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锦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3月24日，日本现役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冲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不仅引爆两国舆论，也给本已处于困境的两国关系，再度投下一颗“深水炸弹”。

它不仅如中方在记者会上所说“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同时验证了日本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本质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中日关系和日本政局未来的走向，可能会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日本官方的沉默震耳欲聋

实际上，事件发生至今，日方回应的层级和程度是显著不够的，甚至有“刻意回避”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日本方面的有限表态主要来自具体执行部门：一是东京警视厅表示正在调查动机，对侵入使馆一事表示“遗憾”，并计划加强警备；二是陆上自卫队表示“深感遗憾”，将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并根据事实严肃处理。三是防卫省表示“正在确认事实”，暂不进一步评论。

3月25日上午，日本官房长官木原稔做出了回应——这也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回应，而他也仅仅只是强调此事“令人深感遗憾。将依据国际法以及国内法律法规，由相关部门协同合作，妥善应对，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而与之直接相关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首相高市早苗，至今仍保持沉默。可以想象，即便这两人最后发声，大概也都在木原稔所讲的框架之内，不太可能有更突破性的表述，更遑论“道歉”了。

之所以说日本这次的沉默震耳欲聋，主要在于历史上有先例可循，而且巧合的是，类似的事件恰好发生在同一天。

1964年3月24日，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在美国驻日大使馆门前遭遇袭击。一名19岁日本青年持自制刀具突然行刺，致使大使右大腿动脉被割断，大量失血，生命一度垂危。袭击者随即被使馆人员制服并移交日本警方。

尽管事件中行凶者被认定为精神异常，日本政府仍迅速作出严肃回应。时任首相池田勇人亲自致电美国总统约翰逊表达深切遗憾，次日更通过卫星电视向美国人民发表公开讲话，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也赶往医院向赖肖尔大使表达慰问，时任国家公安委员长的早川崇也在第一时间宣布引咎辞职以示负责。

在当时，整个事件被视为对日美同盟关系的严峻考验，日本各界从高层到社会舆论均表现出高度重视，不仅通过外交渠道安抚美方，更在国内推动精神卫生政策反思和外交安保体系完善。

赖肖尔遇刺次日，《朝日新闻》的报道

对比之下，这次日方在处理涉华问题时，就显得异常低调了。从事件本身的性质而言，无论是其现役自卫队员的身份，还是持刀闯入的恶劣性质，与1964年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1964年的袭击者仅是普通民间人士且被认定为精神异常，而此次是代表国家暴力机器的现役军人，其行为带有更明显的针对性和潜在的政治意涵，对双边关系的冲击性也更为直接。

这一点，日本内部也有一些清醒的声音在提醒：如果这件事反过来发生在日本身上，日本官方和舆论会善罢甘休吗？如果这件事针对的是驻日的其他国家使馆，日本官方会如此轻轻带过吗？

显然，这其中存在着极强的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面对这样一起恶劣事件，唯有通过彻底调查、诚恳致歉、严肃追责并强化安保机制，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

日本社会心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这起使馆闯入事件，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在于它是“第一次”；而之所以令人感到忧虑，在于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因为它背后反映的，是日本社会心理和对华认知的深层变化。

过去两年，日本政治版图发生显著重塑。最近的几次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中，保守主义与民粹势力显著扩张，以“日本人优先”口号著称的参政党等极右翼势力议席大幅增加，吸引了大量年轻和中青年选民。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出任首相后，继承安倍路线，强调强硬外交与国防强化，支持率长期维持在70%高位。2026年2月，高市领导的自民党取得历史性大胜，单独斩获三分之二多数，使得在野的中道与左翼力量大幅萎缩，而保守、右翼势力全面崛起。

这种崛起是日本社会深层变化的投射。长期经济停滞、少子老龄化、日元贬值、物价上涨等内部问题，让许多民众产生失落感。一些日本媒体和政客却不做反省，将国内问题外部化，简单地归咎为“中国因素”。

而高市上任后，更是将“外国人政策”作为重点之一。她虽然强调这些措施并非仇外，但在实际操作中强化了排外氛围，尤其针对华人群体。因此，政党层面的刻意利用与民间不满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氛围下，从2025年开始，日本针对华人的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甚至不少是恶性案件。在高市涉台言论引爆中日关系之后，日本社会情绪进一步激化。闯入使馆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折射出“中国威胁”叙事的严重外溢效应。

而在媒体环境中，对华强硬已成为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一些日本人在接受街访时也表示，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能说高市“不好”，也不能说中国“好”。情绪化表述和“网络右翼”的极端想法，似乎已经主导了日本涉华舆论的走向，而这个趋势是极其危险的。

3月25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反问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你见过未经允许持刀进入使馆同大使交谈的先例吗？

自卫队内部的思想问题值得重视

日本国内的主流声音，当然是认为这个三等陆尉在“添乱”“递刀子”，让日本在对华政策上陷入被动。但也有一些左翼的媒体和政客，呼吁不能将其定义为“孤立个案”，而应深入追究其背后反映的自卫队内部及防卫大学校（防大）在教育和思想层面的严重问题。

近些年来，在推动防卫费倍增、修宪议程以及正常国家化的背景下，自卫队对年轻干部的思想教育存在结构性偏差。自卫队及防卫大学校的教育体系，也日益呈现右倾化倾向。

作为自卫队军官的主要摇篮，防卫大学校却在其必修科目“防卫学概论”等课程中，使用体现“靖国史观”的历史教材，将明治维新以来的战争表述为“日清战争、日露战争……大东亚战争”，并将其性质歪曲为“对欧美列强亚洲侵略的自卫”。这种叙事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强化了“大和民族优越论”和“自卫战争正当性”的认知框架。在当下，历史教材中对侵华战争的轻描淡写，又与现实中对台海、南海局势的单方面解读相结合，容易让年轻军官产生“受害者”心态。

学生在校期间，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东京行进”（Tokyo March）活动已成为传统。他们要从横须贺校区夜行约70公里至靖国神社，参拜并参观游就馆，在潜移默化中将靖国神社与自卫官绑定，塑造出所谓“英灵崇拜”的情感纽带。

不仅防大有“东京行进”，陆上自卫队高等工科学校等基层单位也曾组织学生集体参观游就馆，甚至出现整队行进至神社的场面。这种氛围下，部分年轻自卫官将中国视为威胁而非伙伴，认知固化成“必须对抗”的思维定式。

村田作为刚完成学校教育不久的年轻三等陆尉，其行为正体现了这种认知扭曲。这反映出日本教育中缺乏对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的内容，也缺少对邻国正当关切的理性引导，反而通过“危机叙事”放大焦虑，催生冲动行为。

当地时间3月26日上午9时，嫌疑人村田幸田离开东京警视厅，将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共同社

昭和100周年是否会重蹈历史覆辙？

2026年，日本即将迎来昭和元年（1926年）满100周年的关键节点。政府已设立“昭和100年”门户网站，并通过跨部联络会议推进相关施策，包括资料数字化、特别展览、纪念仪式以及文化体育活动等，旨在“回顾激荡的昭和时代”。

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日本究竟要庆祝什么？若缺乏对昭和时代中那场侵略战争明确的、彻底的反思与反省，这种庆祝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政治与社会的保守化、右倾化倾向。

昭和时代并非单纯的“复兴与跃动”，它始于大正民主的余晖，却迅速滑向军国主义深渊。其间，日本走上战争之路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年轻军官群体的激进化。1930年代初的“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兵变，均由中下级军官主导，最终将国家拖入战争。而如今，历史幽灵是否仍在悄然回响？

在此背景下，石破茂于2025年10月发表的“战后80年所感”显得尤为重要。他作为时任首相，明确指出历代战后谈话虽然继承了历史认识，但对“为什么未能阻止那场战争”“政治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又未能发挥何种作用”着墨甚少。他呼吁国民共同思考战争路径，强调“正视败战”，而非仅仅停留在“终战”的表述上。

这些观点，本应成为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重要补充，却未能上升为正式内阁决议，甚至在自民党内引发保守派强烈反弹。部分议员公开质疑此类“自省式”表述的必要性，认为会“自虐”或损害国家尊严。

日本战后并未完成彻底的清算，这正是当前忧虑的核心。翼赞体制下的许多人脉延续至战后政治、经济领域，历史教育中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性反思长期不足。而历史反复证明：当反思缺位时，激进化往往乘虚而入。目前，自民党内温和派已难以发挥实质制衡作用，其他在野力量更是孱弱无力，当前谁还能充当日本社会的“刹车片”？

当一个人处在历史洪流中之时，往往很难意识到当前某件事的重要性，但它可能是一个起点，或者是一个转折点。这次使馆闯入事件，它既是一次外交事件，也是日本社会压力阀的一次爆发。它是一次危机，但问题是它能否成为反思的转机？如果日本社会对其的解读只停留在“又被中国抓到把柄了”，而不进行任何的反思，这才是日本社会和整个东北亚格局真正的危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