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上午，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在大分县老家的医院里走了，享年101岁。

听到这一消息，我没有悲，而是一份惆怅。一直祈祷村山先生长命百岁，101岁也已是喜寿。只是失去他，心中感觉空空荡荡，如同失去自己的老爷爷。

我与村山先生的交往，始于1997年。那时，我在日本时报工作，想采访这一位刚退任不久的“平民首相”。

与村山先生的国会办公室联系后，第二天就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十分欢迎”。我知道，可能因为我是中国人的原因，村山先生喜欢中国。

以下的这一张照片，就是当时采访村山先生时拍的。

村山先生出生于1924年，当时已经73岁。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看到长眉毛遮掩了他一半的眼。长眉长寿，现在想来，真有道理。

村山先生问我老家是哪里？我说是浙江省的舟山群岛。他不知道“舟山”，于是我说了相邻的“宁波”，村山先生居然知道，而且直接说出了“过去那是我国遣唐使去中国上陆的地方”。我说我家门口有一个渔港，叫“沈家门渔港”。村山先生眼睛发亮，说：“我父亲就是渔民”。

采访就从他的渔民之家聊起。

村山先生告诉我，他的老家大分市，就是日本九州地区的一个渔港。母亲生了11个孩子，他排行老六。可惜，就在他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家里没了生计来源，他就去当报童。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清晨4时起床，挨家挨户去送报纸。中学毕业后，他离开家，坐着轮船到了东京，白天在印刷厂工作，晚上去东京市立商业学校读书。1943年，他考入了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没有想到第二年，他就被征为“学生兵”，编入到陆军连队。所幸没有被派往海外战场，迎来了日本降战。1946年，他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回到了大分县老家。

信仰社会主义思想的村山先生，在回到老家后，就开始参加青年运动，担任了大分县渔村青年同盟书记长，此后加入了日本社会党。1955年，村山先生当选为大分市议会议员。1972年12月，当选为日本众议院议员。

村山先生说：“那时，田中首相刚刚访问了中国，日中两国恢复了邦交正常化。作为与中国信奉同样社会主义思想的日本社会党，我们与中国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感。”

1993年，村山先生当选为日本社会党委员长。1994年6月，村山先生当选为第81代日本首相。

2000年，已经76岁的村山先生决定离开日本政坛，他没有留恋东京的繁华生活，而是决定告老还乡，回到故乡大分市去。

再见村山先生，是在2006年，我第一次去大分县看望他。老先生在家里迎接了我，还领着我在门口拍了一张照，说这房子是1953年结婚时买的，这次决定回家养老，重新修葺了一下，还做了围墙和门。

房子很小也很矮，不足100平方米。村山先生说，这房子是明治时代的建筑，已经有130年了。1945年时，美军轰炸大分市，这一带的房子都被毁了，就剩下这一栋房子还在，“这是一栋幸运的房子，于是就把它买下来了”。

我当时最感惊讶的是，前首相家的门口，竟然没有警察站岗。前来开门的，是村山先生本人。家里也没有勤务员和保姆，只有老俩夫妻。

我问村山先生：“日本政府为什么不给您安排一名保镖？”他说：“需要的话，我可以申请。但是，没有人会惊扰我，没有必要。”

后来，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村山先生每天早上会跑到公园里，与邻居们一起打太极拳，做广播操。

2015年9月，我第三次来到大分市看望村山先生，告诉他，我准备开设一个专门介绍日本的公众号和喜马拉雅的音频节目。他说，那是非常好的事情，日中两国很有必要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老先生问我节目叫什么名字？我说是“静说日本”——一方面，含了我的名字，另一方面，想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静静地介绍日本。

村山先生一听，忙说：“我来帮您题写名称”。于是当场拿来纸笔，写下了“静说日本”四个字。

最后一次去看望村山先生，是在2017年8月，老先生已经93岁。

没有想到，刚走到村山先生家的附近，居然看到老先生骑着自行车出来。一位日本前首相居然在骑自行车？我拿起相机马上拍下一张。

村山先生见到我，说：“家内（太太）腰疼，我去超市买些菜。”我眼睛一下子红了起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一个人的伟大，就伟大在平凡之中！

虽然看到村山先生下车的身姿依然敏捷，但是，冥冥之中感觉到历史机会已经不多。于是就“村山谈话”发表的前因后果，我对他做了一次详细的访谈。

以下是这一次访谈的内容：

问：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发表这么一份谈话？

村山先生：我当选为首相后的1995年8月，去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进行了访问。对于中国，日本实施了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和苦痛。在韩国，日本实行了36年的殖民统治，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当时的中国，是江泽民主席的时代，很重视历史问题，所以在访问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历史问题的那一份沉重。

去东南亚国家访问时，我也感受到，虽然这些亚洲国家对于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之路，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抱有一份敬意，也接受了日本的一些经济援助。但是，对于日本没有很好地处理历史问题，并且经常有政治家发表一些否定历史的言论感到不满，同时也担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忘却历史，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一些担忧，也令我感觉到战争留下的创伤并没有治愈，日本政府需要明确地向亚洲各国人民表明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寻求与亚洲邻国建立更加信赖的关系。

而当时也刚好是日本败战50周年，我觉得自己作为首相，应该带领日本借此机会总结一下历史教训，给自己树立一块警示牌，以此来寻求亚洲各国的宽谅，并与亚洲各国建立起真正的友好和信赖关系。

我想这个时候不说，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说了。

问：听说您在访问北京时，特地去参观了卢沟桥和抗日纪念馆。当时有何感想？

村山先生：我担任首相后第一次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看了这么多历史资料，内心十分的震撼。去卢沟桥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虽然在战争的后期也被征入伍，但是做的是内勤，还来不及上战争，战争就结束了，因此对于战地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看了展览，真正认识到日本过去在中国干了许多残酷的事。

战争的创伤并不是两国签署一个协定，发表一份文件就可以了却。许多人目睹了自己父母被杀，这些人还健在，要他们立即忘却，没有道理，也是做不到的，需要时间来疗伤。

问：当时决定发表一份“村山谈话”，有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村山先生：当时，我的内阁是由社会党、自民党和先驱党三党联合执政。在三党商议联合执政时，就涉及过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因为我领导的社会党是坚持认为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所以，当我提出要借日本败战50周年之际发表一份政府谈话时，三党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大家觉得很有必要这样做。为此，三党一起成立了一个“50年问题工作委员会”，商议如何处理战后问题。因为对内，还涉及到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的救助等问题，对外涉及到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殖民侵略等问题。其实揭开盖子，发现战后未处理的问题实在很多。

在这份谈话发表前，国会议员中不是没有反对者，自民党内就有一些议员反对。好在当时的自民党中，追求民主与和平主义的议员较多，因此这些反对声音未能占上峰。内阁成员是满场一致通过了这一份谈话。

我当时也一度考虑以“国会决议”的方式发表来这一份谈话，但是内阁在讨论中，认为应该以“总理大臣”名义代表政府发表，更为慎重和严肃。于是在1995年8月15日，败战50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这一份谈话。后来大家把它称为“村山谈话”。

问：“村山谈话”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村山先生：在这一份“谈话”中，我着重强调了过去，由于日本国策发生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为了避免以后再次发生这样的错误，我们应该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地哀悼。我还表示，败战后50周年的今天，日本应该立足对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和谐，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汲取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发展和平繁荣的道路。

问：在“谈话”中，公开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周边的人没有抵抗感？

村山先生：日本战后对于过去的这一段历史，有许多暧昧的说法。有的说是一场为了解放亚洲各国被殖民统治历史的战争，是“殖民解放战争”。有的人认为，第二次大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不仅仅是日本，许多国家都发动或参与了这样的侵略，为什么要单单揪住日本不放？认为对日本展开的批判不合理。我觉得，闯入别国就是侵略，日本在中国建立满洲国，就是一个例证，这是无法抵赖的。

所以，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如果我们不能反省到这一点，不肯承认“侵略”，那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反省了。

当时，在使用具体词汇上，有过商榷。譬如有人主张使用“侵略战争”，有人主张使用“侵略行为”，我最终把它归纳为“侵略”两个字，不管什么程度，就是“侵略”。

问：为什么在谈话中没有提及“慰安妇”问题？

村山先生：因为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涉及的具体问题很多，譬如“南京大屠杀事件”、慰安妇问题等，谈话中不可能一一列举，所以总体上使用了“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苦痛”这样的表述。

问：这一份“谈话”是由谁起草的？

村山先生：这一个“谈话” 的原稿，是由专家小组起草的。内阁官房（注：首相官邸）内的外政审议室负责牵头，并请了不少专家参与，听取了不少人的意见，最后成稿，前后花了不少的时间。稿子最后送到我的手里时，我逐字逐句读了几遍，感到很满意，基本反映了我的思想和理念。虽然在过去的几任首相中，也有人表达过同样的意见和观点，但是最终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代表政府发表这么一份完整的文件，这还是第一次。因此也受到了亚洲各国的欢迎和评价。

我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70年代，我访问中国时，曾经在青岛海滩游泳，一个浪头扑面而来，把我的假牙打落在青岛的海滩，当时就找不见了。我已经90岁了，我忽然觉得，我的“分身”早已经留在了中国。真心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真诚相待，友好相处。合则两胜，斗则两败。

临近中午时分，村山夫人张罗着要做饭，我则一定要请他们去外面吃饭。最后村山先生自己打电话到一家经常去的寿司店，订好了座位，还叫了出租车。

走进寿司店，最里面的一间，是村山前首相最常用的地方。很小的空间，坐下四个人就已经很挤。老板娘说，村山先生从当大分县议员时代开始，就来店里吃饭。他不用说，我们都知道他想吃什么。

分别时，村山先生向我鞠了一躬，说：“还让你付了寿司钱，家内说我了，真是对不住！”车驶离后，老先生还站在路边相送，我忍不住眼泪突眶而出。

在大分机场候机时，我打开了村山先生送给我的一份礼物，那是一幅字，我发现，那句话，他写了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