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中国刑法学的一面旗落下了。

昨天，高铭暄先生去世。

很多年轻律师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可能是在法学院课堂，在那本厚厚的《刑法学》封面上；也可能是在法考的主观题解析里。

但如果你读了今天的内容，就会明白他不只是「教材作者」，他几乎参与塑造了我们今天理解犯罪与惩罚的方式。

他不是站在法庭上声嘶力竭的明星律师，他是站在法治结构背后，替一代又一代律师「搭地基」的人。

北上的渔村少年

1930年代出生在浙江小渔村的他，成长在一个几乎没有「现代刑法」概念的时代。

父亲在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工作，叔叔和大哥也从事法律职业，少年高铭暄对父亲从事的司法工作耳濡目染。

那时村里偶有土匪绑票、罪犯杀头的事，这些社会现象和法律问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加上他喜欢看包公断案一类的小说，法律的情结，早早便在心中埋下 。

1947年8月，他考入浙江大学法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李浩培教授。

李浩培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法学家，后面会专门写一篇

彼时李浩培是法学院院长，亲自教授刑法总则。

他的课堂从不照本宣科，这让高铭暄对刑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暗下决心要做李老师那样的学者。

1949年，杭州解放，浙江大学法学院撤销。为了继续学业，李浩培将他推荐到北京大学。

那时离杭赴京需要通行证，浙江大学给他开了一张油印纸，上面写着「国立浙江大学学生旅行证明书」，盖着大红校章，日期是1949年9月16日。

这张纸成为了高铭暄「一生理想的通行证」，他一直珍藏着。

高铭暄从浙江大学转到北京大学时的通行证

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他赶上了开国大典。

他和同学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一刻，他也许并未想到，自己将用一生的时间，为新中国的法治大厦奠定最坚实的基石。

1951北大法本科毕业后又去到人大继续攻读法硕

25年磨一剑

1953年，高铭暄以全优成绩从人大法硕毕业，留校任教。

26岁的高铭暄可能怎么也想不到，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将改变他的的一生。

那时的中国，正急需一部属于自己的刑法，年轻的高铭暄被抽调到全国人带立法小组，参与起草。

当时，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被废除，旧法人员退出司法队伍，立法小组毫无经验可循。

真正刑法科班出身的，只有他一人。

民国24年《六法全书》

1955年，他们拿出第一稿，之后必然是是无数次的讨论、修改、再讨论。

1957年，草案已经出到了第22稿。正当征集意见全面展开时，「反右」斗争开始，立法工作中止。

1961年，立法第二轮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修改，1963年拿出第33稿。送审之后，杳无音信，立法工作再次中止。

紧接着是「文革」，法制建设遭到极大破坏。

高铭暄后来感叹道，“在全世界的法制史上，很少有如此漫长、曲折的起草历程。人生一世，百岁如是高寿，这里耗去的25年，已然去了四分之一。”

1978年人大复校，他冲进保密资料室查找当年的立法资料，许多已经遗失损毁。

人大复校时校门，图源人大

但他来不及悲伤同年10月，立法第三次启动。40多人组成修订组，在第33稿基础上修改，大的修改又有5稿。

1979年7月1日下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进行表决。

高铭暄坐在人民大会堂三楼，看着会场。

五届全国人大闭幕，图源新华社

代表一致鼓掌通过的那一刻，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

那一刻，中国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刑事法典。

从1954年到1979年，25年，38稿，高铭暄是唯一全程参与者。

高铭暄保留了当年的各种资料文件，将那些讨论、争议的焦点全部写入书中，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精致的「90后」

91岁的高铭暄为学生授课

高铭暄不是那种只活在论文和教材里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90后」。

92岁，他应法学院邀请为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

93岁，他在教师节表彰大会上为青年教师作讲座，前一晚把16页手稿改到凌晨两点。

参加《我的艺术清单》节目录制时的做的「功课」

他会在给学生改论文时，甚至会细致到标点符号。

一个学生回忆道，当初胸有成竹交上了论文，可返回来时却被红笔密密麻麻标注起来。

高铭暄评语说：“写得不错，只是逗号有点多。我年纪大了，一气读下来快喘不过气“。

他记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甚至在新书分享会上有人找他签名，他都要一个个问清楚名字，一笔一划地写。

哪个字写得不称心，就让工作人员换一本，重新签。

但你要是以为他是个只会抠细节的老学究，那就错了。

60多岁开始，他就让学生教他用电脑、玩手机，微信、上网、电子邮件全都学。

90多岁的时候，又给自己立了个新目标，每天在APP上学英语一到两个小时，目标是能够开口流利说。

凌晨两点的朋友圈里，偶尔能看到他英语学习的打卡记录。

他爱唱京剧，唱了一辈子。

小学时村里请戏班子，听多了就能整段整段地唱。后来每逢年会、学术会议，总有人起哄让他来一段。

但他最喜欢唱的那一句，是从小跟着父亲学的，《洪羊洞》里的唱词：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这句话，他唱了八十多年，也做了八十多年。

法律行业从来不缺明星，缺的是，把制度一点点垒高的人。

高铭暄先生走了。他留下的，不只是书架上厚厚的教材，更是一种示范：

做法律人，既要能耐得住25年不出成果的寂寞，也要能保持98岁依然向世界提问的好奇心。

先生远去，但那张「理想的通行证」，已经发到了每一个法律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