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院士

蓝鲸新闻6月2日讯（记者 何天骄）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免疫防御与代谢调控的核心枢纽，肠道健康更是全民健康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石。当下，随着国民生活方式与饮食结构持续改变，肠道相关慢病、代谢疾病、消化道肿瘤等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深耕前沿基础研究、攻克核心技术瓶颈、加速科研临床转化、普及全民肠道健康科普，已成为行业共识与时代刚需。

近日，在2026年中国肠道健康与创新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院士接受了蓝鲸新闻记者采访，他并未过多着墨于近年来行业的喧嚣，而是将视线投向了从东晋葛洪记载“黄龙汤”至今的漫长历史，以及人工智能浪潮下，中国微生态学科面临的深层危机与机遇。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人工智能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工具，但肠道菌群研究依然有它的薄弱环节。”赵国屏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国内学术会议频繁、论文数量激增，但距离真正服务全民健康，仍隔着两道必须跨越的鸿沟：一是从“相关性”到“因果性”的科学认知跃迁，二是从“实验室”到“病床与货架”的产业化落地。

重新定义“器官”：从测序数据到功能机制

赵国屏回顾，自大连医科大学康白教授将微生态学引入中国以来，学界对肠道的认知经历了革命性变化。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科学家意识到，人体并非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肠道内的菌的种类太多，数量约为人体自身细胞的十倍，基因库更是高达百倍。

“这不仅仅是一群细菌，这是一个巨大的、额外的器官系统。”赵国屏强调，早期的基因组研究大多停留在相关性层面，即通过观察菌群结构变化与疾病的联系，提出了“肠-脑轴”、“肠-肝轴”等概念。但这远远不够。当前的核心任务，是深入理解这些微生物究竟做了什么——它们代谢了什么物质？这些物质如何影响宿主的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只有建立起功能上的因果联系，研究才具备干预的价值。

然而，挑战在于，肠道菌群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生态系统。即便同一种细菌，在不同环境下功能也可能截然不同。要在上万种微生物中找到致病的“真凶”或治病的“良将”，不仅需要海量的数据积累，更需要精准的机制解析。

转化的痛点：菌株、标准与监管科学

在赵国屏看来，科研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类健康，而非仅仅为了发表文章。但在转化落地的关键环节，中国目前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他以目前全球瞩目的肠道菌群移植（FMT）为例指出，中国在临床应用数量上全球领先，甚至在古代就有“黄龙汤”的传统，明代《本草纲目》亦有记载。但现代医疗需要的不是经验主义，而是精准医疗。“我们现在是量大，但在精细化程度上还有差距。我们需要搞清楚究竟是哪一种确切的菌在起作用，针对某种特定的疾病进行标准化的干预，而不是笼统地移植。”

这种差距同样体现在上游的产业端。赵国屏提到了早年间的培菲康、丽珠肠乐以及东海药业的产品，虽然起步不晚，但至今能在产业上大规模应用、且具备极高临床价值的创新产品并不多。他认为，除了基础研究不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监管科学”的缺失。

“益生菌的监管是有道理的，不能随意为之。”赵国屏坦言，现有的监管框架往往限制了新菌株的应用，而定下来的少数可用菌种中，部分菌株的实际功效又缺乏严谨验证。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以支撑新产品的研发，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卡脖子”问题。这需要科研人员走出“唯论文”的象牙塔，投身于转化型研究，去解决产业界真正的痛点。

AI时代的数据治理迫在眉睫

面对人工智能的爆发，赵国屏表现出了审慎的乐观。他承认AI在处理复杂生物学信息上具有巨大潜力，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和知识图谱，但他也尖锐地指出了当下的误区：很多人以为有了AI就能解决一切，却忽略了AI的本质是基于人类语料的统计学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赵国屏用这句俗语比喻当前的困境。如果没有高质量、标准化、规范化的数据体系作为“语料”，AI就无法读懂复杂的微生物组语言，甚至会得出偏差的结论。目前，各国人种遗传背景不同，饮食生活习惯各异，中国人的肠道菌群基线数据是什么？正常与异常的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都依赖于全国范围内的多中心协作与数据治理。

赵国屏呼吁，学术界应打破壁垒，整合分散的数据资源，建立统一的标准，将杂乱的信息转化为机器可读、临床可用的知识。只有当数据地基打得足够牢固，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微生态学科发展的引擎，帮助中国在继古代“黄龙汤”的经验智慧之后，在现代精准医疗的新时代实现真正的领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