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沙南部的纳赛尔医院,空气中弥漫着烧焦与药水的味道。无国界医生的中国助产士苏衍霈,只在伤口处理部门待了三十分钟,就再也忍受不下去。
一连几个不超过半岁的婴儿被抬了进来,全身是烧伤或被弹片划开的创口。她看着医生揭开绷带,孩子们疼得撕心裂肺地哭喊,她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无辜的孩子身上?”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1日,加沙纳赛尔医院,一名4岁的巴勒斯坦儿童在以色列的袭击中受伤。由于医疗物资短缺,加沙无法进行手术,他的气管被切开。视觉中国 图
与此同时,数万公里外的纽约联合国大会大厅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走上讲台,声称以色列“必须完成在加沙的任务”。就在他开口的瞬间,数十个国家的代表愤然退场,留下一个几乎空荡荡的会场。而在场外,反对以色列的抗议者在街道上高呼着口号。
正值成立80周年的当下,联合国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制止战争对加沙民众的屠戮。9月下旬的联大会议周,当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上讨论着是否该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时,加沙地带又有数百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
此前,9月16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此后,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建国。
对此,以色列方面强烈抗议并坚决否认相关指控,强调其发动战争是出于自卫。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主导的突袭造成以色列约1200人死亡,251人被掳为人质;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了持续两年的军事打击。
加沙卫生部门则称,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军的行动已导致超过6.6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0万加沙人家园被毁、陷入饥荒、流离失所。整个加沙地区已沦为废土世界。
外交努力仍在持续。9月29日,美国白宫公布了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 以色列已表示支持。10月5日,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哈马斯就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地带停火“20点计划”所采取的措施,重申将共同努力立即结束加沙战争。10月6日,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已开始在埃及北部沿海城市沙姆沙伊赫进行新一轮加沙停火协议的间接会谈。
在加沙战争已持续两周年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多位身处加沙战火中的人们,将他们两年来的经历和心声传达于世界。这个世界不应忘记,这些在废墟中呐喊的人们,和我们一样有生存的权利。
饥饿与子弹:人们在崩溃边缘徘徊
35岁的苏衍霈曾在全世界许多最凶险和恶劣的地方执行过救援任务。眼下,她可能是加沙地带唯一的中国援助工作者。
苏衍霈在加沙参与医疗救护工作。玛丽亚姆·阿布·达卡 (Mariam Abu Daqqa) 拍摄
今年7月,苏衍霈在两年里第二次抵达加沙参与救援任务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当地的同事们都瘦了很多。
“每个人都没了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我的同事跟我说,他们每天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全家三天只有一个面包,我到底要不要去吃?我能不能不去想它?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思考别的,他们的活力、精神、所有的热情和健康都被摧毁了。”她说。
这种情况已持续了两年。很快,她自己就亲身经历了这种把人折磨到极限的饥饿。7月,物资完全断供时,人们仅存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所有谈话、所有恐惧都只围绕一个字——吃。苏衍霈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连续两个星期因食物短缺而极度沮丧,甚至患上肠胃炎,不停呕吐。
联合国曾经在整个加沙设立了上百个食物分发点,但今年5月起,以色列强制取消了这些分发点,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设立的4个分发点。苏衍霈工作的地方旁边就有一个,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涌向那里,只为抢到一点口粮。拥挤和绝望的氛围让本已脆弱的人群更加危险。以色列军队则认为他们“不守规矩”,于是经常朝着人群开火,每天都有人为了食物而丧命。
“这是活生生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情,太可怕了,我们都感到非常愤怒。”苏衍霈说。
联合国支持的粮食安全监测机构在8月23日宣布:加沙地区正式进入“饥荒”状态。这是中东地区首次被官方确认的饥荒。但早在这之前,苏衍霈工作的医院里开设的营养不良治疗中心已接收了无数皮包骨头的儿童和成人,营养中心只有9张病床,每天要收治20个病人,床位使用率高达200%甚至300%。“来的大部分是儿童,他们伴随水肿、感染和并发症前来求助。有些孩子送到医院时已经来不及抢救,纯粹是饿死的。”她说。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8日,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和持续袭击,食物短缺严重,人们等待获取慈善组织供应的热餐。视觉中国 图
8月中旬,在国际压力下,终于有更多罐头和面粉进入加沙。但在此之前,连基本的豆类和大米都无法保证。“从我来到加沙到现在,我都没见过鸡蛋,也没见过肉。我们能吃到的就是罐头、豆类、米饭这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可能连纤维都摄入不足。你可以想象一下,本地的平民百姓有多难受。”苏衍霈说。
因为对于大多数加沙家庭来说,选择依然残酷:是卖掉仅剩的财产换几袋面粉,还是继续忍饥挨饿?这是一个把人活活折磨到崩溃的状况。
废墟里的医院:十岁男孩的最后呼吸
在苏衍霈工作的纳赛尔医院,医生们每一天都在废墟与死亡的夹缝中艰难抢救着生命。
苏衍霈还记得那个十岁男孩的眼睛——明亮,清澈,带着孩子特有的活力。在纳赛尔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她却只能看到他全身缠满绷带,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
“他的家被炸了,”苏衍霈轻声说,“他的妈妈是我的同事,也在那次轰炸中腿部受伤,现在只能坐轮椅。”
苏衍霈每天都会去病房看他,陪他说说话,也尽力支持他的妈妈。“他妈妈以前是个很干练、开朗的人,现在整个人都变了。”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2日,加沙,纳赛尔医院的儿科病房因患者过多而不堪重负。受伤儿童被迫共用病床或躺在走廊上临时搭建的床垫上。视觉中国 图
然而,尽管所有人都在努力,男孩的身体还是一天天衰弱下去。“最后他还是走了,”苏衍霈停顿了一下,“我们哭了很久。因为我认识他的家人,曾是同事,那个曾经眼睛明亮的男孩,最终成了这场战争中无数无声的牺牲者之一。而他的母亲,依旧坐在轮椅上,在废墟与回忆之间,继续活着。”
然而,她说,在加沙,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很多孩子、很多家庭都有类似的遭遇,每天活在恐惧中,不知道炸弹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8月初以来,随着以色列军队宣布对加沙城发动地面攻击,大量伤员与逃难民众涌入已然不堪重负的南部地区,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急剧恶化。苏衍霈表示,其所在的南部纳赛尔医院接收了大量北部伤员,伤势之重与数量之多远超以往。
“我们见到了许多大型的、复杂的伤口,特别是小孩和婴儿,数量非常多。”苏衍霈描述,这些从北部逃难而来的民众被迫居住在简陋的帐篷中或直接露宿街头,生存条件比难民营更为恶劣。
与此同时,北部的医疗状况同样令人绝望。苏衍霈透露,纳赛尔医院在北部设有的服务点也面临严重威胁,许多重伤患者、残疾人、老人和新生儿监护室中的婴儿因无法行动或转移,只能留在原地等待。“这些婴儿就像实验品一样。”苏衍霈眼含泪水说,“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带走他们。”
苏衍霈指出,转移这些危重病人面临巨大障碍,情况复杂且未获得以色列军方许可。她形容整个局势“极其复杂,非常不人道”,并担忧地表示:”如果以军进入我们的医院,后果将不堪设想。”
尽管医疗团队仍在坚持提供服务,但她坦言,无人知晓这份坚守还能持续多久。医护人员常聚在一起哭泣,不仅因为家园被毁,更因有同事的家人已在冲突中遇难。“我们非常担心,因为我们很多员工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了。”
流离与失所:“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在加沙,流离失所不是一次性的灾难,而是一场周而复始的噩梦。每个家庭都在“留下等死”与“无处可去”之间挣扎,每个人的故事都在诉说着同一种绝望。
8月初,当穆罕默德·阿尔·蒂比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以色列军方空投的传单时,内心一阵冰凉。他知道这份“呼吁”加沙居民向南迁移的传单,意味着他所在的加沙城北部即将成为更激烈的战场。
当地时间2025年9月13日,加沙地带努塞拉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沿着海岸公路徒步和乘车向南撤离。视觉中国 图
两年来,他经历过太多次这样的“安全撤离”。“我们已经撤离过一次,到了南部,到了被以色列军队宣布为 ‘安全人道区’的地方。我们去了拉法,去了努赛拉特,还去了其他地方。他们声称那些地区是安全的——但并非如此。”他说。
如今蒂比再次面临着一个无解的抉择:是冒险留在随时可能被轰炸的家中,还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逃往南部那个根本没有容身之处的地方?“如果我现在离开家,我将会流落街头。”他的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我觉得一切都完了。”
这种绝望,莉娜·巴特尼吉再熟悉不过。她目睹红色区域(被列为极度危险的地区)的孕妇如何在恐惧中等待分娩。“她们中有些人计划在近期进行剖腹产手术。”她的语气中带着愤怒和无力,“如果这些妇女在流离失所期间分娩,她们可能失去孩子——甚至自己的生命。”
莉娜理解那些质疑这些妇女为什么不早点离开的人,但她更清楚现实的残酷:“因为她们甚至负担不起食物。”在加沙,95%的人买不起食物,交通费更是天文数字。最让她心痛的是,这次流离失所与以往不同:“第一次,我们相信我们会回来。现在,我离开加沙城,心里知道我不会回来了。”她说,“我正在离开这个我热爱的地方……我离开的方式,就像我把我的灵魂扔在了加沙城,只有我的身体在走开。”
向南逃难的人们,最终涌入像拉法这样已经过度拥挤的南部城镇。阿斯玛就是其中之一。她和家人挤在租来的公寓里,与几家亲戚共处一室。虽然感激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每月近千美元的租金成了沉重负担。“没有工作,积蓄所剩无几,每月凑齐房租成了我们所有流离失所家庭共同的难题。”她说。
最让她心疼的是孩子们。“他们想念家园和伙伴,至今仍被经历过的恐惧折磨着。”她深知战争对年轻一代的摧残,“他们失去家园、学校,甚至至亲好友。本该读书玩耍的年纪,却要每日挣扎求生。”虽然从孩子们眼中还能看到坚韧与希望,但她明白:“战争留下的伤痕太深,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慢慢愈合。”
对于那些连租房都负担不起的人,只能像阿萨夫一家那样住在临时帐篷里。阿萨夫8月从加沙城逃亡至中部城市代尔巴拉赫,曾经作为一个知名学者的他家中有3万册藏书,然而如今,他的家已经在以军的轰炸下被彻底摧毁。
阿萨夫为搭帐篷的位置支付150美元租金,但这里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3美元一公斤的木柴成为燃气的替代品,生活和饮用水全依靠每周偶尔来的国际援救组织的援助卡车。“这种生活充满厌恶与憎恶——如此难以忍受,让你发现自己宁愿死也不愿继续这样活着。”他说。
作为父亲,阿萨夫最痛苦的是看着孩子们在战火中失去未来:三儿子连续第二年无法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为了支付大儿子和二儿子的大学毕业费用,他被迫卖掉妻子的珠宝。“我已经无法管束年幼的孩子,也无法教导他们礼仪;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加沙整整一代年轻人都被毁了,他们都被对未来的焦虑、希望的幻灭所困扰。”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4日,加沙城,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撤离纳赛尔社区。视觉中国 图
加沙地带是一个总面积约为365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型县的大小,或约为香港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却居住着超过200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当前,大部分人口被迫拥挤在更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生存空间更为逼仄,极为不人道。并且由于埃及和以色列政府关闭了边境,他们无法离开只能被“囚禁”于此。“他们不允许任何人甚至鸟儿飞越。”阿斯玛说。
幻灭的停火与正义的缺席
在加沙的废墟之上,停火协议对于那里的人们来说如同海市蜃楼般虚幻。55岁的阿姆贾德·沙瓦(Amjad Shawa)是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网络(PNGO)主任,他见证了太多次希望的破灭。“我们曾一度对达成协议抱有乐观,但随后协议又破裂了。”
他的声音带着深深的疲惫,“那些经历过这种艰难和痛苦的人们,就像在拉法发生的那样——此前拜登曾提出一些东西然后又否认了;然后我们又有了威特科夫提案(美国中东问题特使),虽然被批准了,但以色列人说 ‘不,我们有我们的条件’。”
作为加沙的资深活动家,沙瓦对政治承诺早已失去信心。过去即使有停火谈判,之后局势往往又进一步升级。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3日,加沙地带加沙城,巴勒斯坦居民坐在被以色列炸毁的家中。视觉中国 图
9月下旬,就在政治领袖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辩论时,以色列军队仍在扩大对加沙城的攻击。当地时间10月4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以色列将同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举行谈判,并威胁称,在第二阶段,以色列可能用军事手段解除哈马斯武装。哈马斯高级官员马哈茂德·马尔达维则在次日发布消息称,面对以色列两年来的定居点建设和侵略,巴勒斯坦人民将坚定不移继续抵抗。
沙瓦表示,“尽管早在2024年2月,国际法院就种族灭绝问题提出了临时措施。但我们所目睹的是(他们)无视了我们。世界各国没有对如此严重的局势,以及对人类犯下的严重暴行做出相应的回应。”至于哈马斯方面,沙瓦态度谨慎:“我不是哈马斯的发言人,我也不为哈马斯辩护。历史会做出评判。哈马斯必须积极应对为实现停火所做的努力。这是哈马斯现在的主要责任之一。并且要遵循阿拉伯国家在此事上的立场和政策,通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参与。”
沙瓦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不要忘记巴勒斯坦自1948年、1967年以来一直被占领,我们被封锁了18年。同时,我们在过去10年里经历了56场战争。”对于2023年10月7日的事件,他明确表示:“我反对任何针对平民的攻击,无论他们是谁。这是原则。我无法为视频中显示的任何攻击行为辩护。但10月7日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对加沙这场种族灭绝的理由。”
“整个加沙地带,从南部的拉法到最近的加沙城,都已被摧毁。没有一间房屋没有受损,每户家庭中都有人丧生。加沙人心理健康状况是灾难性的。”沙瓦说。
尽管9月初,联合国的委员会调查称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压力日益增大。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近日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沙瓦认为,“这些外交动作需要转化为实际行动,在说乐观与否之前,我们需要看到地面上有形的、具体的东西。人们不能靠声明充饥。”他说。
“国际社会从战争一开始就失败了。如果国际社会立场明确,我们不会走到这一步。”“问题不在于责怪谁。”沙瓦强调,“现在,以色列对加沙拥有完全的权力,包括流离失所以及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通过交换囚犯、通过立即停止所有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来结束这种局面。 ”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2日,加沙地带中部布雷吉难民营,流离失所的儿童在废墟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视觉中国 图
对于未来,他提出了明确的诉求:“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是达成停火协议,永久的停火协议。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政治前景。”他期待在加沙建立巴勒斯坦治理,归属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并实现“加沙、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团结。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对于战争已经造成的伤害,沙瓦沉重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怀疑时间能否治愈这些创伤。我无法处理这些痛苦。”他呼吁正义:“必须通过国际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来审判战犯。但同时,没有什么能补偿我们失去的亲人。”
希望的火种:废墟中的坚持
在无边的废墟与绝望中,希望如同倔强的野草,从裂缝中生长。
55岁的沙瓦在经历过无数战争后,依然坚守着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希望。这是让我和其他人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他回忆起2025年1月停火的短暂时刻,“成千上万的人步行返回加沙城、返回北部、返回他们的家。”
最让他感动的是孩子们:“那些在我们创建的教育空间里努力学习的、有责任心的孩子们感动了我。那些尽管负担沉重,却为家人担水或找食物的孩子们感动了我。这些饱经苦难但可爱的孩子们,给了我明天的希望。”
还有那些妇女,“我们失去了一切,但她们继续在岩石上、在平原上挖掘,搭起一个家,为了留下来。”“明天终将到来,我们要尽力让它变得更好,因为他们值得。”沙瓦坚定地说。
他强调:“我们不是被记录的数字。而是生命、梦想、未来和权利。是的,它被国际社会忽视了,但我们绝不能从内部自我遗忘。”
奥斯维辛大屠杀与波黑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后代、历史学者吉尔·克莱因和达米尔·米特里克在一篇文章中警示道,世界正目睹历史在加沙重演。他们指出,种族灭绝的滋生不仅需要施暴者,更依赖于全球旁观者的沉默,“最终的背叛,不仅来自那些进行杀戮的人,也来自那些移开目光的人”,这或许是历史最沉痛的教训。
如今,社交平台已将加沙的苦难实时呈现在世人眼前,无处可藏。面对受害者透过屏幕对世界的恳求,国际社会正面临抉择:是重蹈沉默的覆辙,还是选择行动,成为终结战争的一员。
9月24日,在苏衍霈此次任务的最后一天,她却做出了留下的选择:主动申请延长任务期到10月份。
“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这里的人们再次面临巨大压力,他们状态很不好,所以我想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工作,陪伴他们度过这个特别困难的时期。”她平静地说道。
苏衍霈在采访临近尾声时,分享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8月25日,以色列军队对纳赛尔医院实施打击,造成20人死亡,其中包括患者、陪护家属以及医院员工。苏衍霈当时在另一栋楼里,爆炸离她非常近,“整个大楼都在摇晃,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我当时在想,是不是炸到我们了?”
当天,还有五名记者在轰炸中遇难,其中包括苏衍霈的朋友玛丽亚姆·阿布·达卡 (Mariam Abu Daqqa)。
玛丽亚姆·阿布·达卡 (Mariam Abu Daqqa) 是一名 33 岁的巴勒斯坦记者,也是一个 13 岁男孩盖斯 (Ghaith) 的母亲。半岛电视台图
苏衍霈说,玛丽亚姆生前一直在前线报道加沙的灾难,她用镜头记录下被炸毁的房屋、哭喊的孩子和无眠的夜晚。她自己也是一位13岁男孩的母亲,曾捐献自己的一个肾脏,挽救患有肾衰竭的父亲的生命。然而,她却未能挽救自己的母亲——四个月前,因加沙缺乏必要的治疗,她的母亲因癌症不幸去世。
那天,玛丽亚姆像往常一样,背着摄影机在医院外记录病人撤离的情景,却在一声巨响中倒下。
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此事件为“悲剧性的意外”,并表示军方正在“进行彻底调查”。自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禁止国际记者独立进入加沙地带。国际媒体和全世界主要依赖当地记者进行报道了解加沙的真实状况。
苏衍霈在医院的很多照片都是玛丽亚姆帮她拍的。她的遇难让苏衍霈非常悲痛。苏衍霈流着泪说:“玛丽亚姆一直坚持要让世界看到加沙真正发生的事情,她知道这意味着风险,但她从未退缩。”
第二天,苏衍霈和团队讨论在如此风险之下是否还应该允许记者来报道?她的同事们给出了非常有力的回应。
“他们说,没有记者勇敢地坚守岗位,世界就无法看到医院里儿童和妇女的真实处境,就无法看到他们死亡的真实原因。可能连食物援助都不会来。记者和医护人员一样,不畏惧死亡,都想为世界见证这里发生的悲剧。”苏衍霈说。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5日,加沙,人们走在废墟中。 Suhail Nassar 图
尽管轰炸仍在继续,尽管饥饿仍在蔓延,尽管废墟每天都在延伸,但希望从未熄灭。苏衍霈选择留下,沙瓦选择期待,无数加沙人选择在废墟中继续生活——这些选择本身,就是对战争最有力的回应。
废墟之上的生命,依然在顽强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