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昨天，2026年3月14日，传来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去世了，享年96岁。这是一个会被写进思想史的日子。因为随着他的离去，一个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身影，也悄然退场了。

巧合的是，马克思也是3月14日去世的，就在1883年。一百四十三年后，在这个启蒙精神日渐暗淡的时代，同样为人类解放而思考的哈贝马斯离开了我们。不由得我不感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哈贝马斯的离开，对当下这个世界来说，真是太有象征意义了。昨天深夜，我看到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在某个微信群里写下了一句话。他说，哈贝马斯是“生在纳粹年代，逝于川普年代，中间靠他撑起了一片启蒙时代”。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心中忽然浮现出来的，却是一句貌似完全不相干的词，就是北宋周邦彦的那句，“不堪听、急管繁弦”。

所谓“急管繁弦”，指的是各种乐器同时演奏的热闹情景。而在过去，由哈贝马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撑起的启蒙时代，也就是相信理性、相信人类可以通过对话和沟通达成共识的时代，就像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各种理论、各种思想，在那个时代交织成了一首关于进步与理性的曲子。

但是，在当下这个启蒙精神沉沦、非理性抬头的时刻，我们再回过头去听当年那首曲子，反而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不堪听。之所以听不下去，不是因为那首曲子不美，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心境，也失去了那个能够演奏它的环境。现在，就连演奏曲子的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也离我们远去了。这怎么能不让我感慨万千呢？

那么，还是让我们先来回顾哈贝马斯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轨迹吧。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段欧洲现代史。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在古默斯巴赫的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他的祖父是神学院院长，父亲是当地的商会会长。他的童年处于纳粹的统治时期，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生于纳粹年代”。就像当时几乎所有德国男孩一样，他也曾经加入过希特勒青年团，甚至在1944年被征兵，但尚未开赴前线战争就结束了。

战争结束之后，当纽伦堡审判揭开纳粹罪行的真相时，那种震撼几乎改变了哈贝马斯的一生。他后来回忆说，对16岁的他而言，1945年，一扇门突然在他面前打开了。门的背后，是此前被封锁的一切：现代主义艺术、马克思、弗洛伊德——整个曾经被纳粹遮蔽的思想世界，一下子涌到了他的眼前。哈贝马斯对德国黑暗的过去，可谓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他对战后德国的民主道路完全赞成。这也成为他后来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区别：他基本接受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并试图在民主制度内部进行批判和改良。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哈贝马斯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对任何压制公共讨论的政治制度，都始终保持警惕。有一个细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他从小患有唇腭裂，童年经历过多次手术。他的传记作者推测，正是因为这个身体障碍，让哈贝马斯终生关注“沟通”这一主题——因为当说话和表达都变得困难时，人与人之间如何达成理解就成了最切身的哲学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成了一种奇妙的隐喻：一个一生都在思考“人类如何理解彼此”的哲学家，恰恰从一开始就存在沟通障碍。

正是从这样一个黑暗的童年时期出发，哈贝马斯一步一步成长为那个撑起启蒙时代的思想巨匠。

1949年，他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心理学和经济学，后来转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1954年，他以一篇关于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文，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

还在攻读博士期间，哈贝马斯就已经初露锋芒。1953年，24岁的他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海德格尔的文章，批评这位哲学大师在战后出版《形而上学导论》时，竟然没有删掉1935年讲座中称赞纳粹运动“内在真理与伟大”的那句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博士生，公开发表批评文章，挑战当时如日中天的哲学泰斗，这在德国知识界引发了爆炸性的大讨论。从这一刻起，哈贝马斯那种“不甘于犬儒的勇气和担当”就已经显露出来。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做了几年自由撰稿记者。这个选择在今天看来有点出人意料——一个刚刚毕业的哲学博士，没有直接走上学术道路，而是选择为各类报刊撰稿。后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哈贝马斯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恰恰是因为他相信记者这份职业，比当时的哲学圈更能让他把理论兴趣与政治关怀结合在一起。在1950年代的联邦德国，他感到学术界普遍不愿介入现实，而他渴望的，是用文字介入公共生活。

但到了1956年，哈贝马斯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个重要转折。那一年，他受邀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助手。这个选择，倒也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放弃了介入公共生活的理想，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要想真正理解这个时代的问题，他需要更扎实的理论根基。而诞生了批判理论的社会研究所，在他看来是继续思考的最佳场所。于是，他带着记者的敏锐和公共关怀，走进了学术殿堂。

在担任阿多诺助手的几年里，哈贝马斯从事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大学生政治意识的调查工作。但他很快就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两位导师产生了分歧。他试图在调查中强调理论的优先性，把实证研究引向更根本的哲学追问，这种做法让导师们感到不安。与此同时，1957年，他还应伽达默尔之邀撰写了一篇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讨论的综述，这篇文章的政治激进性彻底激怒了霍克海默。就在这种微妙的氛围中，1961年，他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教授资格论文提交给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霍克海默认为这篇论文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批判力不够，而阿多诺也觉得它不够成熟。结果，这篇后来成为经典的著作，被两位导师拒绝了。哈贝马斯不得不离开法兰克福，将论文交给马堡大学教授阿本特劳斯，最终在那里获得通过。1962年，他前往海德堡大学担任副教授。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次被迫离开，反而成就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飞跃。在海德堡的三年里，哈贝马斯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环境——那里有伽达默尔、洛维特、亨利希等一批顶尖学者，学术氛围比法兰克福更开放、更多元。哈贝马斯开始系统研究语言哲学、解释学和分析哲学，学术视野大大拓宽。1963年，他出版了《理论与实践》，1965年又完成《认识与兴趣》的初稿。这些成果让他在德国哲学界的声望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法兰克福那边也在发生变化。霍克海默即将退休，谁来接替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环顾四周，发现当年被他们拒绝的哈贝马斯，如今已经是德国哲学界最耀眼的新星。他们的态度随后也发生了转变。1963年的聘任委员会上，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使出浑身解数，力推哈贝马斯。阿多诺称他是“理论社会学和哲学相结合的不二人选”，霍克海默则认为他是唯一“有声望的人物”。最终，哲学系打破常规，破例只提名哈贝马斯一位候选人，并致信文化部称事情“十分紧迫”。

1964年，在阿多诺的极力推荐下，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接替霍克海默的教席。曾被老师拒绝的年轻人，如今成了老师的继承人。这真是二十世纪思想史上最具戏剧性的篇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年分离，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两代人之间的差异：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沉浸在流亡归来的创伤记忆中，对启蒙抱有深刻的怀疑；而哈贝马斯则试图在批判传统之外，为现代性寻找新的理性基础。这种差异在1961年还让他们无法相互理解，到1964年，阿多诺就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未来，需要哈贝马斯。而接替霍克海默成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讲座教授的哈贝马斯，正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核心人物。

与霍克海默、阿多诺这些第一代学者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停留在对现代性的绝望批判中。第一代学者倾向于将理性简化为“控制自然与人的工具”，而哈贝马斯试图为现代社会寻找新的理性基础。他深受韦伯的启发，但试图走出韦伯的悲观。韦伯将现代社会危机归因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吞噬，预言了“意义的丧失”与“自由的沦丧”。哈贝马斯则认为，韦伯的合理性概念过于狭隘。理性不应局限于目的-工具维度，更应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构建一种“交往理性”——一种以相互理解为核心的实践逻辑。

哈贝马斯与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同仁

在1981年出版的两卷本《交往行为理论》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构想。他将社会划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双重架构：前者由金钱和权力主导的经济与行政系统构成，后者则是人们通过语言交往形成共识的文化领域。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根本病症，是系统逻辑正在不断侵蚀生活世界——这就是他经典的诊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意味着，原本属于情感、道德和文化交流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正在不断被金钱和权力的逻辑所渗透。人际关系变得商品化、官僚化，最终导致意义危机与道德失范。

而哈贝马斯开出的药方是：重建“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他认为，只要人们愿意坐下来，遵循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通过“更好的论证所产生的无强制的强制力”进行讨论，人类依然有可能在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中寻找到共识。他一生都在试图通过建立透明、平等的公共讨论，在工具理性的荒原中为人类的尊严与民主的根基修筑一道防线。

这样一位思想家，注定不会躲在书斋里。哈贝马斯的一生，是不断介入公共论战的一生。通过几个代表性的案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的哲学立场如何在现实的政治风暴中经受考验。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1968年。那一年，学生运动席卷了整个联邦德国，他们指责大学体制的官僚化，抗议越南战争，揭露纳粹时代的旧势力仍盘踞在各个领域。哈贝马斯最初是同情学生的。他和几个教授一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联合会以支持学生。可是，当一些激进学生开始拥抱暴力，甚至否定整个民主制度时，哈贝马斯开始感到不安了。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出了一个震惊全场的词：“左翼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立刻让他成为学生运动的批判对象，他被学生领导人宣布为“叛徒”，1968年12月，激动的学生甚至占领了他领导的社会研究所将近十天。

但我们今天回头看，这次公开表态，恰恰体现了哈贝马斯一生最核心的信念：民主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公共讨论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激情与暴力之上。他始终坚持，要通过自由和公开讨论获得最后的决断，决断必须依赖于论证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强迫。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的联邦德国，史称“历史学家之争”。1986年6月，保守派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提出一个在当时极具爆炸性的论点：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无独特性可言，不过是对古拉格的“反应”或“模仿”。紧随其后，另外两位保守派历史学家也加入论战：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公开呼吁德国人“找到自己的历史”，通过历史书写重建民族认同；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则在其著作中要求历史学家“认同”东线德军的“牺牲”。

这一连串论点，触动了哈贝马斯最敏感的神经。1986年7月，他在《时代周报》发表长文《一种损害赔偿》，正式引爆论战。他逐一批判这些历史学家的逻辑，而且直接揭穿了这场历史书写的政治意图——有人想通过相对化纳粹罪行，为德国人重建一种所谓“正常的”民族认同。哈贝马斯对此的回应，可谓掷地有声：政治共同体的认同重建，绝不能以粉饰历史作为代价。正是在这场论战中，他提出了那个后来影响深远的著名概念——“宪法爱国主义”。战后的德国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到传统的民族主义认同。德国人的集体认同，应该建立在对民主制度、人权和宪政原则的认同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重建“伟大民族”的幻觉之上。

这场论战确立了此后德国人不敢轻易逾越的底线：奥斯维辛的独特性不能消解，对历史的反思，不能让位于民族认同的建构。

第三个案例发生在世纪之交，贯穿哈贝马斯的整个晚年，那就是他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持续思考与公共介入。

1990年代，随着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哈贝马斯的担忧又一次被激活。当无数德国人为民族统一而欢呼时，他却保持着清醒的距离。早年纳粹时代的经历和对纳粹历史的思考，让他根深蒂固地怀疑民族主义。在他眼中，统一的德国如果不能将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欧洲框架，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这种担忧催生了他晚年的核心理论构想——“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提出，全球化已经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无力独自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风险、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唯一的出路，是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能力。而欧盟，恰恰就是这种构想在区域层面的“实验田”。

2003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了。那一年3月，美英等国不顾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这让哈贝马斯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在5月31日，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精心策划的文章，与他联合署名的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这两位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长期被视为对立面的哲学家，在政治介入的时刻走到了一起。这篇文章题为《战争之后：欧洲的再生》，呼吁由法德两国主导建立“核心欧洲”，推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就在同一天，意大利哲学家翁贝托·艾柯等多位欧美知识分子分别在各国主流媒体发表响应文章，掀起了一场横跨大西洋的公共论战。

此后十多年，欧洲一体化始终是哈贝马斯的核心关切。2010年，面对欧债危机给欧盟带来的冲击，81岁的他连续数月发表文章，阐述欧洲一体化项目面临夭折的危险。2011年，他又出版《分裂的西方》，深入剖析欧盟内部的政治裂痕。他曾担忧地指出：“欧洲统一至今仍是一个精英项目，因为政治精英们始终避免让广大公众参与关于未来不同方案的知情辩论。”在这些晚年著述中，哈贝马斯的立场始终是一致的：面对欧盟分崩离析的困境，英国脱欧那种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退缩是绝对不可取的，相反，应当推进更加彻底的政治一体化。

从1968年学生运动，到八十年代历史学家之争，再到晚年的欧洲一体化讨论——哈贝马斯一生都在践行他所信奉的理念：哲学不只是书斋里的思辨，而是介入公共生活的批判；理性不只是工具，而是人类通过对话寻求共识的能力。他始终站在公共领域的最前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然而，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恰恰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时代。这也就回到了一开始我提到的那句话的最后一部分：他逝于川普年代。

这里的“川普”，在我理解当中，其实指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一种时代风气：反智主义、民粹政治、算法驱动的虚假信息传播，以及狂热与虚无并存的所谓“后真相”潮流。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思想史上，哈贝马斯其实一直在与后现代主义这股强大的思潮对抗。福柯、德里达这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说，所谓理性、真理与普遍性，很可能只是权力的另一种伪装。但哈贝马斯始终拒绝接受这种结论。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连理性讨论本身都被宣布为虚假的权力结构，那么民主政治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基础。所以，他选择站在启蒙传统这一边：为理性辩护，为公共讨论辩护，也为现代民主制度辩护。

这种辩护，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不是来自哲学家的理论，而是来自每个人的手机屏幕——社交媒体的崛起，让公共讨论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在理论上消解理性，那么社交媒体就是在现实中瓦解理性。算法推送放大情绪，碎片化阅读取代深度思考，政治逐渐变成一种情绪动员。这种局面，比任何哲学对手都更难对付，因为它不是某种错误的思想，而是整个信息环境的改变。

但即便如此，哈贝马斯依然没有沉默。2019年，90岁的他出版了近1700页的《这也是一段哲学史》。2022年，93岁的他出版《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重新检讨自己60年前的经典理论。在这本晚年著作中，他敏锐地指出：新媒体让每个人都成了“作者”，却并未带来更理性的公共讨论。为什么呢？因为平台自己不生产内容，不负责编辑，也不做价值选择，它们只是“无情的流量机器”。结果就是，公共领域被碎片化和情绪化彻底撕裂。2025年，他还在《南德意志报》发表文章，反思特朗普重新上台对民主产生的威胁。他几乎一直写作到生命最后阶段。在这个犬儒横行的时代，他仍然坚持认真思考世界。德国媒体曾将他称为“联邦德国的黑格尔”，时任外长菲舍尔也曾说“哈贝马斯是我们的国家哲学家”。

《交往行为理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学姐昨晚发的朋友圈：“逐字逐句阅读《交往行为理论》上下两卷英文版是属于我的美好的青春时光。我到现在都怀念那些躁动不安、不断怀疑，却又充满勇气地想要去接近真相和深刻的日子。”这条朋友圈让我想起自己的本科时代。那时的我坐在图书馆里，一页一页地啃《交往行为理论》。说实话，很多地方都让我觉得晦涩难懂。但那种不断思考、试图深入一种复杂理论的感觉，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就像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精神世界里，每一个概念都需要反复咀嚼，每一个论证都值得反复推敲。而这种感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再有了。

因为在当下，互联网公共讨论空间越来越像一个情绪斗兽场。任何一个公共事件的评论区，都充斥着立场先行的贴标签和人身攻击。你说“我认为应该理性讨论”，马上有人回你“理中客滚出去”。你试图解释一个概念的复杂性，立刻被扣上“洗地”的帽子。表达常常沦为站队，而讨论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正确。与此同时，算法还在不断推波助澜。越极端的观点越容易被推上首页，越情绪化的表达越能获得流量。深度阅读和理性分析成为一种奢侈，而耐心听别人把话说完变成了一种美德。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或许很难再相信通过对话可以达成共识，也很难相信理性可以战胜偏见。

但哈贝马斯的一生提醒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并不是因为我们更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愿意彼此理解、彼此沟通。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人类社会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总是达成共识，而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共识是值得追求的。也许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嘈杂。但只要仍然有人相信对话，相信理性和论证的力量，那么哈贝马斯守护的启蒙火种，就不至于熄灭。

老人家走了。但他一生笃信的那句康德的律令并没有离开我们。这句律令对我们人类而言，有着历久弥新的永恒意义，那就是：

要有勇气，动用你的理性！

责任编辑：徐美超 校对：姚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