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追思慰灵大会”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隆重举行。七十多年前，吴石、朱枫等千余名隐蔽战线的英雄在此就义；如今，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他们的名字与生平事迹为更多人所铭记。

不少观众为他们的悲壮结局而扼腕，为统一大业受阻而愤慨，却鲜有人知，在现实中，他们牺牲后，有一批坚守红色信仰的“白色恐怖”幸存者，如暗夜中的守灯人，在台湾岛内默默传承着革命的星火，直至今日。张敏生，即是其中的一员。

生于军阀割据年代的张敏生，自幼跟随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日。抗战胜利后，到青岛警察局任外事警察，期间目睹了在华美军的野蛮残暴和国民政府的贪腐无能。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因坚守红色信仰，屡遭国民党迫害，几度死里逃生。

1950年代，白色恐怖阴霾笼罩台岛，他因所谓“参与叛乱之组织”，被囚于绿岛监狱15载，期间又因和一批同志坚持学习红色思想，导致刑期再延三年。1969年出狱后，他开启了新的“战斗”——受难友嘱托，长期致力于找寻那些牺牲烈士的遗骨，以便让他们能魂归故里。而在解严之后，他和其他幸存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又开始为两岸统一事业积极发声……

岁月更迭。在张敏生步入晚年之际，他的儿子张晓霖慢慢接过了父辈手中的旗帜。2025年秋祭前后，观察者网对话了现为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副秘书长的张晓霖。本文为对话上篇，回溯那段被刻意掩盖的红色历史；下篇聚焦当下岛内统派生存之艰，将于近日刊发。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沉默的荣耀》唤醒民众对“白色恐怖”历史的关注

观察者网：今年的秋祭恰逢大陆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很多民众由此（重新）关注台湾的这段黑暗历史。这部电视的播放，是否有给今年的秋祭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气息？

张晓霖：实际上，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在马场町举办的秋祭活动至今已持续35年，近几年我们也有把相关信息散发出去，包括通过大陆官媒渠道让更多的同胞了解，不过之前可能因为民众更关注与自己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所以不太知道我们的存在。

而在台湾，在教育、历史、文化、政治等领域，这段历史中与左翼及共产党有关的部分被刻意遮蔽，既是左翼爱国作家也是政治受难者的陈映真对此有个说法叫“消失的左眼”。到今天台湾社会“反共”氛围依然浓厚，以至于很多人主动避开这个话题，而面对有关单位在媒体上长期的扭曲与刻意隐避，互助会的人数较少，声音微弱无法扭转。

今年《沉默的荣耀》热播，让这段历史和其中如吴石将军、朱枫（朱谌之）等人成为热门话题。不少被戏剧感染的人开始在网上搜寻资料，然后公开讲一些或对或错、或真或假的内容；也有人受电视剧影响，会带凤梨酥来祭拜吴石。对于突然的爆火，我们自然是平常心看待。

我现在出来接受采访，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互助会的存在，进一步替那些“白色恐怖”牺牲者以及包括我父亲这些从“白色恐怖”幸存下来、一直坚持守护历史真相的受难者们，把这段被刻意掩藏的历史告知更多人，让大家能认识这些有名或无名的英雄烈士，认识那个年代没有牺牲但仍坚持理想的仁人志士，使民众在这一历史基础上一起思考两岸关系的走向、中国的伟大复兴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2025年，马场町秋祭，十几位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在现场唱《青春战斗曲》。第一排，右一为“邮电支部案”的周淑贞，右二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案”的林金成，右四为“义民中学案”的范荣枝；第二排，右二为李苍降烈士在狱中出生的女儿李素慧，右三是参加抗美援朝为美军所俘后被遣送至台的赵英魁。

《青春战斗曲》曲谱

·“老前辈”、“老同志”、“老同学”

观察者网：据我了解，您是因您父亲张敏生的影响而投身“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历史研究，能否和我们说说您父亲在“白色恐怖”年代里的遭遇？

张晓霖：我父亲生于1928年，5年前过世，山东平度人。他出生时恰逢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军阀割据，社会混乱。我父亲对这个时期的描述是，“有饭吃时是军阀，没饭吃时是土匪”，因为会抢老百姓的饭吃。当时军阀和外国势力欺压国人太甚，我父亲对社会的认知开始懵懂。

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他在山东跟着一支游击队，在游击队的保护下完成了中学学业。那时很多人说他的想法怎么“偏社会主义”，他也搞不懂，只知道“谁对老百姓好，跟着他们一起走就对了”。后来才知道，他跟的那支国民革命军其实不是国民党的，而是共产党的军队。

抗日战争结束后，众多军人卸甲回乡。我父亲经由在游击队里认识的一些学长的介绍，到青岛警察局任职，归李国萃领导。因为他在游击队里读过书，会讲点英文，所以担任外事警察——说是警察，其实是配合警察们的工作，在一旁做翻译。

那时美军盘踞青岛，他每天陪着警察们帮外国人做笔录，因此看到了美军的种种恶行。像现在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的美军奸污妇女、喝醉酒开吉普车撞死路人等丑闻，他在那时就已经常耳闻目睹了，比如沈崇案。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驻在青岛的美军因为要喝酒，需要钱，所以会把过期的军粮偷出来卖给老百姓。有一年有长官过来，他们为掩盖罪行就把一些老百姓杀了，骗长官说是来偷粮的。那时候国民党为维护和美军的关系，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父亲就是从那时开始严肃思考国家及社会问题，进而慢慢形成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1946年12月24日夜，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去看电影途经东单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二人架至东单操场施行强奸。这一消息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等地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针对美军暴行的抗议活动。 资料图

我父亲这辈子经历过三次生死交关时刻。第一次是国共第二次内战爆发后，美军说青岛警察局里有共产党人的存在，于是局里的人都被抓了起来。被关押时，有些不确定是不是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告诉他，审讯的时候要一问三不知，这样还有可能逃过一劫。我爸每天晚上看着一批批人被带出去，据说他们都被绑上石头丢到青岛外海去了。

直到我父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他们没有判决书，也没有墓冢，外界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但是这些牺牲者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父亲。后来台湾这边的很多老朋友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常说我父亲很伟大，做了很多事，但我父亲常跟我讲他其实并不伟大，伟大的是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老天留他一命，是为了让他把这些人的故事和历史真相传出去、让他们的爱国精神承下来，这是他的使命。

要不是青岛解放得快，可能再晚两周，我父亲也要被丢到海里。但刚死里逃生，又遭遇变故——他和他的同乡、后经证实是共产党人的李国萃被撤退的国民党一起送上来台的军舰。之后迎来了他的第二个生死交关时刻。

在台中的军营里，每天都有人恐吓他们，“我知道你们的底细，你们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最好不要再给我搞什么小动作。”我父亲他们担心国民党会秋后算账，因此找机会逃离了军营。李国萃跑到台南，重新和地下党省工委取得联系，我父亲则是跑到高雄。

他在高雄刚好碰到一个山东老乡，那时因时局混乱，很多人的身份证明都还没有过来，他的老乡就把自己的军人补给证给他，让他去申请一份临时身份证件。我父亲真的蛮勇敢的，他不仅拿到证件，还借此考上了个无线电技师学校，拿到毕业证书。

我父亲后来被抓，是因为北上探访于凯。于凯是他在游击队里认识的同学，来台后当了台北大学学委会的干部。那时台湾社会因戒严令风声鹤唳，我父亲不知道于凯当时已被军警监控。军警看有人来找于凯，就顺藤摸瓜查下去。1951年前后，军警找到我父亲，说：“张敏生，你不要再逃了。”

1951年5月11日，我父亲被羁押，之后被以《惩治叛乱条例》第5条“参加叛乱之组织”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他的同乡李国萃，后来也受于凯案牵连身份暴露，于1952年6月24日和宫树桐等人在台北马场町附近的川端桥遭枪决，现葬于六张犁第三墓区。就我目前的探索研究来看，我父亲能免于死刑，可能是因为没有实质参与在台地下党的工作；如果他的同乡们多讲一些他们在大陆的过往，他也可能难逃一劫。

我父亲出狱后一直在找寻他同乡的家人，希望能把他们的遗骨带回家。他后来终于等来了李国萃的亲属，将他的遗骨带回家乡安葬，但他心里还有很多遗憾，比如其他在大陆的家属可能都不知道亲人的遗骨在台湾。在我父亲晚年时，我慢慢接手这些事，使他不用再挂心。

1996，马场町刑场遗址，秋祭现场

观察者网：我在台湾“人权记忆库”里查到您父亲的一些资料，资料显示您父亲前后累计被判18年，第一案是您前面提到的所谓“参加叛乱之组织”，被判15年，第二案是“案发时为受刑人，涉嫌抄写反动笔记、文字及书籍等情”，因此1956年被判15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再“交付感化3年”。

张晓霖：是的，我父亲的第三个生死交关时刻就是发生于这时候。他们那批支持红色思想的人，在狱中跟国民党政府做思想斗争，他们在狱中也在学习。我父亲提及自己在绿岛的这段岁月时常常会很自豪地跟我说，“敌人关押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干部学校。”在国民党眼里，这些思想坚定的人是“顽固新生”，是冥顽不灵的“红帽子”，不能留。当时国民党挨个审讯他们，我父亲和吴树培等人在狱中紧急说服了一个已录了口供的台籍受难者。

他们这批人在知道事情泄露后，赶紧劝说这个台籍受难者：“我们现在之所以在牢里，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欺压，你怎么能为虎作伥？如果我们后面能出狱，就把你出卖难友的事和大家讲。”从日据时期开始，大家就已非常痛恨出卖别人获取私利的人——你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随波逐流，但不可以出卖身边人当走狗。所以那个台籍受难者当时就有点害怕，又说自己已录了口供，改不了了。这些人就告诉他可以上庭翻供，翻供的话，他们还能九死一生，不翻供，那肯定毫无生机。得益于他的翻供，我父亲只是再加三年管训。

我父亲和其他狱友有着同样的支持社会主义的理念，并在狱中为此而奋斗与互助。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会敬称他们为“老前辈”，他们自己则因在绿岛的经历而谦卑地自称“老同学”，有时难友见面时，彼此之间又会说“老同志，你来啦”。

观察者网：除了您父亲的经历，我了解到您还做过其他不少“老同志”的口述史；现在，您在互助会里全职工作。能否聊聊您父亲如何影响乃至塑造您的使命感？

张晓霖：台湾在经历38年的戒严后，于1987年7月解除戒严令；解严之后，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才成立，他们这些统派才活跃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时有个规定，男生必须服完兵役才能出境。我一服完役，我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回山东老家认祖归宗。他带我去一些地方，告诉我“这是日本人欺负我们的地方”、“以前因日本吃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有人啃树皮脸肿起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还带我看了课本之外的真实的长城及长江；他是个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也曾指着三峡大坝同我说“这大坝不是喊喊‘共产主义万岁’之类的口号就可以建成的”。

首次回山东老家之后，我爸妈会不时带我参加一些统派活动，我从那时开始有些懵懂。2000年之后，我父亲因年纪大了，身体慢慢变得不太好，因此在他出去参加相关活动时，我母亲会让我多陪着——我母亲祖籍闽南，出生在台北，一直很支持我父亲的理念，还跟我说父亲这些人做的是好事，可惜2017年母亲过世先走一步，对父亲与我打击很大。

2007年左右，我开始“自我觉醒”，想要寻根探源——不只是了解血脉传承，也想在思想精神层面进行探索。所以当时我从信息多媒体产业跳到领域完全不一样的互助会，至今18年有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对我的父亲有更多的了解。

此前我完全不知道他竟然是“白色恐怖”的亲历者；我也终于理解为什么小时候经常有警察来我家。我家住在顶楼，家门口有本签到簿。台湾的警察会定时巡逻，当时经常有警察安全巡逻到我家门口签到，还会顺便敲敲我家的门。那时我觉得台湾的治安还不错，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在一楼巡逻就行，他们还特地上到十几楼；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借巡逻之名监控我家，因为我父亲被国民党记录为“特殊分子”。

我父亲早些年完全不敢跟我讲他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经历，可能是怕我不小心讲错话。2012-13年，他生病住院，我在医院陪他时会主动和他聊起当年的事情，不断追问。我记得我当时和父亲说过，“你被关押，是因为做了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吗？如果你真的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我会替你向外界道歉。”后来我才了解，有时候这世界黑白对错要看你用什么标准、立场去衡量。在和父亲的对谈中，我重新了解了他，了解了他们这批人。

图为互助会参访西柏坡纪念馆时，张晓霖与其父母亲在接待室的合影，前面是来访宾客的签名簿。

观察者网：在做这些人的口述史，还原“白色恐怖”时期历史时，主要有哪些挑战？

张晓霖：若说挑战，主要可以分为物证和人证两方面。

物证的困难主要体现在档案获取上。关于红色历史的档案记载，不像大陆延续性非常明确且完整，国民党在台湾这边的档案记录因兵荒马乱、人员变动等因素遗失了不少。即使找到一些片段记录，一来我们不能根据片段虚构全部历史，二来记载具有强烈“反共”的主观意识，要细加甄别。此外，部分历史真相会随着一些人的逝去而消失，幸存的政治受难者也不可能跟国民党讲太多、太深入，所以我们得从他们私底下被扣查的文件里寻找蛛丝马迹，从而拼凑出事情的全貌。

证人寻访方面，如果访问的是支持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社会运动者，他们中不少人会遵守一条“纪律”：如果他们上面的人没点头说这事能讲，他们就会把事情烂在肚子里，不然就是避重就轻地说。这几年因民进党严重扭曲历史，所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他们后来偶尔会主动提及这段历史，不过关于红色历史的部分还是会比较慎重。

其实，不论是档案获取还是证人寻访，都只是过程，重点在于目标的确立：我到底是为何而找？最后要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最终我确定解读这些物证与证人口述历史的方法，是以唯物辩证的方式，采用“以事聚人”的角度，而非“以人成事”。面对一位政治受难者，不需要完全搞清楚他个人一生的经历或想法，只需要透过这群人来聚焦自己想了解的那段时期的历史。这样也能避开面对卷帙浩繁的资料雾里看花的问题。

对于这段历史，另一个难点是要用什么心态去解读。我的想法是尽量客观、辩证。以蔡孝乾为例，他供出地下党员是真，但当时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境，像“贪恋小姨子”这类情节就属于他人编造的了。而且，从更宏观的历史格局来看，即使没有蔡孝乾的叛变，两岸也迟早会形成现在的情况。因为在1950年代的最大影响因素是美国，冷战期间，它肯定会把国民党所占据的台湾拉入“反共”阵营，只要被困于岛上，“白色恐怖”兴起、信仰红色思想的人被害是迟早的事，届时即使不是这个蔡孝乾，也会是另一个蔡孝乾。因此，现在很多人上纲上线地批判蔡孝乾，把台湾地下党的不幸几乎归罪于他一人身上，这或许过于苛刻；对他的部分经历的抹黑杜撰，是为了给台湾民众留下他们“被国民党杀、被共产党骗”的印象，进而污名化爱国爱乡的共产党人。

至于要给出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是站在当时革命者和爱国者的立场说出当时的故事，希望能有更多人因此知晓这段被湮没或扭曲的历史真相。

2019秋祭，人民英雄纪念碑舞台，部分“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与家属

观察者网：说到扭曲历史真相，有不少声音指出追求“台独”的民进党以“转型正义”为名，刻意将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历史融进“二·二八”事件的相关叙述中。蓝博洲先生前不久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也曾批评道，“有一些人在别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您能否向不甚了解这些历史的读者科普下，“50年代白色恐怖”和二·二八”事件相关叙述，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张晓霖：具体分析这个问题前，我需先特别强调一个大背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是没有断点的，有个明显的目标一直存在，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早期是反对英、法、日、德等老牌帝国，后来加入美国。“反帝”与“反共”间的斗争长期存在。而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反共”，原因之一是共产主义思想点破他们剥削劳动阶级的本质，且众多共产主义者既不能被钱收买，又不怕死，还能有效团结受压迫的阶级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换言之，没有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的话，近代中国的很多问题只是成王败寇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说，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国际冷战这一大背景下的一个历史悲剧。

再看“二·二八”事件，它的本质是地区性的阶级矛盾问题。当时台湾的老百姓其实想法很单纯，只是希望台上那些贪官污吏能下台。实际上同一时期大陆多地也有发生类似事件，比如我父亲的家乡山东，国民政府战后无法约束管控官员的贪腐无能，造成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因血腥压制工运和学运抗议，导致民众失望进而发动武装暴动，最后演变成国共的国家内战。也就是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只是当时大环境中的个例，不是孤例，只是现在很多人解读时过于聚焦台湾。那时确实也有人希望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其中不少人是支持红色思想的。从这角度来看，它也是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回过头来看“台独”们的操弄，实际上，“台独”运动是破碎的，相关话语体系其实是1970年代美国人让一些“台独”人士回到台湾以后才慢慢形成的。他们钻了谢雪红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共产党成立发表的一些文章里的空子，进行莫名其妙的推论，把“二·二八”变成“台独”运动的起点，把谢雪红扭曲成所谓“台独教母”。他们推崇的廖文毅，其所谓“台独”观点实际上也只是相较于日本殖民，希望台湾能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他本人也是支持中国统一的。对于红色思想在台湾推行的社会运动，民进党讲起来也是避重就轻，说成“台湾要地方自治”。

他们将台湾解严后的民主运动历史的重新解构称作“转型正义”，但是在我们看来却是“转型争议”。他们不仅收割红色革命成果，把进步思想人士与社会运动者变成“台独”的政治养分，把红色历史篡改成他们“台独”的发展历史，还让不少当初坚持红色信仰的老同志的后代“认贼作父”——有比这更杀人诛心的吗？

·让烈士“回乡”

观察者网：对于民进党，我们稍后还会谈及他们当下制造的“绿色恐怖”。先说回“白色恐怖”中的政治受难者，我了解到除了每年的春祭、秋祭，互助会还协助他们的大陆亲属来台寻回遗骸，您刚也提到在您父亲晚年，您有协助处理相关事宜。能否和我们分享更多细节？

张晓霖：我父亲跟我讲过，那些没有牺牲的人后来在狱中形成了一个使命。

那时，不同案的人才会被关在一起。因此，我父亲在狱中碰到了“义民中学案”的姚锦。经过几次交谈，大家得知彼此理念相同，都是同志，姚锦便对我父亲说：“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帮我照顾被我牵连的三个学生。”中间也有一些人对我父亲说：“如果你能出去，跟我家人说我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还以为我突然人间蒸发了。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我的遗骨运回家乡？”所以我们做这些事，并非如外界认为的单纯地出于好心，而是源于红色历史里革命者之间已超乎血缘关系的一种羁绊。

他们当时被关在牢里，虽然有所嘱托，但我父亲出来时已经是1969年的事了，要找这些遗骨的下落，基本上等同于大海捞针。六张犁的发现，是因为他们那时已有耳闻，听说极乐殡仪馆在六张犁山上埋了一批人，但完全不知道具体埋在哪里。我父亲这些难友们出狱后一直在关注和寻找。

关于六张犁这一“白色恐怖”弃葬的历史现场的发现和后续工作，现在台湾官方的历史文件都完全不提互助会，而是一直强调曾梅兰。确实曾梅兰在1993年于六张犁第一个发现了自己亲人的乱葬冢，但之后发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我们现在在六张犁三个墓区看到的墓冢群，是当年互助会上百位70余岁的受难者，从5月28号一直忙到6月11号，在短短两星期内从荒烟蔓草间整理出来的。他们先找出可以辨识的163个墓冢，到年底整理出201个。

1993年6月8日，六张犁弃葬现场

受难者发现六张犁烈士墓碑，右一为互助会总会长林书扬，右三蹲着的是陈映真，右四为张敏生

后来出现了新的转折：大家原以为当年地下党员被害后都是土葬，其实并非如此。我父亲这一辈主要寻找土葬的遗骨，而2006年我无意中发现还有火葬的情况，目前也一直在跟进。

据我调研，当年国民党公布枪决的人数为1200余人，但根据后续资料，实际至少有1800-2000人，其中本省籍与外省籍的比例约为6:4。这1200多人中，约七八成已由家属领回，如吴石、陈宝仓等烈士早在1950年代就被领回。剩下的三四百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隐蔽处理——因冷战时期两军对垒，情报人员被枪决的消息不会登报，国民党以此让大陆方面无法确认这些人是牺牲还是潜伏，从而干扰其后续行动；另外约200多具遗体在六张犁土葬，他们的家属或因“赎尸金”太高无力承担，或因恐惧而不敢认领，也有一些根本没有家属。

至于火葬方面，主要是在朱枫烈士的遗骨被发现后，我才意识到还有火化的情况。国民党将部分地下党和情报人员枪决后火化，骨灰集中存放。

观察者网：关于土葬部分，当初是乱葬岗，现在我看到六张犁的三个墓区立了不少墓碑，上面用红漆写上受难者的名字。从1950年代到1993年，中间横跨三四十年，请问当初老同志们是如何分辨亡者的？

张晓霖：对，他们的墓冢是一个个小小的石碑，而且有些墓葬得十分紧密。按照一般的墓葬传统，不会埋得这么近。

六张犁第三墓区（原互助会发现的第三现场）

中国人向来对亡者怀有敬重之心，也认为若未妥善处理他们的遗体，亡者晚上会来“找麻烦”。所以，当初对于极乐殡仪馆而言，一批放置了一年多却无家属认领的遗体，总得想办法先埋葬。六张犁这个地方，自日本殖民时期起便是墓葬区，台北一带的人常将家人安葬于此，包括蒋渭水也埋葬在此。那时由卫生院专门负责处理殡葬事宜。

如今，我们看到的六张犁墓区被清理得十分干净。但实际上，这地方位于山坡上，若完全置之不理，由于台北雨季较多，大概半年到一年，这里的草就能长到半人高，时间再久一些，整个大墓碑也会被草盖住。不过，也正是这些草，使得墓区的遗骨不会流失。

以前确实也有很多家属会质疑，负责整理的这些老人家并非专业的墓葬人员，担心这里面埋的不是自己的家属。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我经手过的小故事。

2014年，有个家属来寻找他当年从大陆来台念书的二叔苏尔挺。起初，这家属也心存疑虑，认为这位置下埋的不一定是他的二叔。结果，遗骸一挖出来，他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回去说：“叔叔的遗骨找到了。”那边还很惊讶，问：“你确定吗？”他回答：“是的，因为里面有一颗金牙。”他们家当时在大陆还算富裕，所以苏尔挺镶了一颗金牙。按照台湾这边的传统说法，“牙齿会咬子孙运气”，所以牙齿通常不会被收纳进遗骨，但他们还是把含金牙的遗骨完整带回家乡安葬。

所以，请不要看照片里只是一群老人在挖掘，他们其实都会竭尽全力地先将墓碑文字拓印下来，再认真仔细地逐条核实。

当时的墓碑拓印以及烈士遗照

当然，由于当年卫生院处理这些烈士遗体时非常草率，仅用草席一裹便匆匆掩埋，我们也遇到过令人心碎的案例。例如，一位安葬在第二墓区的烈士，他的家属怎么挖都挖不到遗骨。一方面，那地方原本有一棵小树，经过四五十年的生长，已变成大树，而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了遗体的养分；再加上这位烈士年轻时就牺牲了，他的骨骼未完全硬化，因此很快便与周围的土地融为一体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父亲和我心中长久以来难以释怀的。朱枫烈士的骨灰是由徐宗懋先生等人找到的，其中也关联着另一位烈士家属漫长的追寻之路。

当年“金瓜石中学案”的校长潘承德也是一名地下党员。他牺牲后，他的儿子潘蓁动用了很多关系，却一直找不到他的遗骨。因为潘承德有个学生叫林学礼，和我父亲是狱中好友，所以潘蓁后来通过林学礼联系上了我们。对我的父亲而言，完成好友的嘱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多方努力，苦苦寻觅，这条线索最终还是中断了。

两年后，潘蓁再次来到台湾，找到了徐宗懋。他们通过殡葬系统查询发现，原来有一批集中火化的骨袋。原来潘承德牺牲后，先被送去军方的医学院解剖，八年后才火化，他的骨灰袋推断应该与朱枫烈士的属于同一批。可惜得知这一消息太晚了，有一年台风，放骨袋的建筑被吹坏了一角，雨水泼进来，导致骨袋上面的一些粉笔字被冲掉了。

这是家属们不断追寻的缩影，我们互助会对这份心情也感同身受。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回家的问题，而是很多烈士的遗骨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任务很艰巨，但我们还是会尽力做到底。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彻查这些烈士的遗骨的下落。比如张志忠烈士的遗骨，他的家人先是把他带回嘉义，后又移入一处灵骨塔。我没联系上他的后代家属，就给嘉义每个灵骨塔负责处一个个打电话问过去，才搞清他到底真正落在哪里。

张志忠烈士就义前

观察者网：如果有烈士的大陆家属想把他们的遗骨或骨灰带回大陆，请问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张晓霖：在台湾这边，正常来讲首先需要死亡证明，但因为“白色恐怖”时期最多只能拿到判决书，所以对于在户政单位死亡除户的证件要求没那么严格。

此外，需要证明自己和亡者的亲属关系。大陆家属需先向大陆民政局申请获得公证证明亲属关系，然后经由海协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处理。海协会的公证书在台湾海基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落地后，我们可以义务帮忙处理一些前期工作，比如整理相关文件、提前联系台湾殡葬业的相关单位，我们还会免费帮家属刻一个私章。若是需要我们互助会协助参与，最好能写一份委托书和切结书，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争议。

家属来台移灵后，按照传统殡葬习俗，一般会把原来的墓碑打掉。不过我们会请他们把石碑留下，毕竟它是一个历史现场。

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关：由于现今两岸对立氛围趋浓，台湾严格限制大陆同胞来台，使得烈士家属无法以来台扫墓及移灵回乡为由申请来台，因此未来我们只能以项目的名义向台湾的陆委会申请团体入台许可，帮大陆家属完成心愿。

观察者网：我看到现在有人在网络上发起所谓“让烈士回家”的活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或建议吗？

张晓霖：先说一点，网络上网友发起的这一活动，用“让烈士回家”这名称是不太对的，精准来讲，应该是“回乡安葬”，因为两岸同属一中。

话说回来，《沉默的荣耀》火了之后，网友发起了这一活动，再加上我们互助会不断地披露、更新烈士名单，所以很多烈士的大陆家属知道我们的存在后也开始主动联系我们。

协助家属迎接烈士遗骨回乡安葬，情绪很容易被感染：能帮家属找到烈士遗骨，我们很高兴；但遗骨没找到，我们也会很伤心。但不论怎样，我们都会尽力协助。当然，我们很欢迎更多民间人士参与，这件事不是只有互助会能做。

此外，大家能关心这事自然是好事，但希望不要受热度影响来祭拜、拍视频等等。对待这些烈士、同志，那矗立的一个个石碑，既是墓冢，也是精神坐标，对他们最大的尊重是把他们的爱国奋斗精神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民族复兴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反帝反霸权的事业还在继续，只有继承他们的精神，我们的民族才能更好地走向下一个1000年、2000年、3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