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束般的恋爱》

2026年已经过半，要盘点前半年爆火的流行语，“赛博确诊”一定是其中之一。大批年轻人在互联网上给自己问诊，怀疑自己“前额叶损伤”或者患上了“ADHD”。种种精神疾病的名称不同，但症状大差不差，都表现为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专心思考，理解能力下降，大脑好像在退化。

很多人会将这一切归咎于短视频和信息过载，接收了太多垃圾内容后，大脑用进废退，慢慢就难以消化复杂信息。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在新书《看懂传播》中提到，互联网很容易成为种种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信息过载也好，短视频成瘾也罢，这些现象背后都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技术到底是在剥削普通人，还是为普通人赋权？哪些社会因素在持续放大现代人的焦虑？以及，如何在信息洪流中重获判断力，走出无处不在的“耗竭感”？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和刘海龙聊了聊。

01.

迷茫从何而来

看理想：“赛博确诊”为什么能流行起来？

刘海龙：不排除生活方式的影响，现代人刷短视频导致注意力涣散，睡眠缺乏等等，但是还没有科学研究证明，年轻人真的有生理上的问题。

我更倾向于认为，大家对自己的期望过高，或者是，整个社会对年轻人的期望过高。大家现在面对的现实充满不确定性。我们70后这代人已经开始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基本上在人生定型后才发生。从80后开始，尤其是90后、00后，会面临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

在过去，社会变化不会特别大，每个人大致知道规范是什么，比如进厂跟着师傅做事，进入高校跟着导师的轨迹做事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变化太快，尤其在AI出现后，各方面受到的冲击非常大。

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很严重，这会导致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探索的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迷茫。标准突然消失了，不知道哪个答案是正确的，这会带来很大挫败感和对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怎么排解？如果承认自己不行，又会对自我认知造成很大打击，所以大家就容易把它归因为一些外在的、客观的病症。这种客观的归因可以把责任推卸掉。

关于“赛博确诊”，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很多科学上的词汇在广泛传播，比如前额叶、ADHD等等。我有学生在研究疑病症的问题，很多人身体出现病症后，习惯上网搜索症状对应的疾病。

无论是为了免责还是为了获取流量，网络上的搜索结果往往会把病症夸大，推断最差的情况，AI更加剧了这个现象。真实的疾病有非常多的确诊条件，但现实是，一些偶然的症状出现后，大家很容易认为自己生病了。

有了各种便捷的提供信息的工具后，互联网反而缺乏权威的知识的确认。过去我们可以找到医生，但现在很多网上的所谓医生也在胡说八道，难分真假。大量参考答案出现后，大家会无所适从，觉得好像确有其事。当然，其中肯定也有调侃的因素，大家可能只是玩梗。但总的来说，“赛博确诊”折射出的还是一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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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赛博确诊”前前后后火了很久，各种词汇层出不穷。好像社交平台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换汤不换药地流行一批新的词汇，内涵没有太大改变，但包装形式越来越丰富，比如“奥德赛时期”也可以理解成“人的迷茫期”，类似的词还有“生长痛”、“人生的梅雨季”等等。

弥散的焦虑一直没有解决，就需要造新的梗来疏解。这在传播学层面是否有解释？

刘海龙：“看理想”也写过奥德赛时期（笑）。这些词汇确实差不多，都在讲一代人的焦虑。但是，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不焦虑、不迷茫？当年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20世纪初的一代人被称作“迷惘一代”，20世纪60年代小说《在路上》很流行，还有“垮掉的一代”等。

年轻人总是面对整个社会的期待，尤其在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标准会变得很混乱。年轻人在适应环境，过来人会觉得“你走的这条路不是我原来那条”，又对年轻人进行一些指责。年轻人也会自我怀疑，因为确实找不到路。

今天的中国，确实也来到了特别不一样的时期。我们的经济高度发达，但文化又让大家感到非常沉闷，这种沉闷就在于找不到出路。文学上有个概念叫作“影响的焦虑”，指一代人总想超越自己的前一代人，认为前一代人无比辉煌，但自己不知道能做什么，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而且整个社会也在经济下行，过去是看不到头，但现在好像已经看到头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能。

70后还算比较幸运。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更喜欢那些不太循规蹈矩的学生。尤其是新闻学，老师特别欣赏有才华又有个性，不愿意走寻常路的学生，反而不太喜欢擅长在考试里拿高分的学生。

而现在，不光是学生，甚至一些年轻老师都会特别乖巧，按照设定的游戏规则去卷，充分利用规则卷到最好，但是很少打破规则、怀疑规则，或者想做点不一样的。整个社会也是这样，比较注重确定性。社会越是有不确定性，大家就越希望追求一种确定性，然后就出现了很多“乖孩子”。

这些乖孩子也不是不好，他们很听话，能力很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缺少本真性，或者说人味。这也和社会变迁有关，在开拓时代，那些特立独行、容易出格、敢于挑战权威的人可能如鱼得水，现在是属于乖孩子的时代。

每一代人都会给自己贴标签，希望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所以那些词汇变来变去。但是，等到标签贴完，大家又觉得自己不是这样，就再换个词。

从媒介的角度讲，为了流量也需要造点新词，老写奥德赛时期，过几个月就没人看了。这也和商业文化有关，营销学需要定位一群人，揣摩消费者发生了什么变化，找到一个标签，生产这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看理想：我是95后，也算你刚刚提到的乖孩子，我感觉自己的成长过程里，一切规则已经确定，留给我的探索空间非常有限。尤其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那套规则会更加明确。

当一切都非常确定之后，我们这代人没有力气，也没有想法去改变外界，关注度就只能回到自己身上，探索自己身上各种细微的情绪或身体问题。我们算是格外关注自己的一代人吗？

刘海龙：关注自我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尤其在中国很明显，之前很多代人，有一个家国方面的大目标，要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奋斗，基本上没有自我。我小的时候，大家在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的那句“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的名言，不能关注所谓小我、小情小爱，要关注怎样为人类做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自我其实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现代的文明、民主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首先要承认个体的权利不受侵犯，才能建构一个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秩序。

但是这种进步，很快就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回避公共生活。个人主义要建立在公共性的基础上，要有公共生活，这样的个人主义才是比较健康的，否则就会陷入齐格蒙特·鲍曼说的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化社会指公共性生活或者共同体不存在了，只有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每个人只在乎自己，不愿意为共同体做任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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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搭便车效应，大家都想占便宜，只追求自己的幸福，没人愿意付出。而且现在大家都要追求生活的意义，但对于个体来说，意义需要跟社会联系在一起，否则很容易虚无。如果只为了自己，那要么就是赚更多钱，但赚钱后又能怎样？不知道。或者就是完全躺平，像传统的道教、佛教一样，不追求任何东西，也可以自洽。

但是总的来说，当所有参照系都以个体为标准时，你就没办法和其他人交流，做的事情只能自己认可，没有其他人的认可，那每个人的自我评价也会很虚无。这种虚无很可怕，会让人万念俱灰，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因为缺乏目标，也缺乏意义感。

02.

现代人的耗竭感

看理想：迷茫或者耗竭感在年轻人中普遍存在。大家会形容自己是“低精力人”、“老鼠人”，不停刷手机，看似接收无数新鲜信息，但没有力气干那些真正要花心力做的事，比如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等。大家的“文化体力”是如何被耗尽的？

刘海龙：文化体力下降这种说法的前提是，之前的体力很强，然后突然下降了。但是过去的文化体力真的一直很强吗？这个对比不是特别公平。因为前一代人没有互联网和短视频，很多人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书可看，所以有一本书就如饥似渴，甚至能背下来，因为那就是他们的放松和消遣。

那个年代的人看小说、看电影，跟现代人刷短视频的劲头是一样的。我们觉得过去的人文化体力好，能啃下《战争与和平》，因为那个年代没什么其他事可做。我们经常陷入怀旧中，拿过去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没准下一代人又兴起了新东西，他们会觉得我们的文化体力也很好，每天可以刷好几个小时短视频（笑）。

另外，当大家拿一个概念来归因，或者推卸责任的时候，其实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太愿意去投入。如果想做，肯定是可以有结果的，但现在基本停留在焦虑阶段，这说明大家还是不太想做这件事，也不相信这件事的意义。这就又回到刚刚说的，只有确定目标后，才会比较有动力做一件事。

从传播学角度出发，这也跟现代人面临的社会现状有关。我们处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同一时间有太多选择，而且一切都太容易获得了，人们就会陷入选择困难。选择的焦虑也会导致文化体力不支。

看理想：大家的焦虑也在于，面对无数选择时，有的内容门槛更高，有的门槛更低，但是自己总会选择门槛更低、没那么消耗精力的内容，比如刷短视频。

刘海龙：这种选择有必然性。和拖延症一样，当我们面临一件特别难的事的时候，很多人会先选择一件简单的事，让自己得到即时的回报。

短视频会让我们很有获得感，带来即时的多巴胺分泌，但是长此以往会让大家对事情的理解变浅，注意力也会降低。大家的思维简化后，创作者也需要把内容简化，因为太复杂了观众理解不了。久而久之会形成恶性循环，让大家的文化体力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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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物极必反，近几年也出现长阅读、长访谈视频的复兴。短的内容势必是简单的，不能反映特别复杂抽象的东西，肯定有人会厌倦这件事，因为不能给自己带来智识上的满足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一个进步的信号，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能不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内容。

人类社会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我是比较乐观的。现在是我们讨论的这些媒介的初级阶段，历史上，各种媒介刚出现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问题。印刷媒介刚出现的时候，大量内容是宣传材料、宗教文字、色情小说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最吸引人，后来大家才慢慢把它艺术化。

看理想：你今年出版的新书《看懂传播》里也提到，短视频成瘾只是结果，很多其他因素造成现代人的倦怠，媒介只是在“背锅”。还有哪些社会因素，加剧了现代人的耗竭感？

刘海龙：媒体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从属于整个社会的。现代社会有很多特征，比如马克思·韦伯说的理性化，鲍曼提到的流动性，还有哈尔特穆特·罗萨提到的社会加速。

在社会现代性的诸多不同表现中，媒体既是其中一员，又在促进这些表现的发生。像媒体属于社会体制，会定时给大家提供不同的新鲜信息，这是理性化的产物；这些信息就意味着变化，这种变化会让大家觉得世界充满流动性；各种信息蜂拥而至，流动不断加速。而这一切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世界的主导，需要不断盈利，不断扩张。

人工智能是特别典型的表现。大厂用人工智能最多，要每个员工使用，甚至token的使用还会成为业绩的衡量标准，这就是加速。人工智能会带来更多利润，提升劳动效率，不断产生马克思讲到的剩余价值，劳动效率越高，生产时间越短，剩余时间就越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逻辑。

就像法兰克福学派提到的，商业逻辑蔓延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领域，今天看到的诸多现象都从属于这个大的逻辑，媒体在其中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媒体在意流量，流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媒体从业者也深受其害，很多人想做更有意义的内容，但是制度不允许，因为那些内容无法带来更多利润。当一切都以结果，或者说数字作为最终衡量标准的时候，整个社会就被拉低了。

这样的社会生态是很难踩刹车的。一小部分人想完全跳出这个体系，也很困难，总有人愿意跟着系统卷，因为系统会提供很多好处，比如大厂里的高薪收入等。

03.

人的剩余价值，变成了剩余数据

看理想：现代社会在不断加速，这种加速度还在继续变快吗？以媒体行业为例，重视流量、重视绩效的评价体系似乎一直存在，相对于传统大众媒体时代的盈利方式，现在的互联网盈利模式算量变还是质变？

刘海龙：加速的速度是在不断变快的。传统媒体一个月出一本杂志，一天出一份报纸，都有截稿时间。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24小时滚动报道，随时截稿，最新发生的事情必须马上报道，否则黄花菜都凉了。这种模式最早由CNN创造，不再追求内容的精益求精，而是不断生产新内容迭代。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人工智能又加入进来，这种加速会越来越看不到头。

而且，今天的流量是可见的，过去是不可见的。过去一篇文章给杂志带来的贡献是无法被精细评估的。杂志社会看到整体订阅量的增加，但不知道具体是哪篇文章带来的影响，所以每个人都在吃大锅饭，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也许好的深度报道稿件，并不能真的带来流量，但这些稿件能在过去的体制中幸存。

后来有了电视收视率调查、网络点击量等等，数据会迅速反馈出来，现在的内容发布半小时后就能预估流量多少。这对创作者来说非常残酷，这种压力也导致内容行业呈现出目前的生态。

另外，当数据变成产品后，内容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内容带来的流量。很多大媒体也在进行流量排名，有时候报道新闻的数据不如一些生活小常识。从业者会将大量精力投入没什么营养但吸引人的东西，这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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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业也在呼吁更健康的衡量方式，不用流量这样的单一标准。国外比较成熟的媒体会采用付费模式，直接为读者服务，这会把关系变得简单，也需要培养受众付费的意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媒体的商业模式是免费提供内容，把用户变成收视率等数据，再把数据卖给广告商。

看理想：网飞拍过一部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用很大篇幅讲述了互联网公司怎么用无数技巧，吸引用户注意力，再把用户的注意力变成商品，贩卖给广告商。其中有句台词是“如果你没钱买产品，你就是被卖的产品”。

刘海龙：有句话和这个台词很类似：“免费的东西其实是最贵的”。我们付出了时间，看了很多垃圾内容，也没有太多获得感。过去马克思讲剩余劳动，现在变成了剩余数据。每个人把自己的数据贡献给平台，平台的目的不是服务用户，是观察用户的行为模式后，把这些行为模式数据转卖给别人。平台希望用户待的时间越长越好，把生活的一切事情都在平台上解决，这些数据才能转化成利润，这就是监视资本主义。

另外一个概念是技术封建主义，指技术对人进行的掠夺，只要在我的领土上，用户的一切都归我。没人问过用户愿不愿意被收集这些数据。

看理想：AI也是这样。

刘海龙：没错，问AI的问题也会自动转化为它学习的数据。现在还出现了蒸馏技术，员工离职了，但公司可以根据他之前的各种工作数据，蒸馏出一个AI分身，继续在公司里工作。

过去员工进入一家公司，公司只购买个体制造的产品，但现在公司要购买员工的一切。员工如何生产出这些产品的技能，也要被公司蒸馏掉，再来替代员工。相当于每个人劳动的同时，都在给自己挖坟。所有的技能、思维方式、做事方式的数据都被无偿获得。过去的雇佣合同只是劳动和产品，现在做事方式也变成劳动的一部分，但是公司显然没有为这部分付费，这就是剩余数据。

过去的售卖方式不针对数据，现在这些数据也被无偿掠夺占有，这就是技术封建主义，跟封建掠夺没有本质区别。

看理想：而且过去的叙事一直在给技术赋魅，相信技术能改变世界，大家很少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刘海龙：就像柏拉图提到的，技术既是毒药又是解药。一方面技术可以治病，但另一方面，任何药都是毒药，可能让人成瘾，或者中毒。

今天的技术有个特点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被少数人掌握，也越来越难以反抗。过去我们可能还可以完全抛开技术，靠手搓做出相似的成果，现在离开技术基本上做不到，而且技术会加剧人的依赖。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普通人已经完全不可能跟技术抗衡。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看理想：但是技术进步也带来了创作平权，来自农村的博主可以展示种地、赶大集的生活，也有博主在短视频平台讲解更硬核的理工类、社科类知识。技术平权带来的优点与弊端是可以被比较的吗？

刘海龙：技术肯定在进行平权，老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语音对话等等。

传播学里有一个知沟理论，讲技术会带来不同人群的知识增长，但增长的速度是不同的。普通人也能获得生活的便利，但谁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谁真的在靠技术赚钱？是掌握着权力或者资本的人。

其中也会存在结构性的调整，资本会涌向新兴的技术阶层，原有的传统工作面临洗牌。从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掌握的资源会越来越集中，普通人的反抗成本越来越高。

另外，从个体的角度看，确实存在技术平权，但很多时候，个体的竞争者不是个体，而是其他机构。现在已经发展出很多专门记录农村生活的MCN机构，垄断相关的内容，掌握无数矩阵号，也有很多翻车的案例。有观众发现一些账号的剧本都一样，推销同一个产品。个体很难竞争过机构，因为自己的力量太小了。这在事实上也造成了不平等。

04.

“人与技术纠缠共生”

看理想：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提到，渴望亲密关系的现代人，希望通过机器或数字交友缓解孤独，结果却变得更加孤独。在媒介和人的关系中，频繁发生类似的变化，比如我们渴望丰富，开始刷短视频，结果却变得更匮乏。

这算是一种恶性循环吗？还是人类在随媒介一起进化，可能未来就不需要真实的亲密关系/结构化的知识了？

刘海龙：这个问题有点悲观。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有一个观点：人能成其为人，就是因为人会使用技术。

从学会生火开始，人这个动物就是跟技术相伴而生的。技术从来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比如放到狩猎时代，近视眼是会死掉的，隔很远看不清狮子或者羊，等看清楚，猎物都跑光了。如果按照狩猎民族的标准，现代人都是残废，跑也跑不动，抓也抓不住，打也打不过。

想象未来的人类，可能也是类似的。人与技术一直纠缠共生，不能下定论说好或者不好。以我们的标准看狩猎民族，我们觉得他们不好，但是他们看我们，也未必觉得我们好。

看理想：信息过载的当下，很多人在寻求解决办法，比如进行正念、看长视频纪录片等等，但这些解决方式也会迅速被商业收编。已经有很多正念app，让大家坚持打卡一年，或者看广告解锁课程。

这类“正念app”是一种权宜之计，还是可行的解决方式？普通人怎么更好地使用媒介技术，走出信息过载带来的耗竭感？

刘海龙：资本主义确实无孔不入，但没有必要对此特别反感，关键在于你获得了什么。

资本也有善的一面，就像哲学家亚当·斯密讲的，每个人的自私和贪婪，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增长。比如足球，如果没有商业支持，就不会有职业球员，也不会有职业比赛，不可能达到现在的专业度。不用觉得沾上资本就有问题，问题在于能不能从中获得原来就想追求的东西。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态度很有意思，他很排斥技术，但他也知道自己抵抗不了技术，不可能不用技术，即使自己不用，周围人用，还是会被影响。所以海德格尔对于技术发展的态度是“泰然处之”。他要去一个地方，他自己不开车，让妻子开车。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我不顺从，也不排斥。对于技术还是可以持开放的态度，考虑怎么让技术为我所用。

另外，也需要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就像《看懂传播》的副标题“在信息洪流中重获判断力”，要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比如社交媒体很大的作用，是促进人与人的连接，但是社交媒体也会造成过度连接，或者把连接变成意识形态，好像歌词说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现代社会，孤独变成了某种心理疾病，实际上在通信不发达的过去，人类好几千年都在孤独中度过。认清孤独是一种常态后，我们会对于连接没那么执着，意识到这种执着本身也是资本的产物，资本希望我们觉得连接是好的，点赞是好的。

我们使用社交媒体，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当你感觉到更不好的时候，就需要想想问题出在哪，是不是使用过度了？可以有意戒断一段时间。我写《看懂传播》也是想告诉普通人，不能期待媒介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同时自己也要承担起责任。你怎么去使用，怎么去判断，这很重要。

彩蛋

看理想：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怎么保持乐观？

刘海龙：学习历史，学习理论就会发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发生过。这些事在历史上有哪些结果？最坏的、最好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历史不能预测未来，但一定会让我们知道，今天面临的一切，都不是第一次发生。

当然，很多人是不吸取教训的，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大概能看到一些趋势，判断现在处在什么位置。每一代人总容易认为自己面对的世界是新的，会夸大这些事情的冲击力，但其实都没那么严重。情境会变，人性不大会变化。

采访、撰文：铁柱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花束般的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