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今天早上醒来，给自己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饭。昨晚几乎没听到爆炸声，有点小小的不习惯，但可以睡一个好觉。天依旧很蓝，明媚得过分。

早餐后我开始写稿，微信就接连响起来。老朋友X姐在国内陪女儿上学，她担心得快哭出来；她的先生是伊朗人M医生，留在伊朗开门诊。我打通M医生的电话，让他们夫妇通话。M医生一边安慰她“没事别怕”，一边也在跟我说：哪里都不安全，要小心。我问他为什么还留在德黑兰，他说老家克尔曼沙赫尔那边的姨姨家在警局附近，昨晚也被炸毁，好在人没事。他判断以色列正在集中轰炸库尔德斯坦和西部内陆城市，试图打掉当地安全部门，再制造从库尔德边境派地面部队的机会——说到“库尔德人从伊拉克边境入境”的可能性，他让我务必小心，有事随时打电话。

紧接着在伊朗呆了多年的中国闺蜜Z从北部打来电话。她嫁给了伊朗人，他们的女儿孟娜现在德黑兰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战争一打响，他们就开车逃到北部农村的别墅，她说那里听不到爆炸声，每天过得像“退休生活”，但今天听说那边可能会被炸，大家都有点担心。有消息说里海北部著名旅游城市nowshahr也被炸，人们都很担心，似乎跑到哪里都不安全了。

上午我们原本要去东部一个叫布鲁杰尔迪的居民区——听说那里住着不少军官家属，昨晚遭到重击，居民区损毁严重。外媒在那里十点半集合。车还在路上，我们就看见远处升起浓烟，灰尘像薄雾一样悬着。更糟的是，有其他媒体同行先到了现场，立刻给穆森打电话：他们刚下车就又炸了。地在颤，人趴在地上，有摄影师吓到“尿裤子”。我们当机立断让司机掉头。刚转回主路，就看见一连串骑着摩托的安全人员和几辆吉普车呼啸着往爆炸点冲。路口迅速封控，检查站比平时更多。司机苦笑说：战争带来的“唯一好处”是——不堵车、空气好、雪山看得更清楚。我们聊起了最近轰炸太厉害，是不是应该把家里的玻璃都贴上米字胶条，穆森说他老婆刚擦干净了玻璃，不许他贴。我对司机说，要是你要买胶条，记得也帮我买两个，我也贴上。我都不知道在哪里买胶条。司机说好的。

既然出来了，总要做新闻。我们改去采访F教授。车往他家开时，附近又升起一股烟，我立刻打电话确认他是否安全。他说没事，让我们来就好。F教授在采访里说：美以未必能推翻伊朗； 但现在无论谁当领袖，都不会投降，因为一投降就意味着国家被控制、独立被削弱。他判断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一到两周甚至三周，美国压力越大，地区化风险越高。但他也说，最终大概率还是会回到谈判桌，只是各方都在找一个“体面的方式收场”。F教授说，现在是中国攻打台湾的最佳时机。我说中国人不喜欢战争。我问他关于关闭霍尔木兹海峡，F教授说伊朗没有关闭只是控制，再说中国的油轮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F教授认为，伊朗不会在战争中投降或发生政权更迭，战后或许才会出现政策调整空间（对内对外都可能），而大国斡旋与压力将成为停火窗口的关键变量。

从今天早上开始，关于伊朗导弹袭击阿塞拜疆机场的新闻就引起关注。“是谁打的”的说法在不同渠道间来回跳——伊朗说“我们没打，是以色列栽赃”，以色列又说“不是我”。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并没有想攻击阿曼，因为阿曼是伊朗的好朋友，一直在劝和促谈。有可能是因为没有领导层，有部门误击将导弹打到阿曼。我其实心里很担忧：战争一旦失控，误判和误打就像会传染。

我把这个担忧说给F教授，F教授的回答让我心更冷：“有可能。” 他说，现在通讯断断续续，系统里每个岗位都可能出现误差，战时协调不像平时那么顺畅。在当前过渡阶段，指挥与沟通并不总能做到完全统一。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伊朗爸爸常用的比喻——哪怕是古代拿长矛打仗，也要搭一个帐篷当指挥部：有人下令、有人执行。可今天，帐篷还在不在？谁在里面？

从F教授家出来，穆森说他丈母娘家就在附近，要不要去他丈母娘家吃顿中饭——他把妻子和孩子暂时安置在那里，因为他们原来的家靠近军营，夜里声响太近，他妻子紧张得睡不着。我说好的，但我第一次拜访，要买蛋糕和鲜花。还好附近有蛋糕店开着，也有人在路边摆着鲜花卖。我们买了蛋糕和鲜花去了他丈母娘家。

午饭是另一种“德黑兰味道”：一屋子女人、孩子、茶和干果，还有蛋糕和鲜花。岳母家一尘不染，窗玻璃亮得发光。老一辈很淡然。穆森说她岳母，听到导弹也不管，继续擦玻璃。他的岳母是个非常开朗的人，笑着对我说，“我们是民宅，他们不会打我们，我怕什么”。穆森岳母的姐姐——也就是他们的姨妈也在，说想孩子们了就过来看看。姨妈笑嘻嘻说自己见过战争，两伊战争那时候情景和现在不一样。他们的孩子都躲到乡下了，他们没有走，要守着家，怕家里被偷。我问她怕不怕，她说不怕，听到导弹她还会去窗口看看打哪里了。可穆森年轻的妻子就完全不一样——她一听到声音就竖起耳朵，忍不住去窗边确认，情绪说着说着就崩了。她说第一天战争打响他们家附近被轰炸，她带着小女儿在家，又惦记穆森又惦记上学的大儿子，害怕得直哭。她说每次穆森出门工作，她都觉得像见最后一面。她担心孩子，她说这几天孩子都没有去过公园，只能关在家里。穆森的儿子卡伦上小学三年级， 他对我说，战争打响那一天，老师立刻就把我们都带到了地下室等着爸爸妈妈来接。我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他还给我看手机，听到导弹声音他还在窗口拍照片发给爸爸。我说你想不想去上学，他说不想，不上学很开心。

再晚一些，穆森姨夫来了。他在德黑兰开着一个有关金属器材的批发店。他说他们店已经关门快一周了，他准备周六上班了就回去开店。我说不害怕吗？姨夫叹了口气说，没有办法，现在经济压力太大。他说他们2月28日战争打响那一天，整个商厦都关门了直到现在，已经通知他们周六商厦开门。他说很多人都欠着货款，他打电话问都说现在打仗没有办法付钱。他还给我看手机上的短信，他说他感觉可能有人想以战争为借口把欠债一笔勾销。他又问我，你们中国为什么支持这个政权？我说中国也没有太支持，因为和伊朗有商业往来，只是政治上支持，而且中国很低调，不可能像外界想象那样“全面站队”。姨夫说，这样最好。他还说他去过广州做生意，参加过广交会，很喜欢中国人。他讲这些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心里更复杂：两国普通人间的好意是真实的，但大国之间的难处也是真实的。姨夫还说，现在他最担心的是经济，战争让本来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人们担心美元上涨，物价上涨，战争下没有收入，压力更大。他希望战争早点结束。

午饭开始了，穆森岳母和姨妈端上了热腾腾的豆角肉末饭，还有蔬菜沙拉、藏红花米饭，和自己腌好的酸菜、酸奶，五颜六色地摆了一桌子。大家围在一起，我坐在那儿吃着香甜的饭，忽然有一种恍惚：原来“战争”并不总是致命炮火，还有一家人抱团取暖、耐心等待的温馨。在这间屋子里，女人们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饭做得热腾腾，笑声充满了整个屋子。有一瞬间我甚至忘了外面在打仗。我对她们说：“这是我这几天里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光。因为家人在一起，真的能把恐惧压下去一点点。”

离开时，岳母还给我打包了豆角饭、大麦汤，让我回去饿了就吃。穆森的妻子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再一起庆祝。”我点头，说好。我太希望那一天能快点到来。

回程路上，司机接到妻子电话，说家附近疑似军营被炸，玻璃哐哐响，十岁的儿子和妻子吓坏了。司机人在路上，只能先让大女儿和女婿赶过去陪着妻儿。他说出租车公司只剩两个司机还在跑，其他人早已撤离——有人去了北部，酒店都满了，很多人搭帐篷睡车里。司机说他每天出来跑车压力也很大，家人也很担心，时不时打电话问他是否安全。但是他没有办法，要付房租应付生活，现在物价涨的这么高，要是不工作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他也希望战争尽早结束。

在穆森家的时候，中国朋友L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睿姐，我们家对面昨晚有人持刀入室抢劫，挨家挨户把金子、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打电话警察也没有来（因为警局都被炸了没有人接电话），你一定要小心。”我听完真的毛骨悚然。战争的哐哐声我已经听习惯了，可我突然意识到：我真正害怕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地面上没人管的黑夜——一个人住，门外如果有人拿刀闯进来，你连“报警”都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把这种恐惧告诉穆森。我说：“我其实不怕战争，我怕的是抢劫。”穆森让我先把家里门都锁好，有事立刻联系他。可那种不安全感还是像一层冷汗贴在背上——因为它不是来自爆炸，而是来自秩序的松动。

回到家我开始写稿。楼下的门卫帕里维兹上来找我，说他大儿子在阿曼打工，听说阿曼也被导弹波及，他急得不行，问能不能用我的网络联系一下儿子。伊朗现在全国断网，大家了解的信息还不如外界知道的多。我去过穆森岳母家，他们也没网；他们连看外媒的卫星电视都被干扰，只能盯着伊朗国家电视台。伊朗妈妈那边也是一样，她经常打电话过来问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今天的德黑兰，变成了一座靠“人和人互相打电话”维持信息流动的城市。你问我，我问你。消息像雾一样在楼道里、电话线里、家庭聚会时亲朋好友的对话里弥漫，借此维持一点确定感。

门卫终于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又给他在库尔德省老家的老婆打，让他们连线。然后他又给亲家打，让他们和儿子儿媳连线，一圈“报平安”打完，他长出一口气，对我说“谢谢”。

我也把我听到的抢劫消息告诉他。他安慰我说：“我们这条街好几栋楼的门卫都是库尔德人，彼此认识，已经商量好——谁家出事就互相通报、互相照应。你放心，只要我在，有事你就叫我。” 他还叮嘱我把外面的铁门全部锁死。我听到这句，心里突然松了一点点——那种安全感不是来自国家，不是来自制度，而是来自一个具体的人、一条具体的街、几扇互相看得见的门。我立刻把铁门反锁，听见锁扣“咔哒”一声，像给自己加了一条薄薄的护身符。

今天我依然在连线、在写稿。可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战争把人逼到一种很荒诞的状态——你一边追着爆炸写新闻，一边又要学会像普通人那样，担心被抢劫和偷盗。门卫的一句“我在”让我安心不少，幸亏他在。以前我们也有邻居对他很有微词，说他太不精心，自己经常在外面找活打工，不好好承担门卫的职责。但现在战争到了，门卫自己把妻子和孩子送回库尔德省的老家，自己单身返回来守卫这个楼房，我真的对他充满了感激。在崩塌的秩序里，人和人抱团，是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夜深以后，我又看到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要为被击沉的伊朗军舰报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伊朗的军舰在印度海参加演训，会被击沉，这严重违法，美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我突然觉得，这世界像是退回到一种“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丛林逻辑——战争不只是把城市炸碎，也把人对规则的信念一点点炸碎。

正在写稿，在南部格什姆岛做生意的朱总打电话来。他是那里的华商主席，我很惊讶他还没有离开。他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大巴扎批发市场一带落脚——那边目前没有明显被袭击的目标，街区相对平静。但他也明确感觉到，今天空袭比较厉害。他们还去海边看对面阿巴斯港，好像那边的炼油厂被袭击着了火。

他说原本这两天要发工资——每个月一次的那种固定发放。但因为战争，银行突然关掉，工资没发出去，货款也压在手里，账目全卡住。他本来计划趁伊朗新年诺鲁兹节回国，现在完全走不了：没有航班，海上也走不了。如果撤离，只能考虑从北方走陆路，去土库曼斯坦等邻国的边境，但距离很远、路上不确定因素多。他说自己现在的想法是：先等银行恢复，把该付的账尽量付掉，给工人的工资结掉；如果战事没有缓和，他再认真考虑撤。

他问我德黑兰情况。我告诉他，德黑兰最近轰炸确实更密集。我提醒他，其实呆在家里一般不会有大问题，关键是你住的地方旁边是什么。我观察，现在有些被炸的点，除了一些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军事安全设施外，那些表面看是体育场、医院、甚至民用建筑，但往往是因为附近出现过军事或者安全人员聚集点、或附近有军事设施、警务机构、或某些敏感人员的活动。我建议他避开敏感地点，不要靠近军营、警察总局、派出所或革命卫队相关驻地，或者那些有当局高层出入的区域。宁可去普通民居或者农村，只要是“纯居民区”、没有军事设施，风险相对小；哪怕去更偏的地方，只要不靠近目标，反而更安全。另外，如果必须陆路撤离：尽量结伴、少停留，保持连续行驶；另外避免跟大型货车长时间同行——因为有人担心大货车可能被误认为“伪装的导弹发射车”。另外使馆那边在各边境都有人员安排撤离，一旦决定走，最好提前把路线、人员、车辆信息报备，边境口岸通常会有协调机制，能减少临时卡壳。

他说南边这两天动静又变大了，之前没那么响，但今天、昨天突然多起来，他们也有点担心。最后我也叮嘱他：如果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一带动静变大，别硬扛，能往没有驻军的区域挪就挪，就踏实在家待着，少出门，应该没事。

通话结束后，我又接到伊朗妈妈的电话。她问我怎么样？她说她们那里（德黑兰东边）还在炸。炸的很厉害。另外，她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她的声音比平时低，像是怕惊动什么，又像是怕被什么听见。她没有直接谈战争，却把战争最真实的样子，一点点说给我听——不是导弹，不是战报，是人心散了、秩序松了、生活裂开了。

她先说了一个细节：爸爸去熟人超市买东西，回来时说听超市老板说，一个打扮得非常精致的女人——头发染一次可能要花几百万土曼的那种——昨晚竟然在店里偷了香肠。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伊朗妈妈说这不是“道德沦丧”那么简单，她觉得这是一种更深的信号：很多人失业了，年轻人被困在家里，生活撑不下去，体面先碎了。伊朗妈妈还说她每天都吃的药，一个月三十粒一瓶，她通常会买两瓶用两个月，两瓶价钱是一百三十万土曼，但她今天打电话给药房说送不了，她自己出去买，价格却成了一瓶价格是一百三十万土曼，她说才不到一周同样药的价格就涨了一倍。

我也和她说了中国朋友打电话提醒我的事情，说公寓楼里，有人拿着刀闯进楼里抢劫。金子、钱、能拿走的都拿走了。住户吓得报警，可警察不来。伊朗妈妈提醒我：晚上别乱开门，门铃响了也别轻易开；不认识的人不要放进来，送货的也要先确认。她还说，你家后来换成铁门是对的，以前木门踹两脚就开了，现在至少多一道防线。她还告诉我一个变化：现在连警察也换成便衣了，他们不坐警车，开私家车在街上转。她说派出所也被打，治安更乱了。她在街上看到一些拿枪站岗的人，长相像地痞流氓，像“谁都不认识、谁也不负责”的那种人。万一有坏人假装警察的话就麻烦了。她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安全人员要你交手机，你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给他，万一他抢走了你也没有办法，警察都找不到。我说路上看到有很多检查站，她说得很直白：靠几个检查站维持不了秩序，国家必须要有秩序，必须要有人管。

她又讲了两个故事，说她的一个熟人前几天开车去北部，路上翻车，没有等到救助，反而是有人乘乱先把车里的东西偷走，连备胎都没放过。这让我愕然，因为我之前看到过的伊朗人非常热心肠，如果半路车坏了，就有很多人自愿停下车来帮忙。我们自己就遇到过一次。伊朗妈妈继续说到，这个受伤的女人身上没银行卡，没法付医药费，只能打电话回德黑兰求亲友转钱。另一个是爸爸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有伊朗的防空拦截导弹没爆炸，直接掉进民宅，从屋顶穿到一楼，再穿到车库，把两辆好车砸烂，他们的房子也毁了。

电话快结束时，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很急。她说：你们做报道一定要去人多的地方，别一个人跑；怕遇到骑摩托的抢设备，抢了你也没处说理。她不是在“危言耸听”，她是在用一个普通人的直觉告诉我：当秩序开始松动，危险不只来自天空，也来自街头。这时候电话响了，伊朗妈妈在接电话，伊朗爸爸接过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反复提醒我要小心，他说：“我害怕的不是你躲在家里，我害怕的是外面‘没有人管’。”

电话里，伊朗爸爸忽然换了更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沉的话：“刚刚一个小时前，所有权力都交给了革命卫队。”他解释说，这意味着进入了“紧急状态”：很多决策会更集中、更军事化，“现在不是谁出来讲话就能解决的”。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像在组织措辞，又像是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只是提醒我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要单独出去。如果要去拍，就跟着媒体大队伍一起走。人多，才像一种保护。他甚至不太赞成我用大设备，怕被抢劫。他说：现在很多人穿便衣、没有制服，你分不清谁是执法，谁是安全人员，谁只是借乱局做坏事的人。

挂电话前，他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像所有父母一样，最后只剩一句朴素的叮嘱：“在家就把铁门锁好，别给陌生人开门。听到什么消息先别慌，有事马上打电话。太危险的话，就来我们这里。”

电话挂断后，房间里很安静。可我知道，真正的危险并没有停——它只是从天空落回了地面，变成了人们对“秩序还能不能撑住”的担心。战争让人害怕的，从来不只是爆炸那一秒，而是爆炸之后：谁来负责？谁来维持？明天还能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样运转。

晚上九点多，我原本想把在穆森家拍的视频剪完。就在这时，F教授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有没有播出今天的采访。我说已经发出了。他说其他都还好，千万不要用那些似乎为政府辩护的话，要尽量客观不站队。他以前做过外交官，退休多年，在外交学院教书。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他算是一个很中立、很克制的学者——不偏政府，也不替反对派说话，更像一个分析局势的人。但这一次，他显然被“站队”这件事吓到了。

他说，伊朗波斯语海外媒体“伊朗国际台”把他“挖底”，把他过去的履历、他接受采访的片段拿去做文章，还写信给他女儿在澳大利亚的大学，说“你爸爸是体制内的人”，要求学校让她辞职、把她“赶出去”，甚至还骚扰、威胁他女儿。女儿哭着打电话给他，他好几天睡不好，心脏都不舒服。教授在电话里反复跟我说一句话：“你写可以，但别让人觉得我在为政府说话。”

他同意我写两点：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一到两三周；以及冲突拖长会带来更大的地区风险。但当我提到“战争越久，越多民众可能会站到政府一边”这个判断时，他立刻说：别写。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而是因为他怕——怕这句话被人抓住，变成标签，最后变成压力落到自己孩子身上。

这种“被迫站队”的压力，其实不只发生在他身上。我也想起今天看到的另一种撕裂：有在中国的伊朗留学生在网上留言跟我说，你报道宫殿、学校受损，其实这些地方是被波及的，是因为旁边有军事机构，并不等于以色列在“故意打民用设施”。我其实在报道里也说过：很多地点不是直接目标，是被波及。但在现在这种情绪里，解释常常没有位置——你只要讲事实，就有人问你立场；你只要不骂某一方，就有人说你站队。

我还想到那些在中国自媒体上的伊朗网红，他们也常被攻击“洗白”。可他们在伊朗，哪里敢轻易批评体制？现在舆论抓得严、监听多、便衣也多，他们自己或家人还在这里，谁都知道“说错一句话”的代价。于是很多人只敢拍日常：公园、超市、街景、花市。即便这样，也照样会被骂说是粉饰太平。

我看到伊朗媒体还发出提醒：让摩托车和引擎声太大的车尽量别在城里乱跑，因为很多人神经紧绷，听到轰鸣就以为战机来了，会加重大家的恐慌和焦虑。

穆森晚上打电话说，今晚要把妻子孩子带去市郊卡拉季，去亲戚别墅待一晚，让孩子缓一缓换个环境。我说你去吧，但明天要不要回来，看情况。命最重要，工作能做多少算多少。这几天我越来越确定：疲劳会让人出错，而战争里，一次出错可能就是伤亡。

今天，指导部外媒司还通知我们去拍被炸的阿扎迪体育场。我说有两档连线没有办法去。穆森说他去拍。我说不要去，在家好好陪陪妻儿。今天那座一万两千人的体育馆被炸得很惨。我曾在那儿看过大型赛事，那是国王时期建的体育地标，办过亚运会。可现在，说毁就毁了。以色列媒体解释，很多体育场被当作巴斯基民兵、安全人员的集结点，所以成了目标。

我看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打下三架F15战机、打下20多架美以无人机，据说一架无人机就造价三千万美元。F教授说现在双方暂时打了平手，接下来就看谁更能忍。谁能忍受的时间越长谁就赢。换句话说伊朗的经济本来就不好，伊朗也无所谓再大的打击。但美国和以色列还有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以及全球的经济和油价都承受不了太长的时间。我的理解就是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伊朗人能忍，有很强的韧性，伊朗军方的话语也很强硬，已经向美以发动了第20波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好像“我们还很强”。可我心里知道，损失也在累积——那些建筑、道路、日常秩序、人的神经、人的信任，都是看不见的伤口。但伊朗人很能忍，也很有韧性，苦中作乐，该干啥干啥：炸弹飞着，花也照卖，蛋糕也照做，街边仍有人摆着一束束迎接春天的花。

傍晚接到使馆郭主任电话，他还在土库曼斯坦边境安排撤侨， 他特意问我近况，提醒我注意安全。我说我这边还好，基本都在家里，不怎么外出。聊到撤离与联络，我提起格什姆岛的朱总，主任说他已经打过电话，如果他们想走，使馆会协调走伊拉克口岸。但我们都知道，伊拉克线也不算安全。主任说，今天有人从阿巴斯港凌晨出发，坐大巴往马什哈德方向赶，六个人，今晚或明天凌晨才会到。他说晚上还要去接一下人。我听了感到温暖和欣慰，感到有依靠。我要真的实在坚持不住，后面还有使馆。在这战乱时代，对华人最安慰的是，无论何时，也有人会一直在边境守候，帮助那些风尘仆仆想要撤离的人。

我们又聊到物资和物价。

主任说外地其实不太明显，他一路出来，很多地方几乎看不出战争痕迹：超市灯火通明，供应也还行，没见到抢购把货架搬空的情况。这其实和上一次12天战争有点相似，我在北部小城镇的朋友说真没感觉到打仗，连炸弹声都没有听到，他们的生活照常。我想这一次战争的烈度和范围和上一次战争不可相比，但最受影响的应该是德黑兰，每天都在听到爆炸声和战机声，药品、日用品也都在“涨价”。挂电话前，主任还叮嘱我：出门尽量跟大队伍走，不要单独跑；不行就撤，别硬扛。

电话挂掉后我坐在屋里，突然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德黑兰的战火似乎缓和一点了，但城市里另一个更阴暗的东西正在冒头——当秩序松动，危险不只来自空袭，也来自人心和生计的崩塌。但是我自己又有点疑惑，可能这只是极少数人。我平日看到的伊朗人，是有很高素质的。他们很有同情心和爱国心，非常好客、乐善好施、乐于助人。

今天我从穆森家出来，还看到路边有个人站在一个很大的空地上给很多鸟喂食，很多鸟都栖息在那里，它们也不怕人，在地上不停啄米。我还心里感叹战争之下人们不恐慌不焦虑，还惦记着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我看到有朋友说从德黑兰逃到北部，酒店的老板非但没有涨价，还给来投奔的人打三折。这与我在去年12天战争中的情况相似。伊朗人的互助精神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在困难面前，他们会更团结更有向心力。想到这里，我又觉得应该对伊朗的文明和市民社会有信心。

我相信，伊朗社会不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