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日本修宪动向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自民党一方面以“安全保障形势发生剧变”为借口，谋求增设“紧急事态条款”，试图在大规模灾害或遭受袭击时将权力集中于政府。另一方面，自民党还试图在明确日本“放弃战争，不保持军备、不承认交战权”的宪法第九条中，写入与自卫队有关的条款。这意味着，战后长期充当“幕后隐身者”的日本自卫队，或将借修宪正式走到台前。这让笔者想起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一句告诫：“自卫队如果成为舆论追捧的焦点，日本便危险了”。

追溯历史，当年要求自卫队始终处于幕后隐身的人，正是1954年自卫队成立之际担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

战后不久，作为战后日本安保政策奠基人的吉田茂以日本宪法第九条为屏障，尝试化解美国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压力，以“非军队的武装组织”的名义组建了自卫队。1957年，吉田茂在会见防卫大学首期毕业生代表时明确告诫，“从加入自卫队的那一天起，直到离开的那一刻，你们的职业生涯恐怕都不会得到国民的感谢与追捧”。

这番话，本质是吉田茂要求自卫队接受“幕后隐身者”的宿命。吉田茂深知，自卫队受到国民狂热追捧，甚至被吹上天，只可能出现在日本遭受外部攻击或发生大规模灾害的国难之时。而鉴于战前日本军部掌权并最终失控的历史，吉田茂决意以战前军部失控为戒，将日本的武装力量严格置于法律与文官制度统制之下，而绝不能让其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

吉田茂担忧的“自卫队成为舆论焦点”的局面，战后曾经出现过多次危险征兆。梳理战后历史，以下五个节点尤为典型。

自卫队首次被广泛热议，是在1960年日美修订两国安保条约之际。在新日美安保条约框架下，自卫队应扮演何种角色成为当时舆论的热点议题。不过，彼时真正受到各方关注的是日美新安保条约将塑造何种军事体制，而非自卫队本身。

上世纪90年代，围绕联合国维和行动和日本武装力量海外派遣问题，自卫队再度引发关注。1992年，日本通过《PKO协力法》，首次派遣自卫队赴柬埔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当时争议集中于“自卫队跨出国境是否违宪”，但其任务仅限非战斗领域，尚未突破“专守防卫”底线。

2001年，美国发生“9·11”，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决定派遣自卫队赴伊拉克，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当时争议的核心是派遣自卫队赴战区是否违宪。

到了2015年，集体自卫权与安保法制的争论，让自卫队第四次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当年，安倍晋三政权推动通过安保相关法案，核心议题之一是通过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首次允许自卫队在海外参与多国军事行动。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外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活动，这也被视为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安保论争之一。

自卫队最近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与2020年至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局密切相关。出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过度担忧，美国和日本开始不断炒作所谓“台湾有事”等论调。随之而来的是日本政府持续提升防卫预算，自卫队“反击能力”，即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成为各方讨论焦点。同时，以炒作“台湾有事”为借口，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部署。一些人将这些举动视为日本“面对中国崛起，应对时下安全保障形势的必要举措”，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所谓“台湾有事”的宣传造势，不过是日本某些人想要扩充自卫队武装的一个借口。

在上述五个历史节点中，政治层面上最具危险性的，恐怕就是2015年前后安倍晋三内阁推动通过安保相关法案的那次。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战后日本一项重大的政策方针变革，持反对意见的民众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日本社会舆论的裂痕不断加深。当时，安全保障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中最具争议的话题，“日本可能会被卷入战争”的不安情绪迅速发酵。而安倍晋三内阁通过改变宪法解释来推进政策的做法，进一步激化了制度层面的争议。

那么，如今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国内的安保斗争时期相比，如今日本社会在军事层面的紧张感持续攀升，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在悄然推进。虽然自卫队还未走到舆论的聚光灯下，但是日本的军事力量早已在幕后持续得到强化。从吉田茂的角度来看，当下日本社会的这种现象令人感到一股更深的寒意。

从吉田茂的担忧出发来审视当下的形势，军事议题被过度炒作固然十分危险，而日本政府在社会警惕性不足的情况下悄然推进强军举措，风险更甚。一旦它借修宪等方式公然将自卫队定义为“作战力量”，使之受到过度的追捧，回溯历史，这将异常危险。吉田茂曾经的告诫，值得如今的日本政府警醒。（作者是日本媒体人，本文由浙江外国语学院徐伟信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