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强调挽救涉“帮信罪”的在校生，主要有以下原因。在校生涉“帮信罪”往往是法律意识淡薄，被他人利用或误导而参与犯罪活动。他们大多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挽救他们能避免其因一时错误而背负沉重的刑事处罚，影响未来人生发展。从教育角度看，这也是对年轻一代的关爱与引导，让他们认识到错误后有改正的机会，重回正轨。同时，这也体现了司法的人性化，有助于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教育、挽救和预防，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有一项刑事罪名，成为年轻人掉坑的重灾区，2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高达三分之一，这就是“帮信罪”。

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发了《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并公布了7件典型案例。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虽然这个刑事罪名说起来有些拗口，普通人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它已经成为中国起诉人数位居前列的罪名，2023年“帮信罪”成为中国“第三大犯罪”，仅次于危险驾驶罪、盗窃罪；2024年，它也是位居第五位的刑事罪名。

让人遗憾的是，构成此罪的相当多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乃至在校学生。数据显示，当前帮信犯罪的被告人呈现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三低一高”特点，3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超过80%，2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三分之一。

不少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学生，因为一点蝇头小利、“朋友面子”，就把自己银行卡、手机卡、身份信息出借给他人使用，或者自以为在“兼职”，从事“刷单”“跑分”等灰色生意，结果被犯罪分子用来洗钱、转移资产、逃避司法机关打击。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介绍，一些电诈、洗钱犯罪团伙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涉世不深、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蛊惑、引诱其出售、出租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甚至将部分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发展成为“卡头”，社会危害严重。

所以，司法政策也需要做出更精准的调整，体现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将司法打击的重点指向职业化的“卡头”，而对初犯、偶犯、恶意不深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以及处于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要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要避免把“小鱼小虾”和凶宄大恶放在一个箩筐里。

这一次“两高一部”的司法文件，特意强调对未成年人、在校生等群体，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符合被诱骗实施犯罪、参与时间较短、获利较少的、认罪认罚的、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查等情节的，犯罪情节轻微的，明确要求一般应当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未成年、在校学生，如果真是因为一时糊涂，参与了帮信犯罪，沦为犯罪“工具人”，只要参与时间不长，获利不多，并且做到认罪认罚、积极配合，一般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甚至不起诉、不留犯罪案底，可以重新开启人生。

比如，在这次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上海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高某组织同学顾某、某中专院校学生师某（未成年人），向他人出租银行卡。事发后，顾某、师某分别退出违法所得3000元和2300元。最后，检察院对顾某决定相对不起诉，并通知其所在院校，建议对其行政处分；对师某决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六个月。两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无知、贪婪，承担了责任，但是没有被判刑，体现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

这也是司法机关在法律范围内针对年轻群体的特质、“帮信罪”的特征，积极调整司法政策，让打击更精准，让教育更普遍，给那些恶意不深、危害不大、一时糊涂的年轻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自2020年我国实施“断卡”行动以来，“帮信罪”的案发量一直维持在高位，不少年轻人身陷其中，因此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这一次，司法机关的“帮信罪”的司法文件，体现了教育、挽救的方针，让打击更精准，也希望年轻人提高法治意识、敬畏法律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