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在与自己的无价值对抗》

很多打工人都习惯了这样一个场景：深夜下班后，瘫在沙发上反复刷短视频，明明疲惫至极，却迟迟不愿洗漱、睡觉。越来越多人发现，工作消耗的不只是时间，它还会慢慢改变一个人的身体、情绪与精神状态。

现代工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仅要求人劳动，还要求人不断服从效率。时间被切割，情绪被压抑，连吃饭、休息和上厕所，都开始变成一种成本计算。

当一个人长期被效率驱赶，他会越来越疲惫，越来越难思考，甚至连同情心等美好的品质都被消磨殆尽。

今天的文章，非虚构写作者杨素秋将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谈起，重新理解现代劳动如何塑造人的肉身与精神：为什么高强度工作会让人主动放弃思考？为什么疲惫会侵蚀一个人的本性？普通人如何在工作之余，保留自己的感受力与人格？

讲述｜杨素秋

来源｜看理想节目《我们的肉身与烦恼》

01.

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做了快递员

近几年，许多讲述体力劳动者切身经历的非虚构书籍，收获不少读者的喜爱，比如《我的母亲做保洁》、《在菜场，在人间》，《跑外卖》等等。

某些所谓的作家，很喜欢对这些书冷嘲热讽。有人会说：“庄稼汉泥腿子们又出书了。”还有人说：“哟，新大众文艺，怎么不搞新大众医学？文学的门槛这么低吗？”

他们急了。

文学固然有门槛，但这个门槛不是由出身决定的，也不是由职业决定的。普通劳动者的书籍，有的可能在结构上还不够成熟，但胜在生活体验足，素材扎实。他们的书写，不仅成为普通民众了解社会的切入点，也能够为政府体察民生提供有力的参考。

胡安焉写作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成名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之前在网络论坛上写小说，费了很大力气，却籍籍无名。偶然一次，他在豆瓣网上随手记录了自己在物流公司上班的事，像写日记一样，没把它当成复杂作品来琢磨，结果却火了。

在编辑的建议下，他用平实的语气讲述自己这些年来的打工经历，结集出版。这就是《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现在已经被译为十几种语言，英文版在2025年入选《经济学人》杂志年度最佳书籍榜单。

《我在北京送快递》 胡安焉 著

浦睿文化丨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

这本书能够广泛译介，首先是因为题材。中国是全世界快递行业最发达的国家，北京是中国的核心，国外读者大概率会好奇：中国的快递为何这么高效？这个行业是如何运转的？谁能深入内部去描写他们的工作细节？

国外读者的书评中，不少人比较关心这本书如何映照出工作的本质、劳动和创造力之间扭曲的关系、密集加班的职场文化、劳动法和工人权利等等。读者也提到胡安焉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解超出他们的想象。

看体力劳动者的作品时，很多读者可能忍不住去想，一个快递员怎么这么细腻？这种直觉中暗含某种预设：大多数劳动者在粗糙地活着，他们突然拿起笔写作，构成一种反差感。

事实上，没有一场写作突如其来，读这些作者的采访实录，就会发现，每个作者都有多年阅读习惯，只不过时运不济，坠入繁重的劳动。

所以，提到这本书时，与其猎奇地说“一个快递员拿起笔写作”，毋宁尊重事实地说“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做了快递员”。一直以来，胡安焉都有着向内观看的动力，他在感受他的工作和精神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工作如何挤压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又如何对抗工作。

02.

超典型的现代境遇

这本书的名字叫《我在北京送快递》，事实上，送快递只是书中的一个章节，其他章节作者叙述了自己干过的十几种工作，包括做物流、卖女装、卖小吃，卖自行车、做漫画杂志等等。

这些工作种类跨度很大，关联性很小。一种工作中经验的累积，并不能成为下一份工作的谈判筹码或者上升辅助。这是一种切断性的而非连续性的职业体验，也是典型的“流动的现代性”。一个人的职业经历庞杂零碎，他的成就感就可能被稀释。这与前现代那种凝聚的积累的资深工匠式的职业感受全然不同。

《完美的日子》

胡安焉频繁辞职、租房、换城市，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都市人。除此之外，他身上还叠加了其他因素，让他的境遇更为典型。

细细去看他的每一份工作，没见到他被提拔升迁。在流动当中，他总是失意。他勤勉认真，在不同岗位上尽职尽责，但是折腾不出大名堂。在公司里，他一直是普通员工；他出来单干，做小本生意，曾经在南宁一个商场的五层开过一个小小的女装店，还在大理的一个小镇上开过熟食店，但这些小生意启动资金困难，想尽办法也赚不来钱。当时的女朋友嫌他不够争气，跟他分手。

而且，他的人际网络疏离。他是独生子，父母性格淡漠，和他难以沟通。他又非常内向，心事无处诉说。人生磕绊的时候，他很难寻求到正向的人际支撑。他也不习惯挥霍，别人去酒吧欢唱，他只是逛逛超市，在某个小商品那里获取一点小欣喜。

他的形象轮廓还算清晰，就是一个诚恳、谨慎、屡屡不得志的普通人，把他放在意大利新现实电影里或者贾樟柯早年的小县城故事里，都是吻合的，浅灰色的基调，街头树枝萧瑟。

而他笔下展开的工厂的画幅，再一次加深了读者的感受。

在胡安焉的描述里，公司就像一个巨大的埠头，叉车如同蚂蚁，工人则更是小如微末。夜班有时连续十个小时不吃东西。日夜颠倒，睡眠摇晃不定，晕晕乎乎地做事。但是在完成一天工作，极度的疲累和困倦之中，人们并不想睡觉。因为高密度的生活不像是真正的生活，好不容易有了自我空间，怎么舍得把它留给睡眠。

《山河故人》

有一段数学的换算值得注意。当时，胡安焉周围一带快递员的平均工资是7000块左右，他写：“按照我每个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我每天工作11个小时，早上到站点后，卸货、分拣和装车花去一个小时，去往各小区的路上合计一个小时，这是我的固定成本。那么剩下来用来派件的9个小时里，我每个小时就得产出30元。平均每分钟产出0.5元……派一个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须每4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

4分钟派一个件，这是保持月薪的基础成本，把它视作一个特殊的度量衡，为了保持这样的收入节奏，一个快递员需要压缩哪些时间？胡安焉写：“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比如说，因为我的每分钟值0.5元，所以我小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2分钟时间。”

“我吃一顿午饭要花20分钟，其中10分钟用于等餐，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我早上也几乎不喝水。”

这些细节貌似繁琐，却正因其繁琐而值得留意。如果你的人生不需要这样三毛五毛地计较，在金钱和时间上一向潇洒，那是一种幸运。快递员的日常就是由这样的三毛五毛堆积而成，他们没办法挥挥手对这些不在意。

这个充满数字的繁琐段落与另一本写工厂的书非常相似，那本书是九十多年前写作的，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的《工厂日记》。

《工厂日记》 [法]西蒙娜·薇依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薇依原本是一名哲学教师，1934年，为了体验当时大工业生产流水线工人的真实生存状况，她真的辞职去工厂工作。

在薇依所在的工厂，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均由凭单记录，具体包括:1.所做零件的种类和数量，2.每个零件的工钱。如果每个零件的工钱乘以一小时内完成的零件数低于3法郎，这个凭单就是失败的。工人每天都在疯狂地赶速度，只求手下的工单能够被工长确认为合格而非失败。

胡安焉的度量衡是：4分钟派一个件，薇依的度量衡是：每小时3法郎。《工厂日记》中同样用很大篇幅记录了薇依如何计算自己的实际收入，分秒必争，这是效率的恐怖主义。

就连一个擅长抽象思考的专业哲学教师，来到高强度的劳动环境里，也难免堕入具体数字的泥沼。锱铢必较的环境里，没法从容，没法超越。暂时只能形而下，而非形而上。除非稍微有一点点空闲时间，才能容得下思考。

薇依说，一开始在流水线上重复工作，会产生虚空的耻辱感，后来她发现，只有故意阻止自己思考，才能加快速度。薇依这样写：“疲惫使我几乎无法抗拒这种生活最强烈的诱惑：停止思考的诱惑。这是唯一能够避免痛苦的办法”

薇依这段话也许唤起了许多打工者的共鸣，很多个加班回家的夜晚，什么都不愿想，什么都不愿做，只是频繁的刷着永无止休的短剧短视频，这是“停止思考的诱惑”，也是“避免痛苦的办法”。

薇依观察到，效率让工人无暇思考，而主动停止思考，又能再次提高效率。

03.

过往的性情打了个趔趄

胡安焉的书中，有一些细节，展露了身体的处境。他在做夜班的时候，喝了3升水，但不用去厕所，因为大汗淋漓，体内的水分都通过汗液排解掉了。他买一双新鞋，几个月就穿破了，因为他要来回的走动去打包。他为快件倒包，食指的指甲都脱落了。

他在观察身体的厌倦和身体的喜欢。身体的厌倦是对于重复性劳动的厌倦。身体的喜欢是指，别人去K歌，他去吃好吃的，去逛超市。他还会在宜家睡觉。

《漫长的季节》

胡安焉的描述，扭转了我对于在宜家睡觉的人的看法。以前听说人们在大卖场里舒适的床和沙发上睡觉时，我会觉得这些人就是想占便宜，带着一种道德上的拒斥感评判这些人。当胡安焉展现出他的工作在密密麻麻地延展，他偶尔去宜家睡觉是一种放松，在这样一个语境下，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

他还提到在树丛里小便。很多人本能地厌恶这种不文明行为，可是胡安焉坦诚地写下他的经历。他做快递员的时候，即便已经很少喝水，马不停蹄地送货依然会让他的身体失去基本的排泄的体面。有时他在一个小区完全找不到公用厕所，积攒的订单又无法完成。那一刻，高压让人失去了文明，窘迫不已。

我并不是要为他的行为辩护。但看到这里，很多读者都能明白他所说的“在那种情况下，文明不过是奢谈”。首先应该批判那种过度榨干人肉身的劳作，然后再来讨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人在道德上出现的偏差，像是走着走着打了一个趔趄。

类似的趔趄，他写了好几处，工作会缓慢地啮咬人们的性情。他说，在高压环境中，如果你的同事是一个孕妇，也很难有人伸手援助她，因为同情力已经透支了。工作在改变胡安焉，把他的脾气变得易怒、急躁，没有以前有责任心，甚至这种改变有时候让他自己感到舒畅。

他在动漫公司的时候，老板带着他们用套路的方法赚钱，编漫画经常是洗稿，网上下载东西拼凑来改头换面，这些东西他羞于让他以前的朋友知道，因为他做的产品就是人们所不齿的产品，他很清楚他每天都在制造垃圾，有羞耻感。

但是，他还写道：“即便做着这样垃圾的文化产品，即便我做了污浊的事，我也没有从这个污浊中获到多少利益，我依然是一个月光的、身无分文的人，我的女朋友也会因此而离开我。”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真实的困境，耻感与现实需求扭结在一起，难以剥离。

04.

文学协助人保持善意

西蒙娜·薇依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工厂生活之后，系统梳理自己的感受和观点，给工厂经理、工会会员写信，并向法国总工会递交报告，阐述她对劳动的反思和建议，她还撰写了企业内部新制度的计划准则，为广大工人做讲座，号召呼吁合理的改革。

薇依论述了劳动和思考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不断被催赶的环境里，速度和订单禁止工作者思考，甚至必须关闭感觉，抑制愤怒和悲伤。流水线工作只需要一种低级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并不适用于其他工作，因为它摒弃了灵魂中一切与速度无关的东西。

如果劳动填满了日常的缝隙，人的理性必然虚弱，自己弃权，把头脑交给非理性，或者变成麻木不仁的凝胶。在理想状态下，一个人劳作时应该发挥才能去创新，但在现代的一些重复性劳动中，人的这部分本性被压抑和破坏了。

《山河故人》

薇依还指出，工作让人失去反抗的动力。她说，只要工作一整天，她就变成一个顺从屈服的野兽。不可能反抗，于是只能忍受，被动地服从。

而她认为，最可怕的是：停止思考、停止反抗会导致智力降低，继而使人堕落。

薇依说：“这种形式下，智慧、创造力、职业良知只能通过主管制定命令才起作用，并且在执行过程只需要被动服从，无需发挥个人心智，下属几乎就像是由他人智慧操纵的物件。”

薇依讲到，在工厂当中一个微笑，帮一个小忙，都比特权阶层中的彬彬有礼更有价值。因为，哪怕是最小的善意，都需要人们克服疲惫和对工资的执念，以及一切能够压垮人、让人自暴自弃的东西。薇依认为，一个人思维的提升总是伴随着一颗慷慨大度的心。

她甚至说：“因为在这里不像在大学里，人们被付钱去思考或者假装思考。当你在工厂看到智慧的闪光时，你可以确定他不是在骗人。”

“因为在这里不像在大学里”，我读到这句如同被击打了一下。我就在大学里，被付钱去思考。我的思考比千千万万的体力劳动者的思考要轻易。

回转来看胡安焉的叙述，他的文字老实，像他自己的性格。胡安焉回忆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他看见别人八面玲珑就很纳闷：这些人怎么从学生摇身一变为成年人？他们好像可以一下子撕下表皮，改头换面。而胡安焉自己，无论撕了多少层，他还是那一颗洋葱。洋葱的内部还是洋葱。

早年，他模仿过塞林格的笔触，是因为塞林格始终在书写纯真和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他是在模仿当中继续坚定自己做一颗洋葱的本心。这颗内外如一的洋葱，倍受读者珍视。

书籍读到后半部分，他好像更加形单影只。他环顾四周，一边困惑，一边坚持。努力生活但又郁郁不得志，这是他与普通读者共振的地方。在郁郁不得志中，他不愿磨灭自己的诚挚，这又是他牵拉着普通读者的地方。身边水流湍急，他努力站稳脚跟。

《山河故人》

也许，持久的文学阅读能够协助他保持一种善意。他在书里写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被理查德·耶茨的感伤和温柔所吸引，又对卡佛笔下日常生活的崩塌感同身受，他说卡夫卡是一个文体家，在俏皮话中产生一种流动性。他又说，写作里总是有个体的独特性，而送快递没有差异，谁送都差不多，所以他更热爱写作。

胡安焉特别提到伍尔夫的一篇文章，讲一个普通女性皮尔金顿夫人，一生颠沛，但风趣盎然。

伍尔夫总结皮尔金顿夫人的一生是：“一切都是痛苦和挣扎，只是她热爱莎士比亚，认识斯威夫特，在流浪一生的浮沉变迁中始终保持了快乐的精神，几分女士的教养，还有她的豪放，在短暂一生的尽头还能开玩笑，享受她的鸭肉，虽然死亡在她心中，催债者围在枕边。”

胡安焉说，他为这些文字而几次流泪。我们不再去猜他是不是从中看到了自己。

从2023年出版这本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胡安焉成名后，他总拿自己打趣。他说他第一次做签售活动时，紧张出汗，头脑发晕。而现在，四处做活动攒下来的宾馆免费拖鞋和牙刷，几年都用不完。

他并不避讳提到，这本书带给他的收入超过从前十年的总和，有了这本书，他终于可以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

胡安焉现在在成都居住，依然不舍得买太贵的食物，不舍得乘出租，他习惯骑自行车，每天生活规律，有充裕的时间写作，在这本书之后陆续出版了两本纪实书籍。但他不想被“送快递”“非虚构”的标签一直缠绕，他随后回到了最初的纯文学实践，2026年即将出版短篇小说集。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我们的肉身与烦恼：2016-2025十年之选书单特辑02》第3集，有编辑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