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国际妇女节将至。比起讨论宏大命题，这次我们更想聊聊那些最贴近身体的细碎日常。

不久前，我们找到了几位践行“No-bra”的女孩。她们选择不穿内衣的初衷很简单：为了让身体不再被“箍住”，为了让皮肤更自由地感知四季。这本该是一个私人且自在的决定。但从内衣发明的那天起，对女性来说，它就不止于一块布料，而是一种关于“得体”的长期规训，也关乎每一刻的呼吸与健康。

当然，我们更希望这些关于身体经验的公共讨论，不只发生在3月8日这一天——我们期待女性的健康与自我意识，在每个日常，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关照。

文丨高敏 编辑丨雪梨王

贝果从来没想过，自己丢掉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可能和没穿内衣有关。

试用期不满一个月，她被HR叫进了会议室。对方先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了工作进展，随后话锋一转，目光直直地落在她当天穿的灰色吊带上。

“你是不是没穿内衣？”HR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审判式的礼貌。

贝果蒙了，随后点头，“是，我没穿。”作为一个23岁的应届生，她不懂HR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想过，有人会盯着自己的胸部看。

HR展开了她的论述，大意是“公司不允许这样”“老板是个很传统的人”。贝果感到“被冒犯”，她试图解释这关乎“身体舒适”，以及“No Bra（不穿内衣）”的流行趋势，但沟通失效了。那个周五下午，她收到了离职通知书，理由是模棱两可的“不能胜任岗位”。

一件内衣，为何能成为衡量职场胜任力的尺度？身体的舒适，凭什么要让位于他人的视觉观感？贝果至今无法理解。在“得体”与“大方”的社会叙事下，女性的胸部似乎从未真正属于她们自己。它被要求聚拢、上托、隐匿，成为一种需要被高度管理的“公共器官”。而当她们试图摆脱掉这层束缚，往往会遇到来自家庭、职场与传统审美砌成的高墙。

对贝果和很多践行“No Bra”的女性来说，这更像是一次关于身体主权的重新确认。当她们决定不再为“得体”而穿内衣，她们究竟在对抗什么？

剥离那层布料

女孩们脱下内衣的初衷很简单，为了舒服。

贝果从大二开始就不穿内衣了。北方的冬天很冷，裹在厚外套里，完全看不出穿没穿。也因此，很多女性会选择在冬天剥离那层紧裹着身体的布料。第一次摆脱束缚时，贝果觉得无比舒爽，“身体不再被勒着，骑电动车时胸部可以随意晃荡。”

后来她去深圳帮姐姐带小孩。在这个包容的城市，她尝试彻底摆脱那层布料的束缚——刚开始，她学着社交网络上大家分享的经验，贴上医用的输液贴，据说透气又方便。试过两次后才发现，胶带带来的红肿与瘙痒比内衣更具侵略性。

她索性不贴了。走在深圳街头，她抬头挺胸，发现无人在意。这种自在感，成了她对抗世俗审美的勇气。那之后，不穿内衣的习惯便被贝果带回了学校，直到现在。

石猴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她不穿内衣两年多了。起因是2023年那个黏糊糊的夏天，她实在不想在T恤里再多穿一件内衣。替代方案是胸贴，她买了好多胸贴，却发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一次性胸贴黏性太强，撕下来时胸部会痛；反复使用的，又极易藏污纳垢。

石猴最终意识到，在东亚文化中，人们对激凸的恐惧，本质上是将生理特征强行嵌套进“性引诱”或“不检点”的道德逻辑。为了在保持舒适的同时，又不被凝视，她放弃了黏糊糊的胸贴，但也收起纯棉的白T恤，换上材质硬挺的上衣或裙子。

那个最热的夏天就这么度过了，内衣也没有再穿回来。

小猴的记忆则停留在2017年。那年她读大学，内衣广告宣扬的还是“聚拢”“塑形”和“性感”。为了迎合所谓“饱满挺拔”的胸型审美，那个时期的女孩大多穿着聚拢文胸，但“从来都不太舒服”。

“这是一种为了视觉上符合他人审美体系，而压抑自己身体感受的选择。”感受到来自钢圈的勒痕和压迫感后，小猴放弃了这种迎合。再往后，她扔掉了所有带钢圈的内衣，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舒服”，即便后来“无痕”“裸感”成为内衣流行的新关键词，在她看来，都不如不穿来得自在。

纪录片《人工奇迹：造个好Bra》剧照。

不适感，从穿上内衣的第一天起就如影随形。

小意记得，穿内衣时，她总要时刻审视自己：是不是领口太大，露出了肩带；每次手背到身后扣背扣的时候，难度并不小；穿无痕内衣倒是不会觉得太勒，但它承托力不够，抬手的时候，罩杯会滑上去，将胸部切分成上下两部分。她提起更早之前，上小学时，发育较早的女生，会被男生取诸如“奶牛”之类的绰号；穿脖子后面系带的内衣，总会被坐在后座的男生故意解开；哪怕有同性善意提醒肩带露出来了，也会带来些许尴尬。

“好像胸部是个令人羞耻的器官，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要包裹上一层布料。内衣也跟着变得羞耻——你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胸，穿上内衣，也不能让别人看到内衣。”小意说。

规训的针脚

女性天生就该穿内衣吗？

2025年12月，一位母亲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女儿哭着说不喜欢穿小背心”。但作为母亲，她觉得“我是为她好”。

帖子火了，下方汇集了5000多条评论，小意也在下面留言，“我觉得穿不穿要由你女儿决定，你可以告诉女儿，如果不穿可能会遭受异样的目光，但那些异样的目光是错的……”这条评论得到了1.5万点赞。

小意明白，妈妈是为了保护女儿，让后者不会因为隆起的胸部遭受异样的目光。但这种所谓的“保护”，往往是规训的起点。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发育的胀痛和茫然一起到来。父母在外打工，她是留守儿童。奶奶买了小背心给她，告诉她“该穿了”，却没教她“可以脱”。于是，内衣像是成了她的“第二层皮肤”，睡觉都不敢脱，“脱掉反而觉得身上一凉，没了安全感。”

直到十四五岁，有一次和母亲一起睡时，母亲说，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内衣脱了，这样对身体好。那之后，小意才试着在宿舍的床上拉起帘子，将全身的衣服脱干净，皮肤与被子第一次贴在一起时，“暖融融的，很舒服”。

这种迟来的知晓并非个例——她在社交媒体做过一个有关穿内衣程度的投票，58410人参与。其中冬天、睡觉都穿内衣的有5478人。

石猴穿内衣的启蒙来自初中同学。那时她的胸部刚刚隆起，同学说了句，“你该穿内衣了”，她便跟着去买了第一件带钢圈的文胸。贝果则是在高中——那是她最希望“变美”的阶段，为了得到别人的夸赞，她开始穿聚拢型内衣，以凸显身材。每天回到家，胸部下方都会被勒出许多红印，“当时也不觉得难受，或者说，为了美而选择忽视了自己的身体感受”。

“从来没想过可以不穿（内衣），社会规训从来都是这样子。”贝果说。

电影《七月与安生》剧照。

对身体的纪律化管理，在社会学意义上被视为一种权力运作。正如福柯所言，权力通过对个体身体的规训，可以制造出“驯顺的身体”。

而这种规训的针脚早已透过内衣，缝进了女孩们的成长中。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胸衣出现在公元4世纪的壁画上，画中正在参加古罗马运动会的女性上身穿着类似抹胸的衣服，简单实用。

到了16世纪，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喜欢使用以花边、金属骨架和鲸鱼骨制成的紧身束胸衣，欧洲审美开始推崇这种被称为“美丽刑具”的束胸衣。女性的身体被布条和金属紧紧包裹并勒到极致，以收起腰身、抬起臀部、托起胸部，凸显线条美。

直到1910年，时常出入舞会的玛丽·菲尔普斯·雅各布用了两块丝绸手帕和一条粉色丝带简单缝合后，制成了更舒适和健康的胸衣——这也成了现代文胸的雏形。梳理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女性的身体始终被工业化、道德化地塑造。

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中国掀起过一场内衣革命。当时的先锋女性们走上街头，要求夺回身体自主权。鲁迅、胡适等人也相继加入，开始批评束胸，尽管他们大多是从“束胸危害女性哺乳，从而危害后代”的角度发声。

之后，政府开始倡导“天乳”，对于不进行放乳的女性，要采取罚款措施。西方的文胸在彼时传入，但最初并不被中国女性接受。直到阮玲玉、胡蝶等女明星率先穿起来后，才引得名媛们跟风购买，之后普及到更大规模的中国女性。

就这样，内衣从束缚，变成了“现代女性标配”。

随着商业广告将内衣与“魅力”“自信”深度捆绑，女性再次陷入了另一种循环——鲸鱼骨虽已消失，但海绵和钢圈依然在对乳房进行“上托”和“聚拢”，以符合特定的、被观看的审美范式。这也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女性的内衣启蒙。

历史与社会的规训编织成一张细密的网。但眼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尝试从网眼中挣脱。

脱下内衣之后

脱下内衣，只是对抗的开始。对于贝果们来说，当这种私人的舒适进入公共视野，便成了需要解释、辩护甚至为之抗争的行为。

最先遭遇的是温情的规训。母亲、祖母、姐姐，这些本该最亲密的女性，往往率先扮演起管训者的角色——“我是为你好”“别人会说闲话”“这样不雅观”，在爱的名义下，规训代代相传。

石猴被母亲多次提醒“你这样有点露”。

“又没人会盯着看，除了你。”她每次都怼回去，母亲便不再多说。因为经济足够独立，她拥有了在家里说话强硬的底气。

小猴最初也被母亲阻拦过。践行No Bra的第六年，她给母亲写了一段话：

“你总觉得‘不穿内衣会下垂’，但我这些年身体更放松，循环也通畅了很多，其实早有研究表明：不穿内衣反而能增强胸部支撑肌肉。我不是来争论对错的，我只想告诉你：不穿，也可以很好。我穿衣服只有一个标准：让自己舒服。从那（No Bra）以后，我觉得身体终于不是被“卡住”的，是松的，顺的，轻的，心情也能流动了。”

No Bra后，小猴觉得身体终于不被“卡住”了。

小意的留言区，有个女孩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当母亲告诫她不穿内衣很丢脸后，她带母亲走上街，指向每一个路过的男性，告诉她“你看这个男人的乳头露出来了”。

从此，母亲彻底放弃了说教。

职场则是最残酷的战场。当被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后，贝果用手机拍下了工作电脑上的对话、时间和日期，随后打开手机录音去找HR和老板谈判，要求2N的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公司拒绝。之后，她在所在区的人社局小程序提交了劳动仲裁。

“公司的规定里并没有要求一定要穿内衣，HR只告诉我要衣着得体，但男性可以穿背心，可以凸点，为什么女性不可以？”她搜索法律条款、收集证据、准备光盘、提交仲裁材料。其实她才工作不到一个月，2N赔不了多少钱，贝果说，这么做，只是为了尊重自己的感受和维护穿衣自由，“不能被他们平白无故这么对待”。

公共空间是凝视的集散地。街道、地铁、商场……女性的身体时刻处于被审视的潜在状态。于是，石猴会通过更换材质硬挺的衣物来规避凝视；小意则在地铁上，学会“盯回去”，让不怀好意的观看者先行告退，

而从她们拒绝规训开始，人生的视野也随之拓宽。

刚毕业时，小猴像其他大学生一样，恨不得一天跑三场面试。一家公司的面试官问她，如果你做好的图我一直不满意，希望你一直改，强制你加班，你会愿意吗？小猴一下被问住了，但也清醒了——这不是她要的生活，她得远离。那之后，她专心做起了自由职业。如今经济已经足够独立，可以为姥姥买几千块钱的真丝衣服，也会花三万元去三亚看海，随时善待自己。

石猴在陕北小城的体制内工作，所处环境相对传统、闭塞。但她始终在有意识地尝试着一些生活实验，比如不穿内衣，不评价他人外貌，不讲“男的怎样，女的怎样”，拒绝标签化的性别表达。

她还尝试着在这座小城办一些线下沙龙。在小城市坚持自我，像是日复一日的抗争。周围人都在谈论房子、车子和孩子，她却在谈论女性主义、主体性和权力结构。经济独立让她有了底气和选择的自由——包括不生孩子。面对双方家长的催生，她和丈夫有一套策略，先说找人算过八字不宜生育，再称“身体有问题”。就这样拖了五年，家人渐渐不再追问。

小意则从内向、不敢发声，变得热衷表达。她会分享不穿内衣的经验，写关于电影中亚裔女性形象的论文。“我开始信任自己的感受，”她说，“以前是不敢说，现在是敢于说，而且一定要说。”

贝果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她依然坚持No Bra，同时在等待仲裁结果。

在一次公司拍摄中，她被选中当模特。拍摄需要穿上很修身的家居服，她告诉摄影师自己没穿内衣，“这你都告诉我？”对方有些惊讶，给她在衣服里加了件背心。

贝果承认，因为摄影师是男的，这多少会让她感到有些羞耻，“可能我的潜意识里，面对男性时，女性胸前必须有遮挡物，但我在努力克服（这种想法）。”

贝果在健身房。她希望自己更强壮、更锋利。

石猴将自己的实践比喻为“往平静的湖面扔石头”。

如今，这样的石头变得越来越多。社交媒体上，#no bra# 的话题有数千万浏览，内衣品牌开始扎堆推出“无尺码”“零感”产品，医学界也在科普“不穿内衣不会带来胸下垂”“内衣的功能只是为了让胸部不要乱动”。变化缓慢，但实实在在发生着。

“不是一定要坚持穿或者不穿的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的自由。”石猴说，“我只希望当一个女性不想穿内衣的时候，她可以不穿，她有说‘不’的权利。”

或许有一天，正如小意所说，内衣会回归它的本质——像袜子、围巾或任何一件普通衣物一样。穿或不穿，只关乎当天的场合、心情与天气，而不再关乎羞耻、得体与道德。

那时，这不再是一件需要琢磨或权衡的事。 她出门，迎接属于自己的一天。

（文中贝果、小意、石猴、小猴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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