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的互联网，“浸猪笼”居然“复活”了？

6月25日，一则猎奇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湖南汨罗街头，两名女子和一条黑狗被关进不锈钢笼子里，挂着“偷人的”纸牌，被人敲锣开道、推笼游街，引来围观拍摄。

视频的拍摄者，人称“汨罗伟子哥”，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6月26日，汨罗警方通报：男子何某为博取流量牟利，纠集多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已被刑拘，其余参与的8人也被行政拘留。

水落石出，观者不免情绪复杂：所幸，封建糟粕没有真的“死而复生”。但有人利用这一博人眼球的情节，精准炮制短视频剧本，只为了所谓“流量”，更让人憎恶。

6月26日，汨罗警方发布的通报

人们因“摆拍”而感到被愚弄，不比真实恶性事件造成的影响少。博人眼球的剧情摆拍中，有一类“卖惨博同情”的互联网表演被运用得最广。网友们常常用这样一句话，表达无数次同类事件下，自己被愚弄的心情：如果你的故事都是假的，那我希望它是真的。

这是因为，人们实在无法忍受自己的情绪、注意力，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戏弄”。

偏偏，这类摆拍闹剧层出不穷。今年5月，视障博主“抱抱盲兔”发布视频，称自己在盲道遭电动车撞击，对方态度恶劣，引起公众义愤。结果，北京警方通报，此事为自导自演的摆拍，目的是“吸粉牟利”。网友一边庆幸并没有视障人士真的遭遇伤害，一边又对这种行为有无法言说的烦闷。

此次汨罗“铁笼游街”事件1人被刑拘、8人被行拘，展现了警方严厉的治理态度。尽管“游街”是预先构思的表演，但作为一种公开羞辱的“处刑”，在形式上，它已经完成了对女性的人格贬低，乃至对社会道德的冲击。和通报相比，猎奇、低俗的视频本身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这引发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对“摆拍”的矫正，只能在“摆拍”发生以后进行吗？为什么网红摆拍闹剧，始终停不下来？

剧本与情绪

“铁笼游街”的组织者，无疑深谙社会情绪。“浸猪笼”的出格刑罚，加上“惩罚偷情者”的编造情节，牵涉性与暴力，最容易激起大众的好奇与义愤。

此类博人眼球的摆拍，常利用历史素材拼接，或‌剧本化摆拍视频‌，通过移花接木制造恐慌和愤怒。如今，这一拍摄多个恶劣情节的“伟子哥”账号已无法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到。以“伟子哥”为代表的炒作型博主，是敏锐的情绪捕手，知道大众哪些情绪容易被激发，进而转化为关注。

这几乎是所有自媒体“摆拍”的底层规律。从剧作角度分析自媒体博主们的“剧本”，会发现他们的视频里，每个角色是唱红脸还是唱黑脸、如何调动情绪，安排得极其明白。

比如，“抱抱盲兔”被撞事件，给大众展现的剧本类型便是“恃强凌弱”，激起人们对弱者的同情、怜悯，和对蛮横者的愤怒。

视障博主“抱抱盲兔”发布视频，称自己在盲道遭电动车撞击/图源：合肥警方

相似的苦情剧本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都是被选中的角色重灾区。

6月26日，美团官方打假一个名叫“贵州小洪6868”的短视频创作者。流传较广的视频里，“小洪”穿着标志性的美团骑手服，背着婴儿奔波，上演“带娃送外卖”的悲情戏码。但事实上，“小洪”注册成为骑手三个月来，累计上线5天、送餐19单，却更新了15条视频，开通了橱窗带货功能，还定期直播。

美团账号发布的打假截图

“骑手卖惨”剧本的策划者，利用了这一职业的“刻板印象”。骑手职业的动荡、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社会性隐喻而存在。一个艰难讨生活的年轻单身父亲，似乎一旦穿上那件骑手服，诸多辛酸立刻“尽在不言中”，视觉冲击力陡增。

也因此，美团在声明里“郑重提醒”，一些企图操纵流量的“做号党”和背后MCN机构：不要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当引流道具，不要利用未成年人策划或编造苦情剧本，也不要诱导“骑手”带患病子女摆拍卖惨视频，起号牟利。

“铁笼游街”则代表另一种剧本类型。先以跌破底线的低俗、猎奇诱发关注，然后冲击固有的道德秩序感，“怎么还能这样”？大众的义愤和对“被害者”的共情，沦为了工具。这是一种对人心的操纵。

“铁笼游街”视频截图

1962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在电视昌盛的时代，提出“伪事件”理论。“伪事件”是“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新闻”，并非现实里自然发生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被报道、传播，而非事件本身有内在的意义。

“伪事件”的存在，是媒介时代的讽刺。它意味着，“人工剧本”比真实更能得到传播，也让传播生产链条上的人获益。媒介与现实出现颠倒，甚至操纵现实。

摆拍短视频的生产机制，让“伪事件”更加大行其道。流量不按照社会贡献来奖励人，却只看点击率、转发率等数据。谁有关注度，谁就能变现。许多社会新闻的亲历者，也进行了直播带货的“转型”，更何况本就挖空心思炮制话题的人？

在“摆拍”视频里，“人”被异化为商品。“铁笼游街”是假的，但参与剧本的两名女子“游街”，是真的。即便能从中获益，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又能剩下几分？

传播的悖论

层出不穷的“摆拍”里，我们似乎在经历一种循环：被“震碎三观”的画面击中，关注、转发、声援，结果，事件突然反转，原来是“摆拍”。始作俑者得到法律的处理，闹剧平息。

但是，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至少对汨罗的“铁笼游街”来说，“摆拍”的官方定性，远不足以消弭其负面影响。这件事的恶劣，并不因为“现实没有发生”而抵消。它恰恰说明，有人为了流量，主动去“复刻”一种已经被现代法治淘汰的、羞辱性惩罚的景观。

闹市街头，敲锣、游街，把两名年轻女子和黑狗关在铁笼里，刻意标明“偷人的”，这些元素，都在堆砌供人观看的视觉符号。事件里，暴露与围观的形式，本身就是构成羞辱性惩罚的核心。在社会性层面，表演既已开场，对于两个人的剥削已经完成。是否真的存在“惩罚偷情者”的事实，反而退居次位。

这些视觉符号的堆砌固然粗劣、刻意，但恰好符合了短视频时代的语法——表面的“景观”凌驾于事实之上，通过碎片化的传播，得到了更深远的影响力。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即便已知“铁笼游街”事件属于“摆拍”，但通过网友的层层讨论转发，两个女子关在铁笼里被公开羞辱的形象，反而被扩散、深化。

对汨罗的“铁笼游街”来说，“摆拍”的官方定性，远不足以消弭其负面影响/AI创意图（依一 制图）

“铁笼游街”的起因是无中生有的，但当这种表演行为实施后，无数围观、拍摄、转发一拥而上。舆论的反应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是真实的。

这种错位，也可以解释“摆拍”的治理为什么如此困难。在算法推荐的机制里，具有冲突性的画面，天然具有更高的推荐权重。这些剧本，容易激起人们的情绪，得到传播。“传播”的行为本身，就在无意制造一种无序。

这导致，“摆拍”视频的传播要比通报跑得更快。对于“摆拍”事件的核查，总是发生在事情闹大以后，而这其中的时间差，给了“摆拍”者寄生利益的空间。

有关部门的打击案例表明，“摆拍”早已不是网红个体的失范行为。2025年7月，中央网信办“清朗”行动将摆拍作为持续性的治理重点。2026年1月以来（截至5月），已经指导平台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

这个数字，说明了“摆拍”违规的规模之庞大。MCN的产业化运作，已经让“摆拍”内容生产形成了一套被验证有效、持续复制的商业模式。“摆拍”治理在力度上日趋严厉，但在现行的传播分发机制下，和始作俑者的策划生产相比，存在着难解的时间差。

图源：Unsplash

提出“伪事件”的布尔斯廷曾警告，“伪事件”的泛滥是一种现代文化的退化。它导致人们逐渐满足于消费“形象”，而非关心“真相”。

生活在电视时代的布尔斯廷或许没有料到，60年后的信息传播环境，会让辨别真伪变得越来越困难。今年5月，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的造假案例：男子杨某利用AI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的信息，形成谣言传播。AI的加入，让一切变得更错综复杂。

当辨别信息真伪的成本增加，再次刷到新闻事件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防御：是“摆拍”“起号”的吧？

互联网宝贵的信任，禁不起一次次的“摆拍”反转。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者 | 速棠

编辑 | 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