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邱轶皓

2026年春爆发的美伊冲突，使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

作为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通往开阔海洋的唯一水道。海峡长约167公里，宽度介于39公里至97公里之间，最窄处仅约33公里，因此从陆上就可以有效封锁船只往来。

霍尔木兹海峡得名于港口城市霍尔木兹。该地名可能源于波斯语Hur-Muz（意为“枣椰之地”），也可能来自希腊语中表示“海湾”的词根Όρμος。民间词源学则更倾向于认为它源自古代波斯神祇阿胡拉·马兹达之名。历史上，这里也是霍尔木兹王国的所在地。该王国都城屡经变迁，故有“新”“旧”之分。旧城址即今之米纳布（Minab），位于伊朗霍尔木兹甘省，距阿巴斯港约80公里。蒙古入侵时期，王国弃城流亡至哲伦岛（Jarun），并以此岛为新都城。早在唐代，中国文献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已记载该地名，译作“鹤秣城”。元明时期的文献中则有“忽里模子”“火鲁没思”“忽鲁谟斯”等多种译法。

霍尔木兹海峡卫星图像。

《大唐西域记》中的“鹤秣城”：“国东境有鹤秣城，内城不广，外郭周六十余里。居人众，家产富。西北接拂懔国，境壤风俗，同波刺斯。”

哲伦岛（即“新霍尔木兹”）位于阿巴斯港东南方约11海里处，面积约4.8平方公里。该地自然环境恶劣，气候酷热且潮湿多雨，地表由含盐的拱形丘陵组成。农田与水资源极度匮乏，极端的生存环境迫使岛上居民完全依赖进口，从而形成了以贸易为生的生存模式。但该地地缘位置极佳，是连通陆路与海路的交通交汇点，天然具备成为国际商业中心的潜质。

首先，波斯湾北岸多山地，限制了沿海城市的规模，同时又容易遭受内陆游牧部族的袭扰。因此，出于安全考虑，远洋海船多选择波斯湾内的海岛作为停泊点。而在波斯湾诸岛中，哲伦岛更靠近主航道。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它成为连接印度（如喀拉拉港、古吉拉特港）、阿拉伯半岛、非洲沿岸乃至地中海东部的重要港口。与此同时，在统治伊朗内陆的政权管控有效的情况下，它还能通过陆路商道与设拉子、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和呼罗珊等地相连，从而成为海陆贸易网络的枢纽。

然而，地缘赐予的红利往往伴随着致命的软肋。霍尔木兹王国有限的面积，使其虽然能够凭借海军力量阻断航道、控制外贸，但也决定了它在政治上无法自主，而不得不受制于背后的陆地政权。统治克尔曼或法尔斯地区的地方诸侯，甚至沿海岸南下的中亚游牧军队，都能对王国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波斯湾内岛屿众多，如基什岛（Kish，古称“怯失”）、哈尔克岛（Kharg）等，皆坐拥良港并具备发展为商业中心的潜力。因此，围绕海湾的控制权，各岛屿王国之间长期存在竞争。此外，族群之间的流动也深刻影响着本地区的政治格局。由于跨海流动受到的政府管控较少，岛屿与大陆之间的迁移更为频繁。事实上，霍尔木兹王国历代统治者大多来自海对岸的巴林岛，说阿拉伯语；同时也不乏突厥出身者。而对外贸易则由波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古吉拉特人组成的不同贸易集团掌控。

霍尔木兹的兴起是伊斯兰世界一系列地缘变化的结果。10世纪之前，波斯湾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是尸罗夫（Siraf，即中文古籍中的“尸罗围”），位于今伊朗布舍尔省东南海滨。但970年的一场大地震对当地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此后波斯湾对外贸易口岸逐渐南移。

1933年斯坦因在尸罗夫港遗址采集的中国瓷片

11世纪起，随着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日渐衰落，埃及法蒂玛王朝势力的壮大导致中东至印度洋的贸易路线从波斯湾转向红海。而在波斯湾沿岸，白益王朝（Buyid，945年至1055年间统治伊朗西部及伊拉克的王朝）的内乱使得原本活动于尸罗夫和苏哈尔（Suhar）的阿曼商人纷纷迁往伊朗沿岸。来自阿曼的穆罕默德·德拉姆库（Muhammad Deramku）在霍尔木兹旧港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霍尔木兹应运而起。王国初期为大陆国家，首都位于纳班德（靠近今米纳布）。德拉姆库在阿曼士兵的支持下，建立海军，控制了阿曼、米纳布和穆吉斯坦，并与基什岛争夺波斯湾霸权。在这一时期，它主要作为克尔曼塞尔柱苏丹国的贸易港口。

霍尔木兹王国中人们的服饰

德拉姆库后裔的统治延续至1243年。在史书中，他们被称为“霍尔木兹旧王统”。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德拉姆库王朝的统治者对法尔斯、克尔曼均保持顺从姿态，由此度过历次政治危机。但至王朝后期，统治家族陷入持久内战。最终，王子阿布·纳昔尔的军事扩张政策引起了法尔斯诸侯的干预。旧王朝在权力斗争与外力介入下走向没落。

十三世纪中叶起，来自阿曼哈剌哈底（Qalhātī，即马可·波罗所谓“哈剌图”）的马合木·哈剌哈底（Mahmūd Qalhātī）家族，开启了后世所称的“霍尔木兹新王朝”。与此同时，蒙古人对波斯地区的征服，彻底改变了波斯湾沿岸的力量天平与政治秩序。起初，马合木利用法尔斯和克尔曼统治者忙于抵御蒙古西征大军的间隙，将势力扩张至波斯湾两岸，南抵佐法尔，西达巴林，并在莫克兰与信德沿岸建立商贾聚居地，从而牢牢控制了通往印度的贸易路线。然而，随着伊利汗国在法尔斯统治的确立，蒙古监临官不断加重当地赋税，最终引发叛乱。统治者马合木逃往哈剌哈底并于1277年去世。

哈剌哈底家族的失败，在于未能及时调整对外策略。他们仍像此前一样，希望从伊朗南部地方政权而非伊利汗那里获取支持。同时，自马合木时期开始的扩张政策，也被视作对蒙古人权威的挑衅。1272至1273年间，蒙古异密孙札黑（Sunjaq）派兵援助遭到围攻的基什岛，将其“从外邦人的侵扰中解救出来”。马合木去世后，其子嗣间权力斗争不断。其子赛甫丁·努斯拉特（Sayf ud-Din Nusrat）杀害了自己的八个兄弟，又在1291年被剩余的两兄弟所杀。

巧合的是，元代刘敏中所撰《不阿里神道碑铭》记载了一位原籍“哈剌哈底”的商人不阿里：“本名撒亦的，西域人。其先世居西域合剌合底城，远祖徙西洋（此处指马八儿国，位于今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尔海岸）。”其父任马八儿国宰相，与国王以兄弟相称。父亲去世后，不阿里遭国王猜忌，于是“捐其妻孥宗戚故业，独以百人自随”，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偕元使别铁木儿等人来华，定居泉州。不阿里父在世时，正值霍尔木兹新王朝鼎盛期。由于波斯湾—印度洋贸易网络的内在关联性，凡能垄断波斯湾海上贸易的家族，往往同时兼任南印度穆斯林商团的代表。不阿里之父之所以能身居宰相之位，应与他是哈剌哈底家族在当地代理人的身份有关。而他在赛甫丁·努斯拉特被杀前后毅然放弃家产、投奔元朝，也当与哈剌哈底家族的最终衰败密切相关。

《不阿里神道碑铭》（出自《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

作为霍尔木兹长期的竞争对手，基什岛领主札马鲁丁·亦卜剌金·惕必（Jamal al-Din Ibrahim al-Tibi）乘机取代了前者的地位。札马鲁丁系阿拉伯人，祖籍台亦不（Taiyib），后迁居巴格达。他起初从事珍珠加工，后在对中国的贸易中聚敛了大量财富。基什岛领主的成功在于顺应时势、灵活变通，从一开始便选择与代表伊利汗利益的蒙古官员合作，进而通过贿赂伊利汗阿八哈的后妃，晋升为皇室的“御用商人”。霍尔木兹王国衰落后，惕必家族全面接收了其势力范围。札马鲁丁本人成为伊利汗在法尔斯的代理人，其子法合鲁丁管理岛屿与沿海地区，其兄弟塔喜丁（即《元史》中之“马八儿国塔喜”）则出任马八儿的潘底亚（Pandya）王朝宰相、总管与财政大臣。

拉施特《史集·印度史》中关于马八儿的记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惕必家族在印度的活动。《史集》如此描述当时作为“中国—印度洋—波斯湾—也门”海上贸易网络核心与枢纽的基什岛：“当获得了各地的珍宝和货物，都得用私舶和来自各地的商人转运至基什岛的市场。在那里，没有经过札马鲁丁·亦卜剌金代理人挑选和购买，一次买卖都做不成。然后他们对每一件值得在港口贸易的商品发给许可证，并护送其运入大小船舱，再运至东方和西方。并从那些地方运来适宜于当地的商品、手工艺品和衣物。”

而惕必家族在波斯湾到中国海上交通活动中的高光时刻，无疑是大德二年（1298）受合赞汗之命出使元朝之举。当年，合赞汗命法合鲁丁陪同蒙古人那怀一同启程，觐见元成宗铁穆耳。法合鲁丁不仅为这次远航准备了船只，还收到合赞汗私库拨付的十土曼黄金，充作海外贸易资本。此次出使往返历时五年，历经艰辛，法合鲁丁与合赞汗使臣那怀均死于归途。杨枢亦“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归”，此后在家养病闲居二十载。所幸使团在海上及元朝的经历，被波斯文史书《瓦萨甫史》所收录。途中，他们巧遇代表元朝政府出海贸易的杨枢，遂一同前往元朝。巧合的是，《瓦萨甫史》中所载人名、史实，均可与元人黄溍《杨君墓志铭》相互印证，成为我们了解十四世纪初海上交通的第一手资料。

然而，波斯湾海上政权兴衰的关键，往往操之于地区外部的强大政治力量之手。基什岛与霍尔木兹地位的再度逆转，亦不例外。1290年代下半叶，伊利汗国与称雄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由于双方均倚重机动范围广阔的骑兵，交锋地域从呼罗珊一路南延，波及伊朗南部及法尔斯沿海地区。1297至1298年，察合台军队经由起儿漫，骚扰并洗劫波斯湾沿岸。1302年，察合台兵锋直抵霍尔木兹旧港。1306年前后，惕必家族存放于底格里斯附近的年金库存也被“鞑靼人”尽数劫掠。札马鲁丁本人受此惊吓，不久去世。原本是惕必家族封臣的突厥奴隶八合丁·阿牙兹（Baha al-Dīn Ayaz）趁机自立。他早预见察合台势力入侵带来的破坏，遂在旧港对面的哲伦岛上着手建造新的定居点。1301年，阿牙兹将霍尔木兹的居民与财产迁至哲伦岛上的新城，此地从此得名“新霍尔木兹”，旧霍尔木兹则最终沦为废墟。

1863年，霍尔木兹海峡埃尔芬斯通湾。视觉中国 图

迁都标志着新霍尔木兹崛起为商业与政治强国的开端。这座岛屿虽缺水，但地理位置优越，天然屏障环绕，地处重要航运要道，凭借良好的水流条件与靠近大陆的优势，成为印度与伊朗货物的理想集散地。后世记载中常提及该岛的繁荣、熙攘的集市以及高效的物资供应，政府资助修建的蓄水池保障了居民的生计。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牙兹及其开明政策。

1311年，阿牙兹退隐哈剌哈底，还政于德拉姆库王朝后裔阿咱丁·古儿丹沙（Izz ud-Din Gurdanshah）。后者延续了阿牙兹的政策，同时不断与基什岛争夺海湾统治权。最终，在古儿丹沙之子忽突不丁·塔哈木坦（Qutb al-Din Tahmtan，1319—1345年间在位）在位期间，霍尔木兹军队征服基什，屠杀了岛上大部分抵抗力量。至1340年代，新霍尔木兹王国先后征服哈尔克岛、祖法尔、哈剌哈底与阿曼，再度成为波斯湾所有岛屿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伊利汗国的瓦解，亦为新霍尔木兹王国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中分裂出的札剌亦儿、因朱和穆扎法尔等小王朝，对控制沿海地区与岛屿有心无力，这使得霍尔木兹得以成长为一个以岛屿为中心、囊括波斯湾沿海与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海上帝国。

霍尔木兹的兴盛，在于它嵌入了十三至十四世纪印度洋贸易的网络。在这个以霍尔木兹为北顶点的网络中，它一端通过季风航线深度勾连着南印度的马八儿，而另一端连接着东非沿岸的阿曼、佐法尔及红海门户亚丁。这个三角网络形成了一种极具韧性的商业环流。这一商业环流可以在十五世纪上半叶游历当地的波斯史家撒马尔干底（Abd al-Razzaq Samarqandi）笔下找到具象描述：“来自埃及、大马士革、罗马、阿塞拜疆、两伊拉克、法尔斯、呼罗珊、河中、突厥、钦察、卡尔梅克、所有东方国家、秦、摩秦和汗八里等地的商人，纷纷汇聚于那座岛屿。从阿拉伯到亚丁、吉达的海上居民与沿海居民，亦携带着历经海上运输而完好无损的珍贵货物前来，那些货物在日月光辉与云彩的润泽下愈显精美。世界各地的旅行者皆慕名而至，所携之物，无论何物，皆能在此轻易寻得相易之品，或以现金交易，或以物物交换。除金银外，其余货物均须缴纳十分之一的税。城中居住着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有异教徒，然而他们在交易中皆秉持公平公正，因此该城被誉为‘安全之地’。其居民既受伊拉克人称赞，亦为印度人所敬重。”此种盛况一直维持到另一股足以彻底改变地区格局的外部势力——葡萄牙人介入波斯湾事务后才告一段落。

回顾十三至十四世纪霍尔木兹的历史，我们大致可将该地区的政权—地缘关系概括为：内部存在对单一中心的竞争，外部则始终受到地区外（甚至区域外）政治力量的影响。这种格局，如同一场沙盘游戏，精巧但格局有限。而更为关键的是，影响其发展道路乃至成败的决定性力量，往往隐身于沙盘之外。而纵观历史兴衰变迁，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地缘逻辑那近乎冷酷的延续性。尽管现代航海技术与能源结构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霍尔木兹海峡“扼守全球石油运输咽喉”的战略价值和缺乏纵深的脆弱性，却依然是这片海域无法摆脱的宿命。历史的切片清晰地揭示了这一宿命：霍尔木兹的命运取决于背后陆地政权的稳定，以及更远处的全球体系（无论是大蒙古国还是当代的全球化结构）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来维持这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