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6月22日，英国伦敦，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唐宁街发言。视觉中国 图

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外发表讲话，正式宣布辞去工党党首一职，并在继任者选出来后卸任首相。距离2024年大选取得历史性大胜仅过去不到两年，斯塔默的首相生涯确定将画上句号。

改革不彰、经济低迷、民生艰困、用人失察……选民有无数理由对斯塔默失去信心，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来自已将他视为“负资产”的工党内部。随着最热门挑战者、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三天前赢得下院议员补选、重获竞争首相的资格，用更好人选取而代之已然是党内共识。

由此可见，工党选择更换首相实乃为了“止损”的恐慌反应，选票考量甚于治国良才的考量。然而自2016年卡梅伦开启“脱欧”的潘多拉魔盒以来，英国已有六位首相折戟，即便“北方之王”伯纳姆顺利继任，他也难逃大环境下的“魔咒”。

工党“恐慌反应”压垮斯塔默

早在5月初地方选举遭遇选民历史性惩罚，特别是首次丢掉威尔士地方执政权后，工党内部要求斯塔默辞职负责的声音已经密集爆发。当时除了80多名工党议员发声，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等数名内阁大臣以辞职的决绝方式施压。只是当时党内尚未找到合适的换人时机，所以不愿放弃的斯塔默尚能坚守首相府。

6月19日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完成了党内下架斯塔默的“临门一脚”：面对如日中天的极右翼英国改革党对手，伯纳姆远超选前民调预测，以54.8%的得票率、超过20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获胜。尽管工党整体处于低谷，伯纳姆反而比2024年同党当选人西蒙斯多拿了6725张选票，显著扩大了领先幅度。

由此伯纳姆不仅重返议会、拿到了竞选工党党首的资格，更重要的是让越来越多工党议员相信：只有他才能带领工党阻止英国改革党上台执政。过去一年英国改革党民调支持率稳居第一，上个月地方选举大获全胜，令工党上下感到强烈威胁。基于“改革党恐惧症”和止损自保的诉求，工党议员们不再愿意被斯塔默多拖累一天。

斯塔默应对伯纳姆挑战的表现失策，进一步放大了二人人气的鲜明反差。伯纳姆申请参加今年2月底戈顿与登顿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一度是头号热门，却遭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阻止，外界认定斯塔默此举意在阻止伯纳姆竞选党首、争夺首相之位。结果工党为这场权力之争付出代价，输掉了占据近百年的英格兰北部传统票仓。

不料上个月地方选举惨败后，自身深陷丑闻的工党议员西蒙斯不惜主动辞职、空出马克菲尔德选区议席，也要给伯纳姆尽快重返议会、获得竞争党首的门票。危机四伏的斯塔默不敢再触众怒、承担不起又丢一个议席的代价，不再阻止伯纳姆参选。于是他给伯纳姆提供了绝佳的舞台，后者借此证明谁能在此刻扭转颓势、提振士气。

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权位，斯塔默曾在这场补选前放话，向伯纳姆许以内阁高官职位，换取后者暂时放弃争夺大位。可这已经满足不了自信胜券在握的伯纳姆，何况他主打的竞选策略就是改造工党、与斯塔默政府“划清界限”而非沆瀣一气。

同一时期，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外交大臣库珀、国防大臣希利、能源大臣米利班德等内阁大员要么公开施压、要么辞职切割，外加更多工党议员蠢蠢欲动，斯塔默政府事实上濒临瘫痪，不辞职也难以为继——这与四年前被迫下台的保守党前首相约翰逊高度相似。经过周末两日的考虑，除了主动体面告别，斯塔默别无选择。

新首相恐成下一个牺牲品

在继任党首出炉之前，斯塔默将继续担任“看守首相”，并承诺将尽力保障权力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斯塔默将提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于7月9日开始新党首人选提名工作，一周后提名结束。假如确定参选的伯纳姆没有竞争对手，他将于7月16日自动成为新党首，否则将举行党内竞选、不晚于9月1日选出新党首。

由于一度表态要参与竞选的斯特里廷已经改变主意、支持伯纳姆，工党内部别无有力竞争者，伯纳姆成为唐宁街10号新主人只是时间问题。他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九年期间积攒了成功履历和高人气，号称“北方之王”，且不乏内阁大臣和议会下院的经历，不少工党人相信他的政治品牌与天赋能扭转工党的逆境。

不过自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人在十年内六次更换首相，卡梅伦之后无人能完整挺过一个任期。冰冷的数字并非偶然，而是传递了残酷的信息：受制于英国整体政治环境和发展困境，无论领导人的党派、政治光谱、过往政绩、能力、施政纲领是什么，都难逃黯然退场的命运。

对于伯纳姆或者其他新首相人选而言，困难和挑战同样不因政府领导层的改变而消失。经济低迷、公共债务沉重、财政赤字严重、公共服务衰败、生活成本高企、移民问题在过去四年集中爆发，两大党历届政府都对此无计可施，引发民众不满。加上目前国际地缘冲突、贸易壁垒的不确定因素，更加剧了执政压力。

与此同时，英国社会价值多元化、选民结构改变导致政治版图碎片化，民粹主义持续冲击政坛主流、形成无法忽视的重压。短平快的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社会的高度分化乃至极化，公众和反对党对政府的耐心与日俱减，已不可能给执政党足够的时间去解决结构性问题。

正是因为不敢也无法伤筋动骨、处理财政收支等陈年积弊，为了支持率和选票而顾忌选民的短期反应，历届政府都最终都把难题留给后任，斯塔默政府两年间有14到16项政策“U型转弯”、自我打脸、现状几无质变。相比于目前的万众期待，新首相接手烂摊子后，难免成为同一大环境下的又一个“牺牲品”或“背锅侠”。

（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