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违法记录有望入法封存，这一举措将对众多人产生深远影响。许多曾经因年少轻狂或一时冲动而有过治安违法记录的人，将有望摆脱这一阴影。他们在日后求职、升学、参军等重要人生阶段，不会再因过往的错误而被轻易拒之门外。这不仅能给予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社会中更好地立足和发展，也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和对个体的关怀。预计将有大量曾经的治安违法者受益，为他们的人生带来积极的转变，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实践中，治安违法记录与犯罪记录的附随后果出现同质性倾向，长期影响行为人就业、教育等基本权利，不利于他们融入社会。

文｜《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苏琦

治安违法记录的“案底”有望入法封存。6月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封存治安违法记录等方面作出规定。

如此次修订草案中的相关条款通过立法，这将对每年数百万起治安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23年公安机关查处的治安案件数合计788.1万起，近五年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治安案件数每年均在800万起上下，此前2012年查处的治安案件数达到顶峰当年共查处1331万起（可参考2024年12月17日《财经》：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他们能去掉“标签”吗？），这将涉及庞大的人群。

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三审稿提出，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这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中新增的内容。此前的2023年8月和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曾进行两次审议。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黄海华表示，2024年6月28日至7月27日，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4762人提出的8805条意见，另外收到群众来信56封。社会公众主要就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合理设定罚款金额与拘留期限等提出了意见建议，部分意见经研究予以采纳。

治安违法记录正在困扰不少人。6月24日，27岁的王恒（化名）对《财经》表示，看到三审稿中新增封存治安违法记录，这让他看到了希望。今年5月，王恒应聘当地一家国企，在笔试和面试中均高居前列，但随后这家国企要求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让他“备受打击”。

五年前，王恒曾因嫖娼留下治安违法记录，没想到如今这条记录将有可能影响自己换一份更好的工作，让他感觉自己像是“陷入一个无底洞”。

王恒称，这家企业的招聘简章明确提出的是无刑事犯罪，但通过笔试面试后，向他提出要求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最近，王恒前往当地派出所咨询能否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因2021年12月31日起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对犯罪记录查询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违法记录的查询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王恒表示，当地派出所称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需要用人单位出函，这家国企向其所在地的派出所了解这一情况后表示不能出具相应的函件，最终王恒以个人名义请求派出所出具了“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符。目前，王恒正在忐忑等待进一步的结果，“正常来说应该是最近结束考察，7月入职”。

在基层工作的赵明（化名）对《财经》表示，看到三审稿中新增封存治安违法记录，他认为在立法上“迈出了一大步”。今年37岁的赵明是一名基层乡镇公务员，12年前曾因与他人产生肢体冲突，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行政处罚罚款500元。这个行政处罚记录成为他这些年工作中的一个最大隐忧，时刻担心这个记录影响他升职和评优评先。赵明表示，在基层晋升中，违法记录的存在，可能导致个人在重要岗位提升时遭遇一票否决。

6月24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法学专家彭新林教授对《财经》表示，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关于封存治安违法处罚记录的相关修改内容，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政策精神一致，可以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

此前，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一制度，给轻微犯罪人员及其亲属带来极大的期待。因曾犯罪并遭受刑事处罚记录，对当事人及其亲属等所产生的就业、社保限制等限制后果，被称为犯罪附随后果。其中，尤以职业资格受限最为显见。但在实践中，除遭受刑事处罚外，有过治安违法记录的人在就业求职时也会因违法记录等“不良记录”遭受影响。

彭新林解释，实践中，治安违法记录与犯罪记录的附随后果出现同质性倾向，长期影响行为人就业、教育等基本权利，不利于他们融入社会，也带来很多社会治理问题。既然轻微犯罪记录都应当封存，举重以明轻，那么作为比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小的治安违法之记录，更应当予以封存。其次，规定拟封存治安违法处罚记录，是中国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破除“违法标签”效应，减少社会歧视，为轻微违法者提供“社会修复”机会，促进轻微违法者顺利融入社会，保障公民发展权。另外，该规定采用“封存为原则、查询为例外”的制度设计，兼顾了保障个人权利与保护社会安全的价值平衡，也是轻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有利于更好促进社会大局稳定。

不过，多个曾有治安违法记录的人士表示，三审稿中的“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不知是否会在实践中被滥用。

彭新林对《财经》表示，尽管该制度设计进步意义显著，但“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的除外”等模糊表述可能存在一定的实践风险。因此，彭新林建议，严格限定“国家规定”的层级和范围。国家规定应限定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同时，建议对查询事由实行正面清单管理（如公务员录用、特定行业准入），防止泛化适用。彭新林还建议，对有关单位的查询过程和结果电子留痕、可回溯，并明确违规查询、泄露记录的法律责任。对违规查询或者泄露记录的单位，设置行政责任（如罚款、暂停查询权）、民事赔偿责任。

2024年11月，《财经》记者曾走访北京市五环外的马驹桥镇，一家劳务中介在窗户上张贴的招聘海报明确提出，保安、保洁、安检，要求“无前科无不良记录”，此不良记录就包括治安违法记录（全文可参考2024年12月17日《财经》：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他们能去掉“标签”吗？）。在网络上通过关键词公开检索近年来的一些公开招聘，可以看到类似的“无违法犯罪”招聘门槛并非个例。比如，有快递公司招聘司机，要求无违法犯罪记录。有快递员职位要求。没有案底犯罪记录。一所大学招聘保洁员，明确“曾受过各类行政、刑事处罚的”不接受报名。有电子代工厂提出多重要求，“无违法犯罪行为”“不能有公安机关案底记录”。一些国有企业招聘的基本条件明确，未受过任何刑事、治安、党纪、政务处分，未作为信用联合惩戒对象在惩戒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