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提供具体的交往内容等相关信息呀，没有这些细节，我很难准确地写出一场“有损国格”的交往风波呢。比如是与哪个国家或群体的交往，具体的行为表现等，有了这些我才能更好地创作哦。

文丨東昇 王皓 李一鸣 ‍

编辑丨卢伊

大连工业大学的学生规范里，有着这样一项规定：“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当这项内容出现在一纸拟开除女大学生学籍的处分公告中，大连工业大学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情的起因是一些被他人公开的视频。2024年12月，CS2上海世界锦标赛期间，乌克兰知名选手Zeus在自己的粉丝群发布视频，称与一名中国女孩发生关系。随后，该女生被曝为大连工业大学在校生，加之有关“女生本来有男友”“Zeus本人也有妻子”的信息在网上流传，让这件事的热度持续了很久。

事后，大连工业大学决定拟开除该女生，并在公告中公开了其真实姓名，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处分依据，便是开头那句话。依照校方的逻辑，女生的行为至少是“有损国格”的。

事件发酵后，有关个人私德是否被过度上升为公共事件，导致一方被迫遭受舆论审判，以及校方处分是否合法合理等问题，舆论场撕裂加剧。

冷杉RECORD多方联系大连工业大学，均未获得采访回应。而身处风暴中心的女孩，失语至今。

公告合法性与程序正义受质疑

事件发酵是从一份拟开除女大学生学籍的处分公告开始的。

7月8日，大连工业大学网站发布了《关于拟给予李某某开除学籍处分的公告》。处分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内容为“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以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内容是“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尽管校方并未公开回应，对李某某的处罚与网传交往事件相关，但依照通报中的逻辑，涉事女生的行为至少是“有损国格”的。

据通报，大连工业大学曾在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4日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向涉事学生送达了《拟处分告知书》，此次在官网发布公报是“为充分维护各方权利”，且公告中直接写出了涉事女生的真实姓名，并经部分媒体原文转发。

“这个公告本身实际上就是违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解释说，无论是针对当事人的处分决定还是处罚决定，一般情况下都应直接送达给当事人；除非实在找不到当事人，或涉事事件与其他人及公共利益相关，才会采用公告方式通报。而大连工业大学发布的公告中说明此前已向涉事女生送达处分决定，却仍公布女生个人信息，这是对个人隐私的极大损害，公告本身已违法。

大连工业大学的公告

赵宏建议，李某某除就大连工业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提起行政诉讼外，还可针对该处分所依据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本身提起附带性审查。法院可能会认为该校规违背上位法，不应作为开除学籍的依据，校方或因此撤销开除决定，李某某可返回学校继续学业。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帅亦有类似看法：首先，在处分决定的合法性方面，校规有关规定明显存在“校规突破法律”的问题。“上位法未将‘私德问题’纳入开除情形，学校自行增设处分事由，本质上是对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外剥夺’，违背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法治原则”。

在张帅看来，此事更关键的是程序正义的缺失。该规定明确要求，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前，必须“证据充分、程序正当”，并保障学生陈述、申辩权。但从公开信息看，学校既未举证“恶劣影响”的具体事实，也未证明已让学生充分行使申辩权——仅凭公告送达告知书，难以认定学生真正获得了救济机会。程序瑕疵足以让整个处分决定的效力存疑。

有损国格，还是侵犯隐私？

而事件的另一方，乌克兰人Zeus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大概半年前，他在某社交媒体上发过几段视频，视频能看清女孩的脸，但“内容没什么露骨”。在表达自己后来才知道女方有男友的同时，他澄清自己当时“没结婚，也没谈恋爱”。对此举“影响别人的生活”而感到后悔，并在意识到事情严重后“就把视频全删了”。

“请停止仇恨。谁都会犯错，这次我也长了教训。这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希望大家都能互相尊重。如果我能为那个受影响的女孩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Zeus表示。

尽管也有不少对他曝光女生隐私的批判，但外界有关女生“私德有亏”“有损国格”的声量更大。但，那条“有损国格”的校规，是否具有合法性？

Zeus在社交媒体的回应

赵宏指出，大连工业大学校规中“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里“有损国格、校誉”的表述，是对个人的道德压制。它荒谬地将学生私人情感与国格、校誉等抽象目标强行捆绑，本质上是将性视为一种资源，才会得出与外国人交往有损国格的极端迂腐结论。若允许此类校规存在，既与《高等教育法》中“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规范目的相悖，也会排挤和贬低学生的人格尊严与基本权利。

而针对大连工业大学在通报中直接公布了涉事学生真实姓名的做法，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艳丽律师认为，此举侵犯了该生的名誉权、隐私权。

“依据《民法典》第1024条、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名誉权和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学校在通告中使用学生真实姓名，导致该生遭受网暴及不当社会评价，显然侵犯了其名誉权；其次，该生与外国人交往属于个人隐私，学校可私下提示，但无权干涉，更不应公示。”周艳丽说。

周艳丽还认为，学校对该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罚过重，依据不足。学校依据的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项“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条款，但“该生仅是与外国人交友，无法证明其不能完成学业。其次，《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对开除学籍的行为有明确规定，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是《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的上位法。虽该校校规对与外国人交友的处分有规定，但该生行为未达到开除学籍的程度，学校却直接据此作出开除决定。”

“因此，从学校公告来看，该生的行为并未达到开除学籍的程度，处罚过重。”周艳丽称。

拷问高校管理权的边界

“大连工业大学现在只是拟作出处罚决定，即该决定尚未作出，希望学校能及时改正错误，否则必然违法。如校方坚持处罚，不仅面临法律上的可诉性风险，同时也传递出‘纵容侵权、惩罚受害者’的危险信号”。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令律师认为。

王令分析，从法律视角看，大连工业大学这一处罚存在私权领域干预、身份错位等根本性缺陷，正当性与合法性存疑。李某某作为成年人，其私人关系若不涉及卖淫嫖娼或未成年人，即属合法行为范畴。校方以“不正当交往”为由介入公民私域，实质是以道德评判取代法律定性，构成对私权领域的过度干预。

另外，此次事件中真正的违法行为人是外籍男子，而非李某某。外籍男子虽已涉嫌触犯我国《刑法》第364条传播淫秽物品罪及《民法典》第1032条隐私权保护条款，却未被追责，反而受害者李某某被学校认定为“不当行为人”。这种“惩受害”而“纵侵权”的逻辑，违背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禁止泄露妇女隐私的基本原则，也暴露出校方对性别平等理念的认知缺失。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公开评论

在北京文化娱乐法学会新闻与传媒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天斗律师事务所主任梁宏刚律师看来，除事件本身外，此事引发的法律与伦理冲突值得关注——本案折射出高校管理权与公民基本权利、道德规训与法治精神的深刻矛盾，需从更深层次探讨。

需要指出，高校的处分权源于《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但该权力并非无限的。根据《宪法》第三十八条“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及《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定，学校行使管理权时不得侵犯学生基本人格权。

“高校有权维护校园道德风气，但无权以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梁宏刚说，私德问题属于个人自由范畴，除非触犯法律或严重破坏校园秩序，学校不应以“道德审判者”身份介入。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曾指出，高校处分应“以法律为基础，以纪律为补充”。

因此，梁宏刚认为，学校主张公开通报是为警示教育，需证明公开姓名是唯一有效手段，“若通过匿名通报、内部处分等方式同样能达到目的，则公开姓名不符合比例原则。公众对高校事务具有一定知情权，但需以不侵犯个人隐私为前提。若事件不涉及公共利益或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学校应以保护学生隐私为优先。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明确，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范围。”

此外，梁宏刚强调，此事对网络时代隐私保护提出挑战。在他看来，当前个人信息一旦公开，极易引发网络暴力和社会性死亡。学校作为公权力主体，在作出公开决定时应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并建立隐私保护机制，“可借鉴欧美高校的‘隐私影响评估’制度，对公开信息的必要性、范围、后果进行预先审查。”

“总之，女生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依据《行政复议法》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复议，或依据《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开除决定；若主张隐私权、名誉权受损，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此外，可向网信部门投诉学校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梁宏刚说，“高校不仅是知识传授场所，更是人格塑造的重要空间。”对于尚未触犯法律底线的私德问题，学校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梁宏刚建议，可设置“观察期”“行为矫正计划”等替代措施，而非直接开除学籍，避免将学生推向社会边缘。另外，他还建议高校建立“分级通报制度”：对涉及违法犯罪、公共安全的行为依法公开；对道德瑕疵类事件采取匿名或内部处理。同时，加强师生隐私权教育，形成尊重人格尊严的校园文化。

“面对社会关注事件，学校应避免‘情绪化执法’，而是以法治框架主导处理流程。”梁宏刚说，“大连工业大学女生私德事件，不仅是单一处分个案，更折射出高校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法治困境与伦理挑战。学校在维护校园秩序的同时，必须尊重学生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遵循依法行政与比例原则。唯有在法治框架内平衡管理权与个体权益，才能实现教育目标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价值。”

高校不应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作为律所合伙人，张帅常年处理教育领域纠纷，还兼任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团委书记。他认为，此事暴露的法律问题值得警惕，“从法律实务角度看，大连工业大学对涉私德争议女生的处理，核心问题在于高校管理权的行使是否守住了法律边界”。

实际上，这份2017年8月修订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中，更多“特殊条款”被网友翻出，它们与此次引发讨论的“有损国格”条款一起，描绘出了这所高校的管理画像：

第十九条（二）：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第十九条（三）：收藏、观看淫秽书刊、杂志、视频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九条（七）：踩踏草坪，摘、折花卉、树枝，不听劝阻的，破坏草坪、花卉、树木的，视情节和认识态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第二十条（十二）：未经批准擅自租房居住者或以其他方式长期外宿者，给予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经劝阻不改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第二十一条（五）：在校园内打麻将者，在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同时，视其情节，给予警告以以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显然，这些条款在当前高校管理中较为少见，即使有所规定，多数高校也通常以批评教育、通报警告或小额罚款为主。特别是随着社会观念开放，多数高校已不再将未婚性行为纳入纪律处分范畴，更多聚焦于性行为引发的违纪后果，“而该校有关处分与当下对个人私密行为的包容趋势存在明显差异。”梁宏刚表示。

“这些条款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校在学生管理中‘强化行为约束、侧重预防引导’的理念，但其部分规定对个人行为的干预范围较广、处罚力度较高，与当下高校‘尊重个体权利、区分行为故意与过失’的管理趋势存在差异。”梁宏刚说。

“教育者本应是权利保护的践行者，而非二次伤害的制造者。”张帅直言，高校虽有引导学生遵守公序良俗的责任，但这种引导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私德问题若未触犯法律，充其量是教育引导的范畴，上升到开除学籍，实质是将道德评判凌驾于法律之上。教育的本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非用最严厉的惩罚“一棍子打死”。

张帅表示，高校管理权不是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无论是处分学生还是通报管理，都必须恪守“法律底线不可破、权利边界不可越”的原则。

“否则，再冠冕堂皇的‘维护校誉’理由，也难以掩盖权力滥用的法律风险——这既是对学生负责，更是对高校自身法治形象的守护。”张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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