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3月22日 战争日志 第二十三天 有人烧烤请客，有人守着空房子

今天是伊朗的大年初二。阳光很好，天气明媚。

一大早先做连线。今天最重要的消息，是特朗普给伊朗下了48小时“最后通牒”：如果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将轰炸伊朗的发电厂。看到这条消息时，我心里猛地一沉。以我对伊朗政府的了解，这样的威胁不会让它退缩，只会换来更强硬的回应。果然，伊朗军方当天再次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智能控制”之下，尚未完全关闭，但如果美国真的攻击伊朗发电厂，伊方将全面封锁海峡，并把美国及其盟友在本地区的能源和工业设施列为持续打击目标。甚至还有军方人士放话说：如果伊朗电力遭袭，那么地区将陷入一片黑暗，唯一的光亮，就是伊朗导弹划过的光。

想到局势正一步步滑向更危险的边缘，我心里很不安。要是真的停了电，我们的工作还怎么继续？这个城市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天气不错，我心里惦记着几位朋友，想着趁还有空闲，快去快回地看看他们。路上没有车，连司机都有点不习惯。路过Tajrish广场，新年前夜那热闹的集市已经没有人了，因为过年期间，商店都关着，想起几天前的熙熙攘攘的情景，犹如一场梦。

我先去了Q家。到她家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屋子收拾得特别好看，处处都能看出她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房间里既有中国式的小装饰，也有伊朗的地毯和画，整个家赏心悦目，透着一种安静的美和温馨。Q嫁到伊朗已经十二年了。她见到我时挺高兴的，一边和我聊天，一边说自己最近看看剧，撸撸猫，饿了就吃烧烤，昨晚还和朋友打牌打到很晚，今天又准备去别人家做客，明天还要继续串门吃烧烤。听她这么说，我有些恍惚，仿佛这场战争并没有真正闯进她的生活，她这个年居然还过得挺热闹，甚至挺开心。

她们一家在伊朗生活很多年了。战争爆发后，大女儿已经独自辗转回国，她自己则带着小女儿暂时留下，丈夫还在外面忙工作。她说，这一次刚开始时，她并没有像上次那样紧张，因为上一次战争只持续了十二天，她总觉得，也许这一次也会很快结束，还可以再等等看。她说，如果不是那些爆炸声，她甚至都不敢相信这是战争，因为在家里，还能照样看电视、睡觉、过日子。

Q说，现在家里什么都囤了，肉、水、米、油，冰箱塞得满满的。最怕的是爆炸离得太近，震得人心里发慌。她偶尔还是会出门买东西，也会和朋友见面，因为人不能一直闷在家里，闷久了会抑郁。从街面上看，德黑兰有时甚至还有点堵车，并不是每一刻都能一眼看出战争的模样。真正让她难受的，反而不是她自己，而是身边那些伊朗朋友。她说，她明显感觉到他们的笑容越来越少。很多人都想离开，可又离不开，因为他们没有外国护照，也没有别的退路。

对Q来说，自己像是半个中国人，半个伊朗人。她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丈夫是伊朗人，孩子在这里长大，工作也在这里，所以她看着这一切发生，心里的牵挂和伤感，也早已不是一个旁观者的情绪。

她说，现在有路的人还能走，没路的人就只能熬着。说到这里，她也难过，说伊朗人其实没有退路，只能硬撑着。可最后她还是说，伊朗会好的，她喜欢伊朗。

从Q家出来，我心情很好，又去看了房东霍斯罗维一家。

多年来，房东一家和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两个老人认真、勤劳、善良，孩子们也都教育得很好。他们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孩子们都已工作了，都很有出息。以前每到过年，他们家总是很热闹，孩子们一大家子团团圆圆，七色年鲜桌也摆得漂漂亮亮。

可今天完全不是那样了。我看到她大吃一惊，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她瘦了，也老了，也更佝偻了，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眼睛还是肿的，显然没有睡好，一脸忧伤。

老两口气色都不好，坐在那里，整个人都发蔫。老太太话很少，只是一阵阵叹气，说已经二十多天没见到孩子们了。孩子们都去了北部，分开各自走的，一直没有回来。往年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今年就只剩下他们老两口守着空房子，连七色年鲜桌都没有心思摆。霍斯罗维先生说，这二十多天他们几乎没出过门，最多也就是出去倒个垃圾。霍斯罗维太太说：“我连饭都没有心思做，就这么空荡荡地待着，心里难受，孩子们都不在。”

我正坐在他们家里寒暄，忽然外面“砰砰”几声响。我还问是不是楼上的声音，他们说不是，是炸弹声。过了一会儿又传来动静，房东太太明显紧张起来，立刻抬头去看。霍斯罗维先生安慰她说，可能只是楼上洗衣机的声音。可再有一点响动，她还是立刻警觉。很明显，她真的特别害怕，也特别敏感。对老人来说，这样的日子最折磨人的，也许不是看得见的危险，而是神经一刻也放不下来的日子。

霍斯罗维太太说，他们在乌鲁米耶老家那边有很多亲戚，他们还有个大果园，原本每年努鲁兹节新年，家人都会去那边过年，但今年也没敢去，因为那边也炸得很厉害。她很担心老家的老母亲和兄弟姐妹。老家那边很危险，他们自己又被困在德黑兰，孩子们又不在身边，特别是她已经二十多天没有见到小外孙了。她很喜欢那个孩子，现在当然特别难受。

我看着他们老两口坐在那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劝他们，要不要和孩子们换一换，让孩子们调一个回来住在楼里，他们两个老人去乡下或者北部农村待几天，换个环境，也许心情会好一点。可看他们的神情就知道，这个年对他们来说真的过得很苦、很闷，也很难熬。

一路回来，我心里一直在感叹：同样是过年，一边是Q在家里撸猫、请客、吃烧烤、织毯子、缝被子、把屋子收拾得漂漂亮亮，努力让自己忙起来，不去想那些坏消息；另一边却是房东老两口守着空荡荡的家，在爆炸声里担惊受怕，连往年最重要的七色年鲜桌都没有心思摆了。可不管是咬着牙让自己热闹起来的人，还是在空房子里发愁的人，大家心里想的，其实都一样：战争赶紧结束。

晚上，我又和伊朗妈妈通电话。我跟她说起霍斯罗维一家，说他们的悲伤和恐惧几乎都写在脸上了，连七色年鲜桌都没有心思摆。可就在去看他们之前，我还见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朋友Q。她几乎像没把战争当回事，几乎每天都在请客吃饭。

伊朗妈妈听后说，这已经不是“让不让战争毁掉生活”的问题了。现实已经改变了，每个人的优先级都应该随之改变。像霍斯罗维太太那样，被战争压得整个人都垮下去，是一种极端；而像Q那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是另一种极端。也许这正说明，战争之下，人们的心理反应可以多么不同：有人会害怕，有人会尽量理性地应对，也有人会假装若无其事。

她还说，这些天老家的很多亲戚也不停给伊朗爸爸打电话，问他为什么还不过去，大家都在那边，就差他们一家了。可她却说，现在这种时候，到处都在挨炸，真要离开，又能去哪里呢？熟悉的医生、医院、街道、市场、朋友，全都在这里。她反问我：难道要跑到公路上去，把自己变成一个更无助的人吗？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连医院在哪儿都不知道，真能算更安全吗？

她说，现在最荒诞的，就是今天这里安全，明天这里就可能被炸。十二天前没人炸的地方，现在已经挨了十次轰炸。有人看见某个小地方前几天还没事，就赶紧去买房、租房，结果转眼那里也被炸了。很多平时连名字都没听过的村镇，忽然就在新闻里变成了爆炸发生地。她说，伊朗爸爸有个朋友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跑到北部小城拉姆萨尔，又找了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子躲着，想着这里总该没事了吧。可没想到，昨天那里也遭到轰炸，一家人都吓坏了，根本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会被炸。

她还讲起一个让人又心酸又荒唐的场景。楼里有位已经搬去外地的邻居，终究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房子，竟让八十岁的老父亲回来开门看看。那天他们正在午睡，听见楼上很大的开锁声，她还以为是小偷来了，让伊朗爸爸上去看看。后来才知道，是老人回来替女儿看房。老人和伊朗爸爸都没戴眼镜，站在门口摸索着把门打开，进去以后先看水、看电视、看冰箱、看屋里有没有异样，转了一圈才出来。她说，看到这些，她心里真是觉得又可笑又心疼。

她又说起今天在店里碰到的一个年轻姑娘。那姑娘打扮得很漂亮，买了两公斤核桃和一瓶石榴酱。店主问她是不是要做核桃炖鸡，她一本正经地说，既然特朗普已经放话要打基础设施，她干脆今天把冰箱里的鸡肉全拿出来，把亲戚都叫来，做一大锅菜，先吃掉。要是真停电，至少不至于让肉全坏在冰箱里；要是没停，回头再买就是了。现在大家买东西的方式都变了，囤的都是那些不用冰箱也能放得住的东西：核桃、干果、饼干、干面包。大家已经不是在过日子，而是在提前演练：万一断电断水之后，究竟该怎么撑下去。

伊朗妈妈说，现在所有人最担心的，就是发电厂一旦被袭击，接下来该怎么办。她说，到那时候，受影响的绝不只是照明和家电，而是医院、通信、供水、交通，整座城市最基本的运转都会停下来。卫生系统会出问题，医院无法正常工作，饭做不了，红绿灯不亮，加油站停摆。她说，对方甚至已经点名威胁要打达马万德电厂和帕克达什特的“烈士电厂”，而这两座电厂恰恰是德黑兰和周边地区极其重要的供电来源，承载着接近半个德黑兰的用电。如果这样的电厂真的被毁掉，半个德黑兰就会陷入黑暗。那已经不是“没有电就不吸尘、不洗衣服”这么简单了，而是所有最基础的生活条件都建立在电力之上：手术室里的设备靠电，消毒系统靠电，血液和药物冷藏靠电，手机和电话靠电，自来水净化和高楼供水也靠电。一旦电没了，那将不只是生活不方便，而是一场真正的人道灾难。很多靠冷藏药物活着的人会立刻陷入危险，透析病人、糖尿病人的胰岛素、血库的血液制品、癌症病人的治疗，都会受到影响。她说，医院的备用发电机也只能撑几个小时，根本不可能长时间维持整座城市的医疗系统。到了那时，整座城市都会像被突然抽走骨架一样，什么都停下来。

她说现在已经不是继续赌气、继续喊狠话的时候了，而是应该有人站出来，真正用理性和外交去阻止事情滑向最坏结果的时候。她说，如果伊朗这边扬言打对方的电厂、海水淡化厂，美国那边又威胁打这边的发电站，最后受害的根本不是那些喊话的人，而是会渴死、病死、困死在城市里的普通人。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强硬表态，而是一个真正替伊朗着想、能看得更远一点的人。就像当年领袖霍梅尼决定结束两伊战争时说自己“饮下了一杯毒酒”，在最危险的关头，总得有人做出那个保全国家的决定。

后来，她说：你一定要记住，我是很严肃地跟你说，如果接下来48小时里，真的出了最坏的事，真的打到了电厂和关键设施，那就不要再犹豫了。你一定要通过使馆赶紧离开，把家门锁好，把最重要的东西带上，尽快去一个能安全回国的地方。

我问她，那你们呢？她说，她走不了。伊朗就是她的家，是她的国家，她不能把自己的国家丢下就走。听着她说这些，我心里那种沉重，很久都散不掉。

她说，有时候她会想，如果这一切有一个明确期限，比如从今天到后天，或者一个月，哪怕大家知道要忍受噪音、爆炸、混乱，也许都还能咬牙撑住。就像一栋楼开工时，开发商总得在门口立块牌子，写清楚是谁盖楼、盖几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让邻居知道这场噪音和灰尘要持续多久。可现在不是这样。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冒出什么“意外”。人不是不能吃苦，真正折磨人的，是这种没有期限的悬置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