内部支撑”。通过持续削弱这些关键机构的运作能力，伊朗政权在维持统治与应对危机方面的能力将受到侵蚀，从而在结构层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最新一轮空袭行动中丧生。（图源：ZUMA Press）

进一步而言，内塔尼亚胡试图推动一种针对伊朗内部政治变化的“条件塑造”路径。尽管以色列在官方表述中保持了一定的战略模糊，强调并非直接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多次提出“为伊朗人民创造决定自身命运的条件”。

结合针对高层安全与政治人物的定点打击，以及对关键权力节点的持续施压，可以看出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外部军事压力与内部结构削弱的叠加效应，间接促成伊朗内部的政治演变。因此，这一战略不同于传统的直接军事干预或政权更迭模式，更接近一种通过削弱国家能力与统治结构来“诱发变化”的间接路径。

此次冲突升级之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抗长期以“影子战争”的形式存在，即通过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地依托代理人力量展开博弈，并辅以有限空袭与情报行动。

这种相对克制的模式在去年出现明显转折。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多名革命卫队高层死亡，并引发连锁报复，这一事件被视为双方由“间接对抗”迈向“准直接冲突”的关键节点。

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地区力量结构重塑的直接结果。首先，在加沙地带的长期军事行动中，哈马斯的组织能力与作战体系遭到持续削弱，其在伊朗“抵抗轴心”中的功能性角色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使伊朗在叙利亚长期依赖的战略纵深受到冲击，其向海湾与地中海方向投射力量的能力随之收缩。

更为关键的是，真主党在多轮冲突中遭受系统性打击，其多名核心领导人被定点清除，通信与组织体系亦在“寻呼机爆炸”等事件中受到重创。尽管哈梅内伊死后，真主党仍在介入冲突，但其整体作战能力与威慑水平明显下降。

△以军空袭过后，黎巴嫩一家医疗中心沦为废墟。（图源：盖蒂图片社）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乃至首都贝鲁特展开更为激进的军事行动，包括要求相关区域平民撤离并对目标区域实施高强度持续轰炸，加剧了当地的人道主义与社会压力。

随着冲突反复与破坏扩大，黎巴嫩国内部分民众对真主党的态度出现波动，其“抵抗合法性”在经济困境与安全风险叠加的背景下面临侵蚀。社交平台上，许多此前缄默的黎巴嫩民众纷纷转发一则评论：“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批评过真主党，因为我知道面对外部侵略不应该将矛头指向内部。然而，一个所谓‘领袖’的死亡，是否值得以无数黎巴嫩平民的生命作为代价？真主党没能真正保护自己的人民。”

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之下，以色列所面临的多线威慑压力骤降，在战略上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直接打击伊朗的成本与风险也随之降低——这构成了当前冲突升级的重要前提。

特朗普被拖入战争？

仅有区域力量格局的变化，不足以支撑一场针对伊朗本土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对以色列而言，一个更关键的变量在于，美国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支持。可以说，美军的直接下场是影响战局走向的核心条件。

日前，美国国家反恐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情报总监高级助理的乔·肯特（Joe Kent），成为特朗普政府首位因伊朗战争辞职的高级官员。肯特谴责称，特朗普是在以色列施压下发动这场战争的，而伊朗对美国“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这番表态凸显出“美国优先”阵营内部许多人对这场战争的抵触情绪。

△2025年10月13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会晤。（图源：法新社）

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纽带，建立在意识形态契合、战略互利与政治象征的多重基础之上。

早在特朗普首个任期，两人便形成高度协同的政策路径：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制裁，并推动一系列明显倾向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安排。这些举措不仅为以色列拓展了外交与军事空间，也强化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的安全叙事。双方逐渐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特朗普借支持以色列巩固国内政治形象，内塔尼亚胡则借美国背书提升了战略主动性。

这种关系之所以超越传统同盟，很大程度源于背后的私人关系，其中最关键的纽带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出身正统派犹太家庭的他，不仅在身份认同上与以色列高度接近，还负责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设计，包括推动“世纪协议”及阿以关系正常化。库什纳家族与内塔尼亚胡长期存在私人往来，使美以互动在关键时刻能脱离制度化外交轨道，形成更直接、非正式的沟通模式。这种“家族—政策—战略”交织结构，使决策更迅速，同时降低了制度约束。

△2019年5月30日，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与库什纳会晤时握手。（图源：路透社）

尽管如此，双方并非毫无嫌隙。特朗普曾对内塔尼亚胡在拜登当选后立即祝贺表示不满，并批评其在加沙问题上的若干决策。但在对伊朗与安全政策等核心议题上，两人始终保持一致。此次冲突中，内塔尼亚胡推动对伊朗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特朗普则通过政策、军事部署和舆论支持，为行动提供关键保障。

不过，特朗普此次介入并非简单的“主动选择”，而是在结构性压力下逐步形成的结果。

首先，以色列迅速制造既成事实：2月28日的首轮大规模空袭在短时间内完成关键打击，改变地区安全格局，迫使白宫迅速表态支持。这种“行动先于共识”的策略，有效压缩了美国的政策回旋空间。

毕竟冲突升级前，美国已在中东维持广泛的军事部署，并在导弹防御、情报共享与军售体系上与以色列形成深度绑定。

与此同时，以色列持续将伊朗问题与美国自身安全挂钩，将其塑造为“共同威胁”。随着伊朗展开报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航母战斗群及盟友设施均受牵连，使其不仅承担政治压力，也直接承受安全风险。

不能忽视的还有美国国内政治逻辑的推动。支持以色列在美国具有跨党派基础，对依赖保守派选民的特朗普而言尤为重要。亲以色列政治力量与舆论网络，在关键时刻能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支持。当对伊行动被定义为“防御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时，特朗普在政治上更难与这一叙事切割。

这种关系呈现出典型的不对称特征：以色列获得了更大的战略行动空间，美国则要承担更多的外溢风险，包括能源市场波动、地区安全压力及国内政治争议。

尤当以色列将打击范围扩大至伊朗能源基础设施之后，这种不对称进一步凸显。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事先已获悉相关行动并表示支持，将其视为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信号；但在袭击发生并引发能源市场震荡后，他迅速在社交媒体表态，称美方对此“毫不知情”。这种前后不一的表态，既反映出美国试图与冲突后果进行“切割”，也凸显其难以抽身的处境。

战争引发多维影响

冲突升级让以色列在战略上获得了相对主动，也为内塔尼亚胡带来了短期政治红利。然而，这种政治巩固并非无限持续，战争正在重塑以色列的内外格局，也在考验其长期治理能力与社会韧性。

尽管大部分袭击造成的损失有限，但整场战事已在伊朗、黎巴嫩、以色列及整个地区造成超2300人死亡。

随着冲突拖延与损耗扩大，社会不满必然会在以色列重新浮现。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民众的安全感——面对导弹威胁、空袭警报和潜在报复，日常生活节奏被迫调整，尤其是边境及主要城市的中心。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尤其在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方面，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焦虑。

舆论层面，战争强化了外部威胁叙事，同时加剧内部裂痕。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和平主义者与主战派之间的立场差异更加突出，冲突长期化可能引发社会紧张与族群摩擦。

部分以色列政治评论员将对伊朗缺乏长远战略的状况和以色列未能铲除哈马斯在加沙、真主党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相提并论。以色列分析人士、前情报官员迈克尔·米尔斯坦日前在以色列《新消息报》撰文称：“这套叙事框架下，一幅严重夸大的图景被传递给了公众。按照这套说法，真主党几乎‘灰飞烟灭’，伊朗威胁已被清除，哈马斯即将瓦解，阿拉伯世界正准备和以色列结成战略同盟。”

事实却是，战争改变了以色列与区域邻国的关系，打破了过去几年好不容易获得的脆弱平衡。通过美国主导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曾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实现关系正常化，被视为改变中东地缘格局的重要进展。内塔尼亚胡曾预期，伊朗的反击可能促使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更紧密捆绑在一起。

△3月14日，阿联酋富查伊拉一处石油储存设施遭到伊朗袭击，浓烟滚滚。（图源：美联社）

然而，当前冲突暴露了海湾国家立场的分化：一方面，它们在能源与国家利益上不愿完全倒向美国和以色列，而强调避免卷入大国对抗；另一方面，伊朗的报复行动触及波斯湾国家的安全底线，迫使这些国家重新评估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安全合作。支持后者意味着承担能源与安全双重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色列在波斯湾的战略影响力。

经济层面，持续冲突对以色列带来更为直接的压力。军事行动增加军费开支、破坏基础设施、扰乱重要城市商业运转，迫使政府投入大量资源用于人道救援与民防保障。

更广泛的影响体现在全球能源网络。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在冲突中成为“风暴中心”。伊朗的封锁威胁和打击行动迫使大量油轮停航，航运保险费飙升，航运几近瘫痪。随着针对能源基础设施对攻的升级，此次冲突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内部，而外溢至整个海湾能源体系，从上游生产到下游运输均受到冲击，全球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迅速放大。

△3月11日，阿联酋霍尔费坎港，一名男子沿着霍尔木兹海峡岸边行走，远处的油轮和货船排成一列。（图源：美联社）

对以色列而言，能源震荡不仅推高了燃料与生活成本，也迫使其在外交上维持更谨慎的平衡。作为能源进口国，国内能源价格波动、贸易链不稳定及金融市场紧张，势必会使企业投资和消费信心下降，尤其影响高科技和出口导向型产业。

对美国来说，虽然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直接能源依赖有限，但考虑到全球能源体系稳定、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以及海上秩序的主导权，使其难以置身事外。财政与军力的持续投入，同样会在国内引发争论。如今的特朗普，或许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与高压手段，尽快推动冲突降温。

作者：黄瑜珊

编辑：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