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潮观鱼 阮佳琪】

“获得政府扶持的韩国中等预算电影，主演及配角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净制作费的10%。”

面对被“天价片酬”压至几乎窒息的韩国影视业，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文体部）试图开出一剂“救命药方”。

过去几年，韩国影视圈流传着太多令人瞠目的数字：李政宰拍摄Netflix《鱿鱼游戏》系列时，单集片酬被曝超过10亿韩元（人民币450万元左右）；IU出演《苦尽柑来遇见你》据称每集进账5亿韩元，刷新韩国女演员片酬纪录；韩国国民级影帝宋康昊在Disney+《三植叔叔》中的片酬，也被传高达每集4至5亿韩元，更有7亿之说。

尽管制作方往往对披露具体数字讳莫如深，但这已然成为业界衡量韩国顶流演员身价的心理标尺。

当演员片酬吞噬总制作费的20%—30%、占去人工成本近半壁江山时，被挤占的不只是特效与剧本预算，更是整个行业的造血能力。那些被业内称为“产业脊梁”、曾孵化出《寄生虫》等口碑佳作的韩国中预算电影，如今因“请不起演员”而批量夭折。

电视剧端的情况同样触目惊心：年产量从2022年141部骤降至2025年预计80部，近乎腰斩。

“绝境”之下，为了拯救萎靡不振的影视行业，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文体部联合多家知名经纪公司、制作方签署了这份行业自律协议，为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今年460亿韩元扶持计划中的影片，锁死了片酬红线。

“自愿参与设定演员片酬上限的承诺，超越了单纯的制作费削减，是演员和经纪公司为共同拯救韩国电影而展现出的温暖团结，更是一个有勇气且成熟的决断。”

只是，文体部长官崔辉永的这番溢美之词，没有解释一个关键问题：这份自律协议既无法律强制力，也不涉及被韩国业界公认为“片酬通胀元凶”的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要如何撼动已经被资本重塑的行业规则？

甚至于，这份自身存在诸多局限的“限薪令”，会不会反而将最优秀的演员和编剧进一步推向流媒体平台，让本就低迷的韩国影视业更为举步维艰？业内也有新的担忧。

萎缩的产业

据韩联社等韩媒报道，名为“为振兴韩国电影制作，政府·制作公司·经纪公司间共赢协议签约仪式”的这场活动上，除了韩国电影制作人协会等行业协会，出席签约仪式的阵容几乎包揽了韩国影坛的半壁江山——BH娱乐（旗下拥有李秉宪、韩孝周、韩佳人、金高银等）、Management SOOP（孔刘、金材昱、全度妍、孔晓振等）、J-Wide Company（金素妍、李宝英等）三家韩国著名影视经纪公司悉数到场。

BH娱乐的代表在会上说了一句话，“希望此次协议不是讨论谁做出更多让步的场合，而是思考如何共同打造一个能长久发展的产业的第一步”。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承认了所有人都处在同一条下沉的船上：韩国电影的“脊梁”——中等预算电影——快撑不住了。

在韩国电影工业的版图中，中等预算影片向来被公认为产业的“脊梁”与“腰部支撑”。

这类影片兼顾了商业类型片属性与艺术创新空间，是孵化高概念、多样化口碑佳作的沃土，也是整个工业体系培养新导演、新编剧的人才摇篮，更是韩国产业保持活力与多元的命脉。

纯制作费为135亿韩元的《寄生虫》最终在全球狂揽了2.63亿美元的票房，创造了韩国乃至世界影史上的商业奇迹。

为拯救陷入低迷的电影制作生态，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于去年新设了规模为100亿韩元的中预算电影制作扶持项目。今年，包括追加更正预算在内，扶持规模扩大至460亿元。

扶持范围也经历了逐步放宽的过程。最初门槛设定为纯制作费20亿至80亿韩元，此后一路放宽至250亿韩元。如今，纯制作费在20亿至250亿韩元之间的韩国电影，都被视为亟需保护和复苏的“中等预算大盘”。

根据KOFIC公开的数据，去年有120部电影作品申请扶持，6部入选；今年334部申请作品，有16部被选为扶持对象；而通过追加预算进行的额外招募中，又有132部提交申请，预计再追加扶持20部。

算下来，两年加起来共有42部中预算电影将获得扶持。但KOFIC会长韩相俊坦言，即使拿到政府资助，也存在因后续投资和选角跟不上而导致制作流产的案例。

会上，谈到那些拥有优秀策划和创作能力、却因制作费结构问题而无法启动的项目时，他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创造更健康的生产环境，保护支撑产业多样性与未来的中低成本电影。

问题的症结，韩联社点了出来：“演员片酬一直是加剧韩国电影行业财务负担的主要因素。”业内普遍认为，如果调整片酬占比，就能将有限的制作费更均匀地分配到拍摄、美术、工作人员人工成本、后期制作等作品制作的各个环节。

今年1月，KOFIC发布《2024年韩国电影收益性分析》。报告显示，该年韩国商业电影单部平均净制作费约95亿韩元，演员片酬占到了18%至19%，占全部人工成本的近一半。疫情期间片酬占比曾短暂下降，但很快又恢复并固化在这个水平上。

2024年韩国商业电影单部制作成本分析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

流媒体平台争夺演员导致顶流片酬暴涨，大量中预算电影“请不起演员”而胎死腹中或直接亏损。一名韩国制片相关人士无奈表示：“明星演员的身价在制作公司间的竞争中实际上已固化为市场价格，如果试图降低片酬，选角本身就可能变得困难。”

失控的片酬正在吞噬韩国影视产业的根基。有韩媒哀叹，韩国电影沦为“亏损产业”。韩文体部长官也承认，“制作费飙升，但疫情后电影制作减少，作为韩国电影中坚力量的中预算电影正逐渐失去立足之地。”

电视剧领域同样惨烈。韩国电视剧制作公司协会的统计数据也是一条陡峭的下滑线：2022年共有141部韩剧播出，2023年减至123部，2024年进一步缩减至100部，2025年仅产出80部左右。

制作数量腰斩，许多非头部演员在社媒上大吐苦水，抱怨“没有作品”、“接不到工作”。有演员在综艺节目上算了一笔账：“假设一年总共制作120作品，但现在制作数量只有50部。环境已经不适合制作了，仅靠作品难以维持生计，所以大家才要兼职。”

2024年，韩国本土在线视频服务（OTT）平台Wavve甚至没有推出独家新剧，而是利用自身背靠三大台（KBS、MBC、SBS）庞大经典老剧版权库的绝对优势，转而启动“新经典”项目（New Classic），重映了近20年前的爆款韩剧《我叫金三顺》《对不起，我爱你》的导演剪辑版，实现了一场“低成本、高回报”的救场。

然而，这种成功难以复制。韩国电影制作家协会代表李恩直言：“虽然在电影行业工作了很长时间，但似乎从未遇到过比现在更困难的时期。”

《我叫金三顺》 主演金宣儿（左）、郑丽媛参加该剧重映发布会

失控的片酬

早在10年前，韩流兴起的2014年左右，韩剧主演每集3000万韩元（当时约合人民币17万元）的报价就已引发本土舆论哗然。

如今，这不过是顶级明星身价的“零头”。现在已经是一个动辄以“亿”为单位计算的时代。

随着有线台和综编频道的开播，韩剧制作转为外包体系，制作方争抢明星自然推高了片酬；而疫情之后以OTT平台为中心的系列剧制作，又把演员身价再次推上新高度。

过去，韩剧单集制作费不过3到4亿韩元，自从Netflix、Disney+等海外流媒体平台重金打入韩国后，单集成本飙升至平均20亿韩元以上。

有制作公司代表直言：“每集制作费动辄20亿韩元，这种现实令人恐惧。”甚至有人感慨：“如果能规定演员每集片酬不得超过五千万韩元，那就太好了。”

2024年，韩国电视剧行业召开了一场聚焦产业危机的深入讨论会，电视剧制作企业与广播电视平台相关人士悉数到场。会上阴云密布，被提及最多的就是人气演员的片酬问题。各方都在大倒苦水，发言一个比一个刺耳。

有播出平台参会者感慨：“在无数工作和谈判过程中，演员片酬始终是问题。现在主演片酬每集要价已经不是1亿韩元，而是10亿韩元——已经到了必须自救的时候了！”

他描述了当前电视剧制作的现状：“在编排剧集数量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制作公司为了保障编排顺利，只能按照演员的要求支付每集数亿韩元的片酬，陷入了制作费上涨的恶性循环。”

制作公司参会者也一脸无奈：“某频道内部已设定每集制作费上限为10亿韩元左右，但主演演员希望拿到2到3亿韩元的片酬，这样一来，其他演员、工作人员费用以及制作费就必须控制在7亿韩元以内。这就是制作公司难以承受的原因。”

更有人愤怒地指出：“部分明星演员在签约时会事先限定播出平台，在现场更改剧本也是家常便饭，甚至更换导演。这种情况下，有时会感到一种‘制作公司到底是什么’的自我怀疑。”

被“天价片酬”波及的不只是制作公司，配角演员同样满腹怨气。在有限的制作费里，主角片酬飞涨的后果是配角、小角色的片酬被压缩，出演演员的人数也被极度压缩。

有配角演员公开炮轰，“只有主演们贵。只有主演们的片酬一直在涨，我和20年前差不多。”另有演员透露，主演与配角的片酬差距可达20倍之多。

在韩国家喻户晓的国民级金牌绿叶演员林亨俊，就曾坦率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这么说可能会被主演们骂，但（我认为）应该公开主演们的片酬，我们不是都知道运动员孙兴慜的年薪吗？人们不就是看他没有好好踢球才会骂他的吗？”

“（片酬也）是由大众来评判的，如果大众认为‘拿那么多钱就这水平？’，那他就不该拿这个价。我完全赞成有本事的人拿高片酬。但问题是，好像所有人都必须跟着一起涨、把片酬哄抬上去，这是不对的。”

林亨俊呼吁公开主演片酬

来自行业各个层面的抱怨声如此之大，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第一刀”砍在了演员片酬上。

按照BH娱乐代表的话来说，现在是审视韩国影视产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均衡与结构性问题，并创造更健康生态系统”的时候。

率先在电影行业落地的这份行业协议，将受资助影片的主演及配角片酬限定在制作费的10%以内。在KOFIC会长韩相俊看来，这将成为韩国影视“重建健康制作生态并实现飞跃的基石”。

尽管承认这只是一份没有法律强制力的行业自愿协议，但韩文体部长官崔辉永仍然认为，其意义在于，为支持政府振兴韩国电影的举措，电影界以分担制作费压力的方式，自愿积极参与了政府的财政支持项目。

“这份协议是基于相互信任达成的，因此将比任何法律都更具力量。”他坚称。

天价片酬“元凶”Netflix也在踩刹车

是谁将片酬推上了天？韩国业界几乎矛头一致指向海外流媒体平台，尤其是Netflix。

他们认为，Netflix以雄厚资本大举进入韩国市场后，一线大咖纷纷转战平台，制作费与演员身价随之水涨船高。IU、朴宝剑主演的《苦尽柑来遇见你》据称投入高达600亿韩元，李政宰、李秉宪的《鱿鱼游戏3》更传出千亿韩元的天文数字。

即便与其他国家的演员相比，韩国演员的片酬也高得惊人。以同处亚洲的日本为例，Netflix影集主角的每集片酬平均为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1万元），而韩国顶流的片酬是他们的3到10倍。

一名成功制作全球热播剧的韩国代表一针见血：“现在的演员片酬，是根据Netflix出多少钱来决定的。”

制作公司的处境最能说明问题。一名制作公司代表在座谈会上诉苦：“最近选角时，演员开出的每集片酬是4亿、6.5亿、7亿韩元。片酬的定价权掌握在Netflix等全球流媒体平台手中，实际上我们支付的金额比媒体报道的还高得多。”

另一制作公司代表更是困惑：“我们与Netflix的制作费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似乎把那些标准强加给我们，我不知道该如何衡量片酬的合理水平。”

有些讽刺的是，被业内视为“始作俑者”的Netflix似乎也感受到了反噬。2024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期间，Netflix韩国内容部门总监金泰源就曾表示，虽然韩国内容（K-Content）在全球大受欢迎，但如果制作费因片酬如此无节制地暴涨，“这种反作用力迟早会变成回旋镖，伤害到整个韩国影视生态”。

他还透露，内部确实在为“如何制定合理的演员片酬”而深感苦恼，“设定合理的片酬和预算不仅有利于Netflix，也有利于演员和项目本身。我们没有任何硬性规定，但认为按劳付酬是正确的做法。”

紧接着，从去年6月开始，Netflix频频传出为演员片酬设定上限的消息：起初是最高每集不得超过4亿韩元，到了9月又被传压缩至3亿韩元。有业界人士透露，此举据称是考量到整体制作费上涨所制定的政策。

但Netflix在回应中并未明确承认设有片酬上限，也未公开任何具体数字，仅强调依然会根据每部作品的需求拟定预算，进行“负责任的投资”。

一名Netflix相关人士向韩媒进一步解释：“Netflix不设统一的片酬上限，而是通过与合作伙伴灵活协商，综合考虑工作性质、角色分量、作品及制作时间等因素。”他补充道，“就片酬而言，考虑创作者和演员的工作时长及实际贡献，比单纯依据集数来定更为合理。”

不过据韩媒报道，所谓“3亿片酬上限”也并非硬性规定，出演系列剧续集的演员仍能拿到比前一季高40%的片酬，这意味着部分大咖依然有机会突破限制。

尽管片酬有所压缩，Netflix作为全球平台的吸引力依然无人能撼。演员为了积攒全球知名度，依然会“排队争相出演”，这让Netflix始终保有绝对的议价权。

一名韩国OTT平台前高管无奈地指出，本土OTT平台的月活跃用户仅在400万至500万左右，“除Netflix外，其他平台要维持运营并制作原创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内需局限”。

演员们也没有理由降低已经到手的片酬，因此会持续选择Netflix。另一制作人补充说：“要拿到现在的片酬水平，得去好莱坞，但好莱坞没理由花这个钱请韩国演员，而中国市场现在仍然无法进入。”

更为吊诡的是，即便抱怨声如此之大，制作公司依然对Netflix趋之若鹜。其韩剧播出席位一年仅约15个，而市场中“挤破头”等待被垂青的各类剧本与项目提案，据业内估计累计多达2000余部。

Netflix通常只向制作公司支付总制作费5%左右的手续费，Disney+等其他OTT平台也沿袭类似标准，但一旦被选中，意味着全球曝光与身价倍增，这个诱惑足以让所有制作方甘愿忍受不合理的收益分配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一个关键节点的到来，韩国业内对Netflix的风吹草动愈发敏感：2023年，Netflix宣布“未来四年内向韩国内容投资25亿美元”，而2026年正是这一大规模投资周期的结算点。Netflix必须在今年内确定2027年后对韩国的投资规模是增加、缩减还是维持现有水平。

这一选择的分量，很可能直接左右整个韩国内容产业的走向。因为在国内电视台以及电影投资、发行公司财政均已枯竭的情况下，Netflix几乎是唯一能够投入大规模制作费的玩家。

韩媒分析认为，Netflix的亚洲战略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若韩国成本压不下来，与此同时泰国、日本等替代市场展现出更高的资金效率，Netflix可能选择“缩减韩国长期预算”。

泰国是个典型例子。Netflix从2021年到2024年向泰国的投资，仅为韩国投资规模的五分之一，但制作成本也只有韩国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同样的资金可以制作出五倍数量的作品。

泰国内容凭借文化相似性，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观众有着强大吸引力，其恐怖电影和耽美题材已在东南亚排名中领先于韩国内容。对Netflix而言，与其投入数十亿韩元制作一部韩剧，若一部低成本泰国内容能带来相近的观众参与度，投资效率的天平就可能向泰国倾斜。

日本则拥有另一种优势。过去，日本因观众对本土动画的高度忠诚，曾是Netflix难以攻破的市场，但随着Netflix将好莱坞级别的预算投入到《海贼王》《幽游白书》《寄生兽》等日本原作真人版改编中，情况已经发生改变。日本拥有大量经过数十年全球市场验证的原创IP，在基于IP的收益率方面处于比韩国更有利的位置。

韩媒不乏担忧，如果连Netflix也放弃韩国，“韩国内容产业面临的将不仅是停滞，而是崩溃。”

“内容产业已经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而真正的寒冬可能还在路上。”

“限薪令”治标不治本？

从这个角度看，“限低”片酬或许是自救的一步。但这份行业自律协议，真的能破局吗？

KOFIC的会长是乐观的，他相信“这种自发合作与信任，比任何制度都更有力量”。

也有人对“限薪令”的实际效果持保留态度，认为单纯设定片酬上限并未触及片酬飙升背后的深层结构。

一方面，片酬飙升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Netflix的资本助推，明星演员的稀缺性、制作公司为保障发行与海外销售而“安全选角”的倾向、同样是推手。

一位制作公司参会者坦言：“只有邀请知名演员，编排档期才容易，海外出口也顺利，因此只有那些演员的片酬不断上涨，制作方也只能依赖于他们。”

“但问题在于，这种级别的演员满打满算也就15人左右。为了争抢他们，片酬竞争自然激烈，片酬也只能不断上涨。”另一制作方补充道。

那挖掘新的演员呢？又有电视剧制作公司代表接着诉苦道：“即使通过两年试镜找到优秀演员并予以启用，试映会后，尽管作品获得‘佳作’评价，仅仅因为主角不是人气演员，买方就将购买价格压得低得离谱。现实中的这堵墙实在太大了。”

另一方面，按下葫芦浮起瓢，人为的市场干预又可能催生“变相合约”。

有制作公司代表指出，若平台要求降低片酬，制作方为了选角有竞争力的演员，只能通过让渡作品权益、股权等方式来操作。

另一名相关人士也证实：“如今以共同制作形式，让演员经纪公司也挂名成为联合制作方的情况非常多见。一旦设定上限加以限制，这类合约只会更多。”

这非但不能真正改善制作环境，反而可能带来新的不公。“最终的结果是，制作公司仍然需要将有限的制作费和利润，与主演的经纪公司进行分享。”

有经纪公司相关人士则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多重问题交织的时期。并非部分顶级明星的片酬破坏了制作结构，而是当优质资本涌入内容行业时，策划、制作、演技能力不足的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完成度高的作品未能充分推出，才导致了目前这种局面。”

在他看来，推高顶级明星片酬的不仅是明星本人，制作人也脱不了干系，“与其冒险发掘新演员和新题材，大家更倾向于安全选角，从而导致需求集中。”

韩国电影评论家李智慧指出，天价片酬只是结果，而非原因，“现在需要的是重新设计成本编制方式、收益分配结构以及设定电影规模的标准本身。”

“10%限薪令”是韩国电影界为拯救陷入困境的中预算电影生态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它象征着行业自救的决心。

据韩媒报道，为确保协议不流于形式，韩文体部与电影界已计划组建一个由经纪公司、制作公司、投资发行公司等参与的民间主导协商机构，就演员片酬结构、投资与选角等问题持续讨论改善韩国电影制作环境的长期方案。

但要真正走出低迷，仅靠一纸自律协议和一个尚未运行的协商机构，恐怕还是不够。

只有当行业各方——从平台、制作公司到经纪公司与演员——真正意识到，一个可持续的生态比短期的天价片酬更符合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并建立起公平、透明的收益分配机制时，改革才可能触及根本。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讨论多年，韩国影视圈仍未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来应对Netflix垄断体制以及制作费、片酬飙升导致的市场不稳定。

“极端地说，我觉得这个市场得彻底垮掉一次，才能有所改善。”有制作人在座谈会上满脸疲惫地吐出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