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3月16日 战争日志 第十七天 我应该说新年好吗

昨晚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惊醒——确切的说是被爆炸波惊醒，就像有人不停敲玻璃，玻璃发出嗡嗡的声响。我还没睡醒，看看表大概夜里2点半，我想闭着眼睛继续睡，但是外面轰隆隆地响，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听到防空炮的声音。实在是吵得睡不着了，我坐了起来，走到阳台上看看情况，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只好又回到床上，继续闭目养神。

夜里没有睡好，早上差点起不来连线，还好我设了闹钟，起来煎蛋烤面包，热牛奶，迅速吃了早餐准备连线。连线完，8点清洁工来家里做卫生，一边干活，一边和我聊起现在的日子。

他说，周五是努鲁兹节，他和他老婆一起过节，就不过来干活了。我问他，往年努鲁兹节他不是都要带着妻女回老家古列斯坦省农村过年，两周后才回来吗？他说今年女儿留在老家，他和妻子在德黑兰过年，因为生活压力太大，必须留在德黑兰工作。他说，往年努鲁兹节快到的时候，大家多少还会准备一下，想想去哪里走走，摆摆七鲜桌，买点年货。哪怕手头紧一点，日子再难，也总还有一点要过年的心气。可今年完全不是这样了。他说：“今年哪里还有什么过年的样子，今年就是守丧。你说从老百姓这边看，今年本来该是个好年，可现在什么好事都没有，什么节日气氛都没有。只希望明年能好一点吧，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平平安安。”

清洁工说，现在最糟糕的其实还是经济。前些天鸡肉涨到二十七万土曼一公斤，昨晚他妻子去市场问价，说已经到了三十万土曼。我问，那政府发的补贴购物卡有用吗？他说：“发是发了，可发了又能怎么样呢？”口气充满了无奈。他拿那个补贴（一家三口一个月有三百万土曼的补贴购物卡）去买米，自己还倒贴了五十万土曼，结果买回来一袋米，放进锅里一煮就烂，根本不能吃。他说，那根本不是平常那种香喷喷、粒粒分明或者软糯可口的米饭，就是一锅稀烂的米糊。说到这儿，他生气地抱怨说，三百万土曼的购物补贴，再加上自己掏的钱，最后买回来的却是这种东西，真不知道这算什么救济。

他还掰着手指给我算现在的物价：一桶油已经涨到两百万土曼。以前才三十万土曼，1月份一波涨价涨到一百五十万土曼，现在战争一来，又涨到两百万土曼。鸡肉也涨得厉害，现在要买鸡，一次最多也就只敢买两只。他反复说一句话：“你说老百姓还能怎么办？”现在很多地方都停了、关了，大家只能双手合十，指望接下来会不会出现一点转机。

他说，那些天天上街支持政府的人，其实本来就是“他们自己人”。有些人的丈夫在革命卫队，工资从原来的二千万土曼涨到现在四千万土曼，那他们当然会上街。可他们这种普通人，一次都没上过街。他家里人、亲戚朋友，也都没有上过街。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当然，如果给我那么多钱，我也会去。”

我又问他，你不是当初巴不得美国打伊朗推翻这个政权吗？他说，一开始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把哈梅内伊和那些“头头脑脑”打掉，一切就会变。可现在慢慢发现，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他说：“以前我们只是不喜欢哈梅内伊，现在我们知道了，根本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你说要打，打谁？革命卫队也不是一两个人。结果打来打去，伤的还是老百姓，真正有钱有势的人，战争一结束，照样能去最好的国家生活。我们现在想要的，不是谁再打谁，而是谁能把经济救起来，谁能让老百姓活下去。”

清洁工说，现在大家其实都希望停火，因为真的已经撑不住了。经济停摆了，谁还敢上街？现在你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点像是在反对谁，别人就可能盯上你。他说他来的时候经过隧道，看里面都是巴斯基民兵和检查站，让他都喘不过气。

可与此同时，他住的那片区，面包店开着，超市开着，修车铺开着，理发店也照常营业。从外面看，甚至会让人觉得像没打仗一样。只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那不是真正的正常，而是一种在恐惧里被迫维持出来的正常。有钱人早就跑了，往北边逃了，可更多没有办法离开的人，最后还是只能留下来，继续过日子。

我听着他一边擦柜子一边唠叨着时局，心想，你死我活的战争，落到普通人身上，比如清洁工，就是一袋米为什么煮成了一锅米糊，一桶油为什么突然贵了五十万土曼，无论谁输谁赢，只要能他们活下来，喘口气，看到点希望，就是最好的结果。

上午十点半同时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发布会，一个是文化遗产和旅游组织部长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发布会。我和穆森商量后决定，我先去外交部做出镜，再赶去国家博物馆。

出了门，天一直在下雨。 穆森在车上给我看了他昨天带孩子们去公园玩的照片。这是战争打响以后，他第一次带孩子到公园里透一口气。照片里，他那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儿抱着一个球，笑得那么欢。我盯着那几张照片，怎么都看不够。穆森说，他老婆当时还感叹了一句：“这孩子还不到两岁，就已经经历了两场战争。”

我听着心里一酸。这样天真可爱的孩子，本该记住的，是春天、公园、球和父母陪在身边的笑声；可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战争却已经先一步闯了进来。 她当然还不懂什么是空袭，什么是防空炮，什么是避难，什么是大人脸上那种强装镇定的紧张。她只是抱着球，高高兴兴地站在阳光底下，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把世界当成一个可以奔跑、可以嬉笑的地方。可也正因为这样，才更让人难过——战争从来不管你是不是个孩子，也不管你的人生是否刚刚开始。

到了外交部，我刚下车，就有朋友打电话提醒我，说以色列刚刚发布警告，说有三处地方（都是外交部附近的地方）要轰炸，让人们撤离这些地方。但我们已经到了外交部。我想着外交部应该不会被炸吧。不管怎样，来都来了，先拍一个出镜再说。新闻发布会现场，摆着很多遇难儿童的照片，旁边就是喜迎新年的七彩年鲜桌。一边是战争、悲伤和死亡，一边是新年、新的希望。

我做完出镜后立刻赶往国家博物馆。结果到了才发现，那边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原来不是十点半开始，而是九点开始、十点半结束。后来才知道，他们昨天其实发过通知，但因为最近网络断断续续，很多人根本没收到。战争一来，连最基本的信息流转都变得混乱。

不过既然来了，还是抓紧时间采访了文化遗产和旅游部门的官员，包括副部长。他们讲了这段时间采取了哪些措施保护文物，哪些地方受到了损害，并强烈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让我稍微欣慰的是，他们说，博物馆馆藏文物一件都没有损坏，因为在战事升级前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地下库房。

采访完博物馆，我又赶回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内容其实和前几天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基调依然强硬。我问发言人巴加埃，是否存在某种中间斡旋的可能性，能不能通过外交手段降低当前紧张局势。他的回答还是一样：不是伊朗发起的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伊朗并不希望战争扩大，也不希望周边国家被卷入，但既然有些国家的基地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那伊朗也只能采取防卫行动。也有人问到阿联酋关闭伊朗机构、部分伊朗人被驱逐的事，巴加埃说，伊朗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顾及自身安全。

在我举手向巴加埃提问时，开场先说了一句：“首先向您表示哀悼，同时也祝您新年快乐。” “哀悼”是因为他刚刚提到那些遇难的孩子和平民，“新年快乐”是因为再过五天，诺鲁兹节就到了。话一出口，我心里却立刻觉得很别扭。

发言人没有回应“新年快乐”。我不知道他是没听见，还是听见了不知该怎么回应。等发布会结束后，我还专门问了旁边的记者同行：现在这种时候，说“新年快乐”合适吗？他们都说，没什么不合适，毕竟新年确实快到了，这本来就是一句很自然的话。

可我心里还是觉得拧巴。

战争意味着伤痛、死亡和哀悼；新年意味着喜庆、团圆和对未来的祝福。可偏偏在今年，这两样东西被硬生生地摆在了一起：一边是遇难者的照片，一边是迎接新年的七色年鲜桌。在这样的日子里，说“新年快乐”显得太轻飘，可只表达哀悼，忽视了新年的到来，似乎显得又太沉重。今年的新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节日。它和战争、哀悼、废墟、死亡一起到来，让人连一句最普通的节日祝福，都说得犹豫、说得心虚，甚至说完以后，还要反复问自己：我刚才那样说，真的合适吗？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发布会现场还请来了不少运动员，集体表达支持国家、谴责袭击。大家一边发言，一边拍摄。可是外面突然传来很大的动静。我看到外长阿拉格奇从门口进来了。实际上此前就有伏笔，巴加埃说让大家先别走，说有个重要人士要来。阿拉格齐上台给大家问好。这是伊朗新年前最后一场外交部新闻发布会，阿拉格齐在新年前和记者致辞，也算是一个新年前的小惊喜了。

阿拉格奇的讲话非常干脆，他说伊朗正在打一场引以为豪的战争，伊朗从没有提出停战的请求，战争的结束只有在确保对方不会再次侵略伊朗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他说，伊朗没有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不会开放给敌人。他还说，对方已经得到教训，知道伊朗是一个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民族。他说希望未来几天能听到胜利的消息。这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正当他讲话时，外面传来轰炸的声音。

现场气氛一下子变了。我听到有保镖立刻催着阿拉格齐赶快走。阿拉格齐走后，我们还被留下来，外交部给每一个媒体同行送了个大信封和一张银行卡。这是伊朗人新年前给别人祝福的一种习俗。

从外交部出来，天上还能看到浓烟在飘。外交部大门完全打开了，工作人员催着大家赶紧离开。记者和摄影师一个个匆匆往外走，忙着叫车、撤离。就在那时，我听到上空传来防空炮交火的声音。穆森的妻子打电话快急哭了，说看到外交部附近炸了，让他赶快回家。穆森怕她妻子着急，自己先回去了。

我和司机也回自己的家。司机告诉我，靠近议会、总统府的区域和共和国大街、自由广场附近，好像都遭到了袭击，所以附近道路大面积封闭。我们本来想从费尔多西广场回家，可这边已经封了，只能绕到更南边的市中心，再从阿扎迪广场那边上高速回家。可那边也封了，两边的路都堵死，所有车只能慢慢往前挪。就在那时候，头顶又响起了那种嗡嗡声，接着是更近、更响的防空炮声，几乎就在头顶上方。

车堵得死死的，根本没地方躲。周围的人都伸着脖子往天上看，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又打了。可其实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我坐在车里，听着防空炮一声接一声地在头顶炸响，心跳得厉害，整个人的身体都绷得僵直，感觉非常无助：你明知道危险就在附近，可你不能跑，只能跟着车流慢慢移动。

好不容易绕过那一带，过了共和国大街，再往前走，车流才慢慢少了一点，人心也才稍微安定下来一些。我看到路边有些店还开着，很多人站在门口张望，也有人干脆躲进店里避一避。我还看见路边发生了摩托车事故。

回到家时，我已经饿得不行。匆匆吃了点饭，又马上投入到报道和连线中。新年快到了，清洁工和司机都跟我说“等过年后再见”。我让摄影师给他们每个人发了双倍工资，当作eidi（压岁钱）。在这种时候，能做的事情很少，多给一点过节钱，也是乱世里抚慰人心的一点点善举。

等连线结束以后，我给伊朗妈妈打了电话。

她一开口，还是那种熟悉的语气，心疼里带着责备，责备里又全是放不下的担心。她说忍不住后怕。她一遍遍说，今天真是“真主保佑”，以后不管去哪儿，都一定要先想清楚再去。我说本来还以为外交部不会被打。可伊朗妈妈说，现在谁还敢这么想？她说，现在这些政府机构是最危险的，很多人的脑袋都被悬了赏。

她给我讲起他们回到自家附近时看到很多居民都站在街上，大家神情惊恐，原来他们到家之前，附近一栋楼刚刚被导弹击中，她看到有个男人开着车冲回来，车看起来像是刚从泥水坑里捞出来一样，玻璃全碎了，整个人脸色发白，浑身都在发抖，冲到家门口就急急忙忙按门铃。邻居们都出来围在巷口看，谁也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可只看那个样子，就知道肯定是刚从爆炸现场逃出来的。

后来她又问附近一位女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女人说，爆炸声大得吓人，她根本顾不上别的，只来得及把孩子从床上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冲进浴室，把门关上。她说自己当时真的被吓坏了。更让人害怕的是，那一声还没过去，另一边又响了，接着再远一点的地方又响了。声音一个接一个，根本分不清是从哪里传来的，只觉得整个街区都被震得发颤，所有人都在一种完全失控的恐惧里。

她说，她们那个街区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目标，不至于让人天天都提心吊胆地盯着某一栋建筑。可附近总有一些地方，一旦真被打，她们也一样逃不掉那种巨大的震动和惊吓。说到这里，她又说起她真正最怕的，其实不是导弹，不是战机，而是防空系统。她说防空火力那种声音会把人逼疯。她总在想，万一防空弹打上去没有拦住目标，掉下来砸到居民区怎么办？她说自己现在听到防空炮火，心里的恐惧甚至比听到导弹还大。她说，现在这种战争，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你还知道会不会死人、会不会受伤、会不会被送去做手术的战争了。现在技术太高了，一枚导弹下来，可能整整十条街都没了。

我说是的，当时被堵在路上听到头顶防空炮交战，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根本不该出门。我说，后来越想越后悔。如果被炸到，我估计没有人会找到我，人、车也会被炸的粉碎。

伊朗妈妈说，爸爸当时特别生气，气得直接说：“为什么我女儿就不能多想一想？那边还有两个孩子在等着她，她跑到大街上去干什么？”伊朗妈妈说，自己只能安慰爸爸，说现在大家都在这里，外面到处都是爆炸声，腿都吓软了，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可爸爸还是反复说：“我希望她以后一定更小心。尤其是那些人容易聚集、又容易被困住的地方，更不能去。”

伊朗妈妈还说，像我今天去的那种地方，尤其危险。比如那天我在德黑兰北部这一带，路宽、街大，还有高架和快速路，真要出了什么事，好歹还有地方可以逃。可市中心不一样，市中心像迷宫一样，巷子交错，进去以后很容易被困在里面。

伊朗妈妈也一再叮嘱，说大家这几天都别乱出去。我提到，我和穆森今天还说，想去集市巴扎看看，拍一下临近过年前，人们还会不会买七色年鲜桌的东西。伊朗妈妈一听马上反对：“你去那里干什么？非得去那种热闹地方吗？”我说，只是想看看临近过年，人们到底还买不买七色年鲜桌的东西。可伊朗妈妈立刻反驳：“七色年鲜桌哪需要专门出去买？苹果、醋、硬币、香料、蒜这些，伊朗人家里本来就有。盘子碗也都有，摆一摆就行了。顶多出去买一盆绿麦苗就够了，附近二十四小时花店就有，买一盆回来摆上不就行了？你们千万别专门跑出去。”她还让我转告穆森，让他老老实实待着，别折腾。她说，穆森的妻子法尔扎内已经够辛苦了，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子，要是穆森再出点什么事，法尔扎内怎么办。

接着我又提到一件事。穆森说明天想去银行，给那些指导部外媒司的办事人员办过年前的礼品卡。因为按照伊朗传统习俗，往年每到努鲁兹节年前，我们都会给一直帮我们办理签证、为媒体服务、还有那些一起工作的几个人发礼品卡作为eidi（压岁钱），钱不多，但是表示感谢和祝福。可她妈妈一听又立刻反对，说现在去银行也危险，今天就听说连银行里都有人受伤了，现在到处都不安全。

她说，楼上邻居家的女婿，就在今天那家被波及的银行工作。幸亏出事的时候不是上班时间，不然很多员工都要遭殃。还有人说，不一定是银行本身被炸，可能是银行对面的楼被炸了，结果银行的玻璃全都飞进来，扎进人肚子里，伤了很多人。

所以她一遍遍地说：“求求你们，不管做什么都小心点。告诉穆森，先别去了，等过完年、等局势稍微稳一点，再把礼物给大家也不迟。现在别逞强，别犯傻。”她还说：“穆森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可以不顾一切的小伙子了。他现在也有个两岁的女儿了，必须得更谨慎。”

她说，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比如楼上邻居家的女儿在电信系统工作。有一天，电信大楼对面的楼被炸了。那个女孩回来的时候，一开门就在楼梯间一把抱住她，吓得直哭。女孩说：“我当时就站在窗前，眼睁睁看着对面那栋楼被炸开，人直接被炸到空中去了。”她亲眼看见人飞起来，那一幕把她整个人都吓坏了，神经都乱了。

她还提到一个亲戚，老家在东阿塞拜疆省的焦勒法。那天德黑兰东部的帕尔钦军事基地被袭击的时候，他们工作的那个区域虽然没有被直接击中，但炸弹落在了他们同事附近。这个亲戚冲过去帮忙救人，现场太可怕了，人都被炸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那个男人自己虽然没受伤，但精神已经完全垮了。回家以后状态一直很差。后来他对妻子和孩子说：“我先把你们送到焦勒法吧，那边有房子，先去那儿住。这样我也能放心一点，再回来工作。”于是他自己开车，带着妻子和孩子上路。刚过了大不里士，他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就把车停到了路边。妻子问他怎么了，他只说：“我觉得我不太舒服。” 结果就在那里心脏病发作，一下子人就没了。因为他看见了太多惨烈的场面，精神冲击太大，整个人承受不住了。她说，他妻子后来见到她时哭得特别厉害。

说着说着，我还是会努力往好处讲。我提到阿拉格齐今天的话，说也许再过几天，就会迎来胜利的消息，战争就会结束。伊朗妈妈说当然希望如此，希望他们真的能带来一个好结果，希望所有人的祈祷都不要落空。可她紧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说自己始终不敢真正相信“战争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她说，谁从战争里得到过好处？战争从来只带来毁灭、流离失所和苦难，不会带来别的东西。

她说，现在能走的人都走了。那些在土耳其本来就有房子、有资产的人，大多都回了土耳其。没有退路的人，只能留在原地，继续熬。

她最后还说起一件小事。有个已经去了土耳其的朋友，还在给家里发消息，让女儿去帮她看看冰箱、看看冰柜。结果她女儿很不客气地回了一句：你人在国外，就别再使唤我了。上次我去你家，导弹一来，玻璃全碎了，我们差点没命。

说到这儿，她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一定要保重，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她停了一下，声音低了下来，说这几天战争打成这样，局势一天比一天坏，可能接下来比现在更糟糕。

我告诉她，这两天网络情况也越来越糟。有人跟我说，现在很多外国记者的网络都断了，只剩极少数人还能勉强连上。我们的网络还可以，早晨稍微好一点，晚上基本就不通了。可工作还是得做。

我说今天我去了国家博物馆，也见到了文化遗产和旅游部门的官员。对方告诉我，说伊朗有八十多处文化遗产点已经受到损害。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些本来该被保护起来的历史和文明遗址，如今也在战火里受伤。伊朗官员说，他们已经给多个国际组织写了信，希望国际社会关注这些破坏。伊朗妈妈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他们就是要把伊朗给毁了。

我说，人有时候也只能把自己交给生活本身。有很多事，不是你算得再细、躲得再远，就一定能躲过去。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哪一天真的走到尽头，未必就是因为导弹，也可能是在家吃饭时突然噎住，也可能只是走着走着，心脏突然停了。人能活着的每一分钟，其实都是意外的惊喜和奖赏。我说这些话时，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安慰她，还是在安慰我自己。

她听了以后也说，是啊，人有时候不能把一切都抓得太紧。她说她自己年纪大了，已经活了这么多年，反而对生死没那么执着了。可她还是舍不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她说，她今天在街上的时候，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其实并不怕死，但她不想死在街上。她对我说，如果真有什么事，她宁愿是在自己熟悉的社区里、在自己家里出事，而不是在外面的车流里、马路上、人群中，仓皇失措，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说我也很明白你的感受。今天当防空炮就在头顶轰鸣交战的时候，我的手在抖，腿也在抖。我坐在车里，看着周围的车一辆挨着一辆堵在一起，都没有地方逃。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有一枚导弹落下来，大家可能都会死。

今天这一整天，从清洁工絮絮叨叨说起米、油、鸡肉和过年，到中午在外交部和国家博物馆之间来回奔波，再到后来在市中心堵在车流里听着头顶的防空炮声，最后回到家，和伊朗妈妈打这一通电话，我忽然觉得，战争毁掉的，不只是建筑和道路，它还在一点一点消耗，人对正常生活的信心，对明天的预期，和无法轻松地说一句“新年快乐”。

离努鲁兹节只剩五天了。

可是今年，德黑兰的春天，来得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