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我暑假自己坐班车来这里的，平常在老家是爷爷奶奶照顾我。”“妈妈说这边上完义务教育就回去。”“要是在这里惹事就送我回老家。”……

暑假里，几名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拼凑出“候鸟少年”的生存图谱——他们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一般聚集于餐饮、销售、建筑等产业，而这些被父母带在身边或暑假从老家来与父母团聚的“城市流动儿童”，需要时常随监护人迁移，因此有了一个令人心疼的总称——“城市小候鸟”。

01.迁移的代价

2021年，某地一小学8岁女孩的怪异举动引起了老师和本地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高度关注，警方介入后，一起猥亵幼女案得以案发，也撕开了本地流动儿童安全防护网的裂口。

“孩子才8岁，和几个女同学们玩耍时，忽然灵机一动提出教同学们玩个游戏。”女孩将同学们带到了学校某僻静处，随后主动脱掉了自己的裤子和内裤......“孩子就读的学校，是当地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集中的学校。附近有两个很大的公园，一些家长要打工到很晚，孩子自行上下学，放学后孩子就在公园里‘放养’，安全漏洞触目惊心。”

在流动儿童家庭，“谁来看护孩子”始终是最揪心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23年共同编写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指出：中国流动儿童规模约为7109万人，占全国0-17岁儿童的23.8%。其中21.7%与父母和祖父母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包括异地就读寄宿学校或打工的儿童）。13.1%与父母中的一方居住，3.5%与祖父母一起居住。

2022年后，国家统计局没有再发布相关数据。但参考《2020-2024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普查公报》，多家机构推测我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已突破1亿人，这俨然是一座漂浮在城市化浪潮中的“隐形孤岛”。

这群迁徙的“小候鸟”，在流动的缝隙中承受着远超其他未成年人的暴力伤害、性侵害、校园欺凌等多重威胁。频繁变换的环境让孩子无所适从，跟不上各城市不同教材与进度的孩子极易自卑或自暴自弃，也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目标。

除了肉体上的侵害，网络的便利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更隐蔽的方式——隔空猥亵。在某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中，一名犯罪分子通过网络游戏交友，引诱多名女童拍摄裸照。“我们发现，犯罪分子扮演了‘知心姐姐’的角色，通过为‘小候鸟’提供家庭监护缺失带来的情感支撑、成长困惑和心理认同。一步步诱导女童们放下戒备，遭受侵害。”

例如，开始步入生长发育期的女孩小佳对于身体的变化既好奇又恐惧，长期与父母分离的她只能网上求索，被长期扮演“知心姐姐”的犯罪分子趁虚而入。当家庭监护长期缺位，情感的荒漠极易被伪装的善意浇灌。犯罪分子以“关注身体发育情况”为名，以“彼此坦诚交换裸照”为手段实施侵害，即使受害女孩发现对方的真面目，往往也因害怕“被家人批评打骂”和“没收手机”不敢声张。

更令人揪心的是“小候鸟”自我认同感稀缺带来的心理问题和身份的脆弱。“许多孩子在留守、流动、甚至‘回流’状态间反复切换。”在J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中，被害人小星从婴儿时期便开始辗转多地，她的监护人一再变更，而在父母离异、父亲入狱后，她更从“小候鸟”沦为了“事实孤儿”（监护人健在但事实无人抚养管教儿童）。

图源：北京三知

“对于候鸟女孩，我们现在比较头大的是她们被强迫或诱骗去从事卖淫或有偿陪侍。”一名公安领导告诉我，“假期里家长没法有效监管，网络信息发达，有些孩子可能被坏人带着去挣所谓的快钱。家长发现后报警，我们把违规酒吧或者团伙处理了，把她送回家，家长管不好或者直接摆烂，过段时间孩子又跑了。”

02.迷失的轨迹

如果说“候鸟女孩”极易遭受来自性方面的围猎和侵害，那么“候鸟男孩”则更容易从城市边缘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有些父母直接联系不上，有些流窜偷窃的时候不管，我去抓人时又鬼哭狼嚎拉着我警服，不准我带他们儿子走。”杨警官无奈地告诉我。去年，他以雷霆速度侦破了涉案金额几十万的盗窃案，却始终开心不起来。“犯罪团伙共5人，其中4个未成年人，每个都辍学了，最大的一个被抓时刚满18岁。缺乏家庭和学校的有效管护，在城市间“流浪”的几人一拍即合，跨市流窜作案六七起。”未成年人跨区域作案多以盗窃和抢劫为主，具有团伙聚集、流动作案、屡犯不止等特征。“那么大的涉案金额和损失，也只有18岁那个判了两年，其余的批评一顿都送回家了。”

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适用门槛极高，行政处罚法（修正前）通常只责令监护人管教，对低龄盗窃惩戒力度有限，加上地理距离增大侦查难度，助长了少年们“打一枪换一地”的侥幸心理。

“你知道极个别未成年人流窜犯罪团伙还形成了‘企业文化’吗？”今年，一名高级警司的“爆料”令我目瞪口呆——部分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会在暑期“研读兵法”“打磨技艺”再“招兵买马”，甚至还演变出“金盆洗手宴”和“传承文化”。

“他们通常推举一个接近16岁的青少年成为‘老大’，带着一群10至14岁的小弟流窜盗窃。有个团伙还有‘派出所就是我的家，16岁前偷够100万’的口号。”盗窃门店和盗窃车内财物是这类犯罪团伙作案率最高的事件，与以往成年人夹杂未成年人的团伙结构不同的是，近年犯罪团伙的低龄化趋势明显，成员多数为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

对于他们来说，16岁成为了一个分水岭——16岁之前，警方哪怕抓到嫌疑人也定不了罪，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网络时代信息扩散快、线下见面容易，有些团伙甚至形成了‘老大16周岁时搞金盆洗手宴，将老大位置交给14、15岁的新老大’的畸形文化。”

这些误入歧途的“候鸟”大多来自农村留守儿童或离异家庭。回溯他们的成长轨迹，尤其在寒暑假，常常是自个“野蛮生长”。“有不少是在老家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祖辈无法管教便送到父母打工的城市，而父母抱怨大城市‘诱惑更多更不好管’，对于他们的‘流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眼不见心不烦’‘别在爸妈在的城市搞事’。”当家庭破碎、教育缺失、社会疏离，“城市候鸟”极易被犯罪的暗流裹挟。

03.小候鸟的天空谁来守护？

多名一线工作者指出，涉案流动儿童家庭通常存在“三重脱节”问题：

一是陪伴脱节。父母为生计早出晚归，有效陪伴时间短。

二是教育脱节。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不听话，就把你送回老家”成了常用“教育”语。

三是社会脱节，频繁搬迁让孩子缺乏自我认同和归属感。

他们像真正的候鸟般迁徙，却常在城市的上空独自迎接风暴或在霓虹灯里迷失了方向。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小候鸟们”的天空？

“流动儿童困境自下而上反馈后，近两年国家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一名未检检察官告诉我。

2024年8月，最高检联合民政部等部门印发《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标志着保护行动进入系统性攻坚阶段。最高检未检厅副厅长李峰强调，这是落实党中央儿童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其目标直指政策精准化、服务均等化、信息台账化与基层稳固化。

2025年3月，最高法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完善流动儿童司法保护机制，探索建立监护能力评估及强制亲职教育制度。

2025年5月30日，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指出，针对涉案未成年人家长不想管、不会管、因外出务工等原因“管不了”问题，检察机关协同教育行政部门等加强对流动人口家庭、单亲家庭、问题家庭涉案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监护工作。

“针对‘生而不养，养而无教’的父母，我们市作为试点，已经在构建‘从打击犯罪到公益诉讼，从支持起诉到多元救助’的全链条防护网。”C市候鸟少年小明的故事是其中一个典型。小明确诊罕见病后，父亲失联逃避责任。在母亲没有主动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当地有关部门不仅支持母亲追索抚养费并对父亲财产强制执行，“清官断完家务事”破局监护困境后，多元救助和帮扶也没有终止。在小明因户籍障碍无法享受本地特殊教育福利时，“司法救助金”为其支付了学费康复费。随后，孩子被纳入残疾补贴范围，母亲也获得了就业帮扶。

除了以法治的力量推动家长落实监护责任，政府支持网络也是阻断未成年人走入歧途的关键一环。

“我们想把小候鸟们的心意，送给最可爱的人。”暑假里，成都一名儿童社会工作督导员联系上我。当地民政部门针对暑期“小候鸟”们监管薄弱、安全事故易发问题，将孩子们安置在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学习非遗手工、接受安全教育。其中，开放大学和西华街道对接的“小候鸟”们制作了手工花束，渴望送给“最可爱的人”。

7月27日“抗美援朝胜利日”和8月1日“建军节”前夕，在老战士家中，“一老多少”相伴数小时，老兵因孩子们事先学习抗美援朝故事、表演以陈祥榕烈士事迹改编的节目而数次落泪。具象化的“英雄”形象和老兵深情讲述的故事，也在“小候鸟”心中悄然生根。

小候鸟们用扭扭棒为志愿军老战士制作的花束

2024年底，全国共有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全国各类民政服务机构集中养育孤儿3.7万人，并努力补齐“事实孤儿”与“小候鸟”短板。浙江台州黄岩区“小候鸟”爱心托班已运行十余年，少儿舞蹈、编钟、绘画等课程由志愿者无偿授课，惠及千余名儿童；深圳“反向探亲”活动让建设者子女亲临前海博物馆工地，在父辈汗水浇筑的“湾区奇迹”中感悟奋斗；湖南新田县村委会整合驻村干部、大学生志愿者及村民力量，为村内儿童提供课业辅导与安全教育，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其中，四川广安前锋与东莞大朗警方建立“警灯护航，跨省团圆”尤为动人：7月初的某个清晨，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广场上，6辆大巴整齐排列。王警官温柔地从年迈的老人怀中接过6岁的真真，仍在犯困的真真依偎在警察叔叔怀里，还不知道他即将启程奔向千里之外的东莞与父母团聚。而大一点的孩子们已乖巧又兴奋地坐在车厢里等候发车，年岁不一但同样稚嫩的脸庞上都写满了期待。

这是广安前锋与东莞大朗两地警方建立的“乡情警务”机制，为留守儿童和外地务工父母提供团圆与安全保障。抱着小真真的王警官，将全程陪同孩子们并在大朗管护他们，直到孩子们9月开学。

2024年，自流浪儿童关爱保护攻坚行动开启后，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方面成效明显。例如，2024年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下降，止住了自2020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同时，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提起公诉分别同比上升27.8%和46%，备受关注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7.4%。

结语

当小真真在东莞的夏夜终于喊出“妈妈”，当陪伴志愿军老兵的李李对社区儿童督导员撒娇“你最喜欢我了”，当被以“勤工俭学”名义诱骗到省会强迫陪酒的女孩们被解救出来，当“撬车门盗窃团”的少年们在铁窗内背诵法律条文......“小候鸟”的生存图景呈现出令人心颤的明暗交织。

漂泊的童年，本不该被无人管护的阴影笼罩，更不该在歧途的路上仓促“成人”。

全国流动儿童7109万人，留守儿童6693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两类儿童合计1.38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46.4%。

7月30日，民政部公布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共支出儿童福利资金120.4亿元，其中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资金29.3亿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64.0亿元，其他儿童福利资金27.1亿元。这些孩子是我们城市的“共生者”。父母用双手托举起繁华都市的烟火气——送外卖、砌高楼、洗无数碗碟、运送包裹。他们的孩子，也应该获得一片安稳栖息的天地。

全国人大代表张春梅表示：“流动儿童问题本质是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服务滞后的缩影。”她呼吁政策创新与社会共治的组合拳：完善社保医保网络、增加教育投入、消除社会歧视、鼓励企业社会支持——唯有破解户籍与公共服务的根本矛盾，才能为“小候鸟”托底。

法治守护兜底，政策创新铺路，资源整合聚力，全社会参与搭桥——四维发力，缺一不可。当“小候鸟”们能被看见、被接纳、被赋能，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才有更多更好可持续的未来。守护他们，事关希望与发展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