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河南省第十六届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河南福寿园河南省红十字纪念园举行。河南省红十字会供图

清明节前，市民在河南省福寿园的纪念活动上敬献鲜花，表达哀思。谭纪刚　摄

这个清明节，我们走进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体老师”。这是医学生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也是生命落幕之后最深沉的回响。

我们找到了三位讲述人。一位是母亲，儿子45岁突发重病离世，捐献了角膜和遗体；一位是女儿，年过九旬的父母双双签下遗体捐献志愿书，结伴成为大体老师；一位是妻子，为离去的老伴换上最爱的蓝灰衬衣，把他送进了医学院的实验室里。

每一段讲述，都让我们泪目。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在这些平凡的家庭里，我们看见了不平凡的选择——把最后的体温留给医学，把最后的念想留给世人。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这群人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爱和生命延续。

今天，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了解这群无言良师，也了解他们身后那些深爱着他们的人。

“老伴用这种方式继续守护世界”

讲述人：遗体捐献者爱人 刘玲

清明节前，我去河南福寿园河南省红十字纪念园看老伴了。

确切地说，是去看他的名字。那面纪念墙上，2025年的捐献者姓名，第一行第一个名字，就是我老头——郭明辉。

名字在这儿，人正躺在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的实验室里，给医学生们当大体老师。这是我们34年前怎么也想不到的结局。

34年前，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他比我大9岁，细心、随和，还有才华。说实话，我很仰慕他。相处8个月后结了婚，这一过，就是大半辈子。

他是个特别细心的男人。去年我看中了一只养生壶，没舍得买，他知道了，悄悄给我买下一整套。那是他送我的最后一件礼物，如今就放在家中阳台上，每次看到，我都觉得他还在。

他走了以后，我很想他。他生前不爱拍照，想他的时候，我就一遍遍回忆我们做过的事，边想边流泪。但流完泪，我又觉得踏实——这一生能遇到他，是我的福气。

退休前我在医院后勤处工作，虽不是一线医护人员，但见多了生老病死，对生死看得比一般人坦然些。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加入了河南省红十字心理援助服务队，后来又当了队长。那些年四处奔波，要不是明辉在身后撑着，我走不了这么远。

我总说：“这辈子最庆幸的是投身公益，最幸运的是有老郭在身后支撑着我。”

起初他看我太累，就主动加入志愿服务，纯粹是想陪着我、替我分担。可后来，他一次次走进养老院、福利院，看到那些孤寡老人和残障孩子，心底的善意被真正触动了。他不再只是为了陪我，而是真心想为他们做点事。我们从夫妻，变成了并肩同行的公益伙伴。

因为都是志愿者，我们会经常接触器官捐献者和遗体捐献者的家属，对捐献这件事了解得比普通人多。

大概在我42岁那年，有一次参加完纪念活动，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等我有一天不在了，我也要捐器官、捐遗体。”

他立马回答：“我也是这么想的。”

没想到是我先提议，却是他先完成捐献。

2025年3月10日清晨，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明辉在睡梦中突然走了。前一晚他还念叨着要回单位看看老同事，要给家里添点菜。一夜之间，人就没了。

我强忍着悲痛，徒手给他做了20分钟心肺复苏，医护人员又接力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可还是没能留住他。

那一刻，悲痛几乎把我淹没。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辜负他。

我第一时间联系了红十字会，办理了捐献手续。儿子也是学医的，对捐献的事很支持。在办理遗体捐献时，他含着泪说：“爸爸眼睛很好，能不能捐眼角膜?”但遗憾的是，按规定，眼角膜捐献者需在65周岁以下，70岁的明辉已经超龄了，不过，他能成为“大体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送他走的时候，我没有给他置办寿衣，而是换上了他平时最爱穿的蓝灰色衬衣、运动裤和运动鞋。他一辈子朴素，我想让他按自己平时的样子，体体面面、安安静静地走。

他的告别仪式上，上百名志愿者自发赶来送别。大家都记得这位温和宽厚的老郭，记得他拎着物资走进福利院的背影，记得他的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记得他总在镜头外默默守护的模样。

如今，我依然带着心理援助服务队奔走在志愿服务一线。阳台上那只养生壶，静静地陪着我。

前两天给爸妈和哥哥扫墓，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起人生，不知怎的就谈到了遗体捐献。几个兄妹都明确说，等百年之后，也想捐。儿子也认真地告诉我，到那时，他会按我的意愿，帮我完成捐献。

人这一生，其实很短。等我走了，能和家里的老头一起，以“大体老师”的身份，继续守护这个我们深爱过的世界——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归宿了。

“爸妈换了一种方式留在世上”

讲述人：遗体捐献者女儿何坚真

清明节前，我带着花去看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河南福寿园河南省红十字纪念园纪念墙上，人名很多，可神奇的是，我一眼就看见了她的名字：何玉琴。

我用手指摸了一下，可能是因为那天阳光很好，名字竟然有些温热。

后面还有人排队，我没有驻留太久，便离开了。

之后，又去另外一个纪念墙上，看望我的父亲：冯小年。

父亲走的时候91岁，母亲94岁，都是因病走的。

走之前，他俩商量好，把遗体捐了，去医学院当大体老师。一辈子为党为国，最后一程也没想着留块坟地。

爸妈这辈子，话都不多，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平淡。

父亲是北方人，就爱吃面食，馒头、面条、饺子，顿顿离不开。母亲本是吃米饭长大的，嫁给他之后，家里就很少煮米饭了。一日三餐，都是母亲亲手做面食，蒸馒头、擀面条，几十年，没变过。母亲照顾父亲，细致到衣食起居，没半句怨言，日子就这么安安稳稳过了一辈子。

谁能想到呢，俩人竟在平淡的日子里“闷声干大事”：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

最早说起捐献遗体，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傍晚。父亲坐在小椅子上，拿着一张旧报纸说：“国外医学生，一人能学五具大体，咱们五个学生才分一具，学医救人，少了这些老师不行。”母亲在旁边，头都没抬，接了一句：“那咱也捐，人走了，还能帮国家做点事，值。”

他俩总说，死人不跟活人争土地，不想占着地里的地方，要把最后一点用处，留给学医的娃娃。

我一开始不同意。老一辈人，都讲究入土为安，有个坟，逢年过节能祭拜，才算有个念想。我劝过，可他俩态度坚决，不吵不闹，就慢慢跟我讲：“人早晚都要走，埋了就是一抔土，捐了能教娃娃救人，比啥都强。”

后来，他俩索性自己揣着身份证，坐公交去红十字会，把手续全办了。直到要子女签字，我才知道。看着他俩坚定的样子，我签了字，心里堵得慌，也慢慢懂了他们的心思。

后来我细想，这个决定可能也跟他们教书育人有关系。

1949年，母亲进入青年干部学校，后来辗转教书，扎根郑州粮食学院（现为河南工业大学）教外语。母亲对学生温和，把学生的事放在心上，教过的学生多年后还念着她的好。

父亲16岁就参加工作，在印刷厂干活，铸铅字的铅水烫伤了左脚的5个脚趾，留了一辈子疤，从没喊过苦。后来在学校教书、管教材，待人实诚，同事有难处，他总伸手帮。

跟学生打了一辈子交道，那就在死后，继续当一个无言的大体老师吧。

2021年，父亲走了，走得安详。红十字会的人来接遗体，没有仪式，很安静。我站在旁边，攥着衣角，眼泪止不住地掉。母亲拉着我的手，轻声说：“别难过，他是去给娃娃们上课了，能救人，他高兴。”

去年清明节前后，母亲也走了，安安静静地，跟着父亲去了。她的遗体，也按之前的约定，捐了出去，成了大体老师。

这次来纪念墙，我带了一张小字条，一笔一画写好“母亲，我们永远怀念您”。字不多，心里的念想，沉得很。

他俩一辈子省吃俭用，衣服穿得发白、破了，补补再穿；吃饭从不浪费，粗茶淡饭就知足。可遇上事，出手从不含糊。汶川地震，他俩瞒着我，每人捐了1万块；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两位老人相互扶着，去学校离退休处，又捐了1万块积蓄，只说：“老党员，应该的。”

2016年，两人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他们再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们拿到纪念章，每次都会说一句“没愧对国家”。

是啊，奉献一辈子了，决定走后捐献遗体好像也不奇怪。

爸妈走后，我常回老房子。厨房里的案板，还留着母亲做面食的痕迹；客厅的旧沙发上，仿佛还能看见他俩并排坐着看报纸的身影。我把他们的纪念章擦得干干净净，放在桌上，学着他们的样子过日子，独立、踏实，不贪不占，力所能及帮别人。

母亲说过，生命不在长短，在厚度。

纪念墙上，都是和他俩一样的人，把身躯留给医学，把温暖留给世间。

我的爸妈，没走，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这世上，也留在我心里。

“儿子没有走远，他就在我们身边”

讲述人：遗体捐献者妈妈冯备

儿子走了一年半，我才敢坐下来，好好说一说他。

他叫王海波，走的时候，才45岁。

我是医生，老伴也是医生。我们在医院里见过太多生离死别，按理说，对生死应该比普通人看得开些。可真轮到自己头上，什么道理都讲不通了。2024年9月，我儿子突发重病——化脓性脑炎，来得又急又猛，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再也没醒过来。

45岁啊，正是人生最吃劲的年纪。

海波是个厨师。他不像我和他爸那样穿白大褂，可他那身厨艺，暖过很多人的胃。他热爱生活，喜欢琢磨新菜。逢年过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掌勺的一定是他。他孝顺，对长辈从来都是好声好气。他善良——这一点，我后来才真正深刻体会到。

那是2024年8月的事。

有一天我们娘儿俩聊天，不知怎么就说到身后事。他突然跟我说：“妈，等我走了，我想捐献遗体。”

我当时愣住了。虽然我是医生，上学时跟解剖、跟医学标本打交道，上班后跟病人打交道，可乍一听这句话，第一反应还是接受不了。我嘴上说：“还早着呢，不着急。”心里却咯噔了一下，不愿往深了想。

谁能想到，一个月后，他真的就走了。好像他提前知道些什么似的。

他走后，我们遵照他的意愿，捐了角膜，也捐了遗体。

说实话，最难熬的，是签字那一刻。笔拿在手里，沉得抬不起来。可那是海波最后的心愿，我不能替他做主，更不能替他反悔。他一辈子善良，到最后一刻，还是想着要帮别人。

后来医院告诉我们，他的角膜让两个即将失明的人重见了光明。

我一听，眼泪就下来了。海波生前做的饭，温暖过多少人的胃；走后留下的角膜，又照亮了别人的路。我这儿子，到哪儿都想着给人间留点好的。

儿子的遗体捐给了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他成了一名“大体老师”。

我年轻时上解剖课，知道每一个医学生的第一刀，都是大体老师教的。没有大体老师，就没有真正的医生。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的儿子会躺在那里，用他的身体，去教那些孩子们认识神经、血管、肌肉。

儿子刚走那会儿，孙子才17岁。爸爸突然没了，还要把遗体捐出去，他一开始想不通，问我：“奶奶，为什么要把爸爸捐了?”

我搂着他，轻声说：“孩子，你爸爸没有走远，他就在我们身边。他的眼睛在别人身上看着这个世界，他的身体在教那些哥哥姐姐怎么当医生。你爸爸还在，他没有离开。”

孙子慢慢听进去了。我知道他心里难过，可他也知道，他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海波走了以后，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意外。

我哥——海波的大舅，主动去填了遗体捐献志愿书。他说：“海波这孩子都做到了，我这当舅舅的不能落后。”

再后来，我和老伴也签了。

我跟老伴说，等将来我们都走了，也把自己捐了。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又在那个地方团圆了。

说我迷信也好，说我想得开也好，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肉体会消亡，可爱不会。海波把爱留给了两个重见光明的人，留给了那些即将成为医生的孩子们，留给了我们这些还在想他的人。

如今，提起儿子，我还是会心痛，但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

不是因为时间久了忘了，而是因为我渐渐想明白了：海波没有真的走。他只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继续爱着这个世界。

他是我的骄傲。

（本报全媒体记者李晓敏李佳熊卓甜整理）

【记者手记】

976个名字背后的温度

写完这三篇故事，我查了一个数字：截至目前，河南省已有976位逝者捐献遗体，成为“大体老师”。

976。这个数字不大，却沉甸甸的。

他们生前，年龄不同，职业各异——有厨师，有教师，有工人，有公务员，有学生……他们散落在城市的街巷、乡村的院落，过着各自平凡的日子。

可他们身后，却作出了同一个不平凡的选择：把自己交给医学。

在医学院的解剖课上，每一刀下去，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在“说话”。神经怎么走，血管怎么分，肌肉怎么长——这些书本上的图画，因为大体老师的无私赠予，变成了医学生指尖最真切的触感。没有他们，就没有真正的医生。

976位大体老师，976个家庭的托举，976份沉甸甸的馈赠，也是976次关于爱与奉献的无声告白。

采访中，三位讲述人都说过类似的话：“他没走，他还在。”这句话，我起初以为是思念，后来才明白，那是信念。

他们相信，那些正在实验室里低头学习的医学生，终有一天会走上手术台、走进诊室，用从大体老师身上学到的本领，去救更多的人。而每一位被救活的人，每一个重新亮起的生命，都是大体老师生命的延续。

作为记者，我有幸听到了其中三个故事。写下来，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群人，用最后的体温，温暖了医学的路。

向每一位大体老师，致敬。

向每一位理解并支持他们的家人，致敬。

（河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