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新安

不久前，全国首宗个人破产清算案尘埃落定。当事人呼新月在走完四年免责考察期后，获法院裁定免除未清偿债务，标志着我国首位自然人“破产人”实现“经济新生”。与此同时，最终20%左右的整体清偿率，超出了债权人的预期；一个破产案件化解了涉及7名债权人、上百万债务的潜在诉讼，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债务人摆脱困境、债权人利益得到保护、司法资源得以节约，这一“三赢”的局面，凸显了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可行性，以及进一步探索的价值。

个人破产，远不止于债务豁免，更是一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制度设计。从经济效益看，截至2026年5月，深圳破产法庭五年试点共受理个人破产案件869件、审结809件、化解债务2.85亿元。大量原本可能长期沉淀在执行系统中的“僵尸案件”，通过破产程序得到了集中、高效的清理，节约了大量的司法成本。从社会效益看，个人破产制度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从债务泥沼中解脱出来，重新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积极贡献者，同时减少乃至消除潜在的社会矛盾。

对债权人而言，个人破产制度并非零和博弈。例如对于银行债权人来说，在传统追债模式下，往往需要通过诉讼执行、持续催收等手段长期追债，不确定性极高、回收率极低。而在破产程序中，法院介入使债务清理进入法定流程，回收预期就从“不确定”转为“确定”——在呼新月案中，银行方面就对“竟然还能收回部分债权”感到欣慰，对高于常规不良资产回收率的清偿率更是喜出望外。

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个人破产制度值得探索推进。目前，我国尚未正式实施全国统一的个人破产制度，现行《企业破产法》并未涵盖自然人破产。这一制度空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缺乏统一的个人征信平台和大数据库，难以有效支撑制度运行；二是传统法律文化束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观念根深蒂固，公众对“破产免责”存在天然的道德疑虑；三是司法资源配置不足，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个人破产案件专业性要求高，法官普遍缺乏审理经验。

然而世异时移，如今进一步探索个人破产制度的条件和时机日益成熟。一方面，居民杠杆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因投资、创业失败等原因导致个人债务危机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果一旦背债就难以翻身，势必会抑制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深圳、厦门、温州等地已开展多年个人破产方面的制度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已较为成熟，可以适时稳妥地扩大试点。更重要的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为改革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连续呼吁加快个人破产专门立法；2025年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将连带个人债务人纳入破产程序适用范围，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当然，任何新制度都难免引起疑虑和争议，个人破产制度需要直面多方面的挑战。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制度被滥用为恶意逃废债的工具。在这方面，深圳筑牢多重防线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经验：立案前设置申请前辅导，引导债务人如实陈述；审理中进行穿透式核查，对负债原因、财产变动全面调查；考察期内逐月监督收支，呼新月小到12.5元公交费均需如实申报；惩戒上多部门联动，对虚假陈述、转移财产等行为坚决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深圳还上线“深破茧”系统，实现全流程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数据显示，目前深圳破产法庭审结的减免债务案件中，未发现存在破产欺诈情况。这表明，制度漏洞可以通过完善的设计和严格的执行有效堵塞。

除了制度层面的防滥用机制，社会认知的引导同样重要。长期以来，“破产”二字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带有强烈的道德负面色彩，人们往往将它与失败、赖账等画等号。事实上，个人破产制度保护的是“诚实而不幸”者，而非“不诚实”者；它给予的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非逃避责任的捷径。并且，这个机会的门槛之高、监督之严、代价之大，远超普通人的想象。要扭转公众认知偏差，需要司法机关和媒体协力普及上述法制知识和道理。当然，也要强化“破产事前风险教育”，以免部分人误以为“反正有破产制度兜底”，进而落入过度负债的陷阱。

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不仅要惩罚失信者，更要善待诚信者；不仅要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也要激发债务人的潜能。全国首个破产人获得“经济新生”，是一个里程碑和新起点。对于初见成效的个人破产制度，我们应抱有更开放、理性的心态，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但愿这项备受公众期待的制度创新，能为更多“诚实而不幸”的人点亮希望，为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