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第一财经 高雅

作为每年诺贝尔颁奖季压轴揭晓的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于北京时间10月13日下午17:45公布最终获奖者。今年的殊荣将花落谁家？

长期追踪诺奖动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奖池”中有不少值得获奖的人选，但最终归属很难准确预测。

他还观察到，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呈现出一定的现实关怀，大多聚焦于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例如，2019年奖项授予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作出实验性贡献的学者；2022年的获奖研究探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机制；2023年则表彰了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而2024年的获奖成果，聚焦于国家间繁荣水平差距背后的深层原因。

按照惯例，今年的获奖者将于12月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奖牌与证书。除荣誉象征外，获奖者还将收到列明奖金金额的正式文件。今年奖金总额为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825万元人民币。

用引文数量预测

根据诺贝尔奖官网说明，经济学奖的遴选过程极为严谨且耗时漫长。每年9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向全球约3000名顶尖学者、历届得主及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寄送保密提名表，所有提名须于次年1月31日前提交，且不接受自荐。由五名瑞典皇家科学院推选成员组成的经济学奖委员会，在吸纳兼职成员共同参与评审的基础上，对提名进行多轮筛选。每年3月至5月，委员会将初步候选人名单送交指定专家进行深入评估；6月至8月撰写评审报告并提出建议；9月向科学院院士汇报并推荐最终候选人；10月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通过多数表决确定获奖者，该决定为最终结果，不可上诉。

尽管难以准确预测获奖人选，但引文数据已成为一项重要参考。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长聘副教授谢丹夏此前向第一财经表示，在经济学领域，引用量超过1万的论文通常被视为具备冲击诺奖的潜力。去年获奖学者的论文在获奖前引用量已接近2万次，其获奖也是意料之中。

李仁贵也称，作为一项“锦上添花”的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授予已获主流学界高度认可、并曾获接近诺奖级别荣誉的学者。其中，科睿唯安（Clarivate）每年发布的“引文学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自该计划启动以来，已有83位“引文学者”最终荣获诺贝尔奖。

根据科睿唯安官网介绍，自2002年起，该公司通过分析核心数据库中高被引论文识别潜在获奖者。在1970年以来收录的6400万篇文献中，仅不到0.02%的论文被引超过2000次，“引文学者”正是从其中经严格分析选出。

今年5月发表的一篇研究显示，基于科睿唯安高被引论文数据构建的预测模型，在不同学科中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准确率，其中化学为53%，物理学与经济学均为50%，医学为35%。

会出现二度得奖的人选吗

根据科睿唯安今年公布的引文学者名单，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奥托（David Autor）与哈佛大学教授卡茨（Lawrence F. Katz）因“对工资结构、收入不平等、教育进步与技术变革的开创性分析”而入选。

美国贝勒大学经济学教授坎宁姆（Scott Cunningham）也在预测奖项归属的文章中写道，奥托、卡茨与去年获奖者阿杰姆奥卢的组合颇具获奖潜力，他们的研究共同聚焦于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尽管阿杰姆奥卢去年已获奖，坎宁姆仍认为其在该领域的贡献值得再度肯定。

他进一步分析称：“2023年获奖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与卡茨在教育与技术竞争方面的合作研究未在颁奖词中被强调，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考虑到这是她引用最高的成果之一，诺贝尔委员会或许有意将技能偏向技术变革这一方向保留给后续颁奖。”

李仁贵也强调，外界常误以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学者终身成就的表彰，实则它奖励的是某项具体而卓越的贡献。因此，理论上存在经济学家二次获奖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已有两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科学家，某位经济学家二次获奖也是迟早的事。”他称。

引文学者名单中还包括芝加哥大学的伯特兰（Marianne Bertrand）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穆莱纳坦（Sendhil Mullainathan），他们因在“种族歧视、公司治理以及由心理学和文化因素驱动的劳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而受到表彰；斯坦福大学的布卢姆（Nicholas Bloom）则因“对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对投资、就业和增长影响的分析”而入选。

需要说明的是，科睿唯安并不直接“预测”当年获奖者，但其名单常具前瞻意义。据统计，过去十年中，被提名为引文桂冠学者的研究人员最终获奖的概率约为21%。从入选引文桂冠到荣获诺奖的时间间隔亦呈缩短趋势。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热门组合是耶鲁大学的贝里（Steven Berry）、麻省理工学院的豪斯曼（Jerry Hausman）与哈佛大学的帕克斯（Ariel Pakes）。他们在产业组织领域，特别是通过结构估计方法推动实证经济学发展方面贡献卓著。三人共同推动的“BLP模型”已成为分析产品差异化与需求估计的关键工具，广泛运用于反垄断与并购研究之中。

此外，近年来一直呼声颇高的还有研究内生增长理论的法国经济学家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重要代表巴罗（Robert Barro）、“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领军人物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以及哈佛大学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经济学教授梅利茨（Marc Melitz）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