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九派新闻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反诈的初衷毋庸置疑，但实现路径需要深思。有效的反诈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建立在精准的风险评估和大数据模型基础上，而非依靠对普通客户的无差别审问。”

朋友结婚，去银行取4万元现金送礼，竟被柜员连环追问“取钱干嘛用”“具体买什么东西”，甚至翻查一个月前的流水记录——近日，律师周筱赟在山东东营建行的取款遭遇，引发广泛关注。

一场本应3分钟办结的业务，最终演变为半小时“审讯”。反诈中心否认有“1万元必问”的规定，但这场持续半小时的盘问，已然折射出反诈工作在基层执行中的变形走样。无独有偶，湖南杨医生为丈夫申诉停机，竟连自己的手机号也遭牵连，二十多天无法正常工作通信，复通还被索要无犯罪证明。此前，江西等多地曾要求外地身份证办卡者，出具工作证明或无犯罪证明……类似看似荒唐的案例背后，是反诈被层层加码后对普通人权利的侵蚀。

客户对于银行来说，就算不再是“上帝”，至少也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绝非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更非审查与被审查的关系。银行固然有配合反洗钱、反诈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应有明确边界。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储户取款，只要符合规定程序，银行无权过度干预。查询客户历史流水并盘问交易细节，是对客户隐私权的侵犯。因为“系统里没有这个选项”，客户给出的结婚送红包的用途就不行，更是荒唐透顶。

银行不是公安局，客户也不是嫌疑人。客户可以配合银行的例行询问，但绝无义务配合银行刨根问底的审查。银行没有权力让客户“老实交代”每一笔流水。移动运营商亦是如此，不能随便对客户进行“封杀”。但在前述场景里，银行与运营商俨然成了“前置司法机关”：5万元起报备的取现，被自行降为1万元，几个月前的正常交易流水也被随意调取和盘问；手机号仅凭系统判定就可立即关停，客户还需亲自拿着无犯罪证明到营业厅“自证清白”。

当合规监管变成“防储户甚于防洗钱”的闹剧，公众的抵触情绪难以避免。银行等机构有罪推定式的监管思维，已经突破法律赋予金融机构的调查权边界。事实上，今年8月央行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明确取消个人办理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需“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要求。某些机构的层层加码完全于法无据，背后是将合规成本转嫁消费者的惯性操作。

反诈的初衷毋庸置疑，但实现路径需要深思。有效的反诈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建立在精准的风险评估和大数据模型基础上，而非依靠对普通客户的无差别审问。金融机构应当优化风控模型，提升识别精准度，而非通过牺牲客户体验、侵犯客户权益来规避自身风险。同时，要建立畅通的救济渠道。当客户因反诈措施权益受损时，应有便捷有效的申诉和纠正机制，而非如杨医生夫妇那样，陷入长达二十多天的通信困境。

反诈的终极目标是保护公民，不能以保护为名制造伤害。当银行柜员变成“审讯官”，当运营商客服变成“执法者”，当普通用户被迫自证清白，反诈便已背离初衷。任何反诈措施都需以合法性为前提，以必要性为边界，以技术手段为支撑，不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不得要求用户自证无罪，更不得将行政证明义务强加于人。唯有如此，方能在织密反诈之网的同时，守住公民权利的底线，让反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安全的守护者，而非公民权利的侵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