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视觉中国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就裁判文书网“法官隐名”一事作出回应，再次将公众视线聚焦于司法公开这一重大议题。1月7日，最高法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向媒体明确说明：“按照有关要求，在案件中依法履职的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姓名，在上网文书中不作隐名处理。此外，案号作为区分案件类型、次序的重要标识，也予以保留。实践中，因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隐名要求，错误将法官姓名和案号也都隐去，显属不当。最高法已关注到上述问题，目前已安排相关法院整改。”

这一说明虽然澄清了“操作失误”本身，却也将一个更深远的命题推至台前：看似偶然的技术疏漏，实则如一棱镜，折射出中国司法公开在经历十年“单兵突进”后，所面临的深层系统性压力与转型阵痛。从早期“应公开尽公开”原则下的迅猛增长，到近年上网文书数量的剧烈波动，再到为平衡隐私保护而引发的争议，这项承载着推动法治进步使命的工程，其道路可谓曲折。我们不得不深思：如何才能真正将这件“好事”办好，并使之行稳致远？

裁判文书上网数量的“过山车”式震荡

要全面理解当下的争议，必须回顾裁判文书公开的宏观数据轨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官方数据，其波动之剧烈令人瞩目：2020年上网文书达1920万件，为历史峰值；2021年降至1490万件，同比下降约22.4%；2022年为1040万件，降幅扩大至约30.2%；2023年更是降至511万件的低谷，同比骤降50.9%。而在2024年，数据强势反弹至1040.2万件，同比大幅增长约103.5%。这种“断崖式下跌”与“V型反弹”交织的“过山车”行情，清晰地反映了系统处于深刻调整期的不稳定状态。“法官隐名”事件，只是这一宏大背景下的一处显性症候，远非“操作不熟”等偶然因素所能解释。

“震荡式变化”背后的三重压力合围

首先，是基层法院“人案矛盾”与无限公开责任的叠加压力。裁判文书上网已从一项改革荣光，演变为一项压在办案法官肩头的繁重行政负荷。据《法治日报》报道，全国民事法官年人均结案超过350件，“五加二、白加黑”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每一份文书所必需的精细化隐私筛查与脱敏处理，都构成了对有限司法资源的严峻挑战。当考核指挥棒变化，数量收缩便成为一种本能的减压选择。

其次，是公民权利保护与数据安全风险陡增带来的倒逼压力。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出台与实施，社会对隐私保护的诉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庞大的裁判文书库也成为商业爬虫和无序数据挖掘的目标，甚至被“黑灰产业”利用，带来了难以管控的外部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亦坦承，正是出于对此类问题的回应，才启动了以“严格风险筛查、完善公开标准”为核心的针对性整改，这直接导致了上网数量的战略回调。

最后，是公开“规模效应”与“实质效能”失衡催生的改革压力。十年累积，中国裁判文书网在拥有过亿文书的同时，也暴露出检索不便、质量参差、权威性不足等问题。海量普通文书与具有重要法律价值的文书混杂，反而稀释了司法公开的指引与教育功能。这推动最高法启动从“数量累积”到“质量优选”的战略转型，于2023年决定建设更具权威性和指导性的“人民法院案例库”。

从“单兵突进”到“体系协同”：司法公开的未来出路

要将司法公开这件好事持续扎实地办好，必须正视上述深层矛盾，进行系统性破题。

其一，为基层实质性减负，推动“技术赋能”与“精准公开”相结合。面对海量文书处理需求，应大力研发和推广可靠的智能隐名、信息脱敏系统，将法官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公开策略应更为精准，优先加大对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以及具有普遍法治引领、教育、警示价值文书的公开力度，提升公开的“效能密度”。

其二，完善规则体系，构建权利保护与公众知情权的精细化平衡机制。最高法表示正在研究完善隐名规则、撤回机制等，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未来的规则应清晰地界定何者必须公开（法官姓名、案号），何者必须隐去（当事人敏感信息），并建立便捷、透明的权利救济渠道。

其三，推动“库网融合”，打造分层互补、协同高效的司法公开新格局。未来的理想图景应是：中国裁判文书网继续承担“应公开尽公开”的基础数据库功能，保障司法透明的广度；人民法院案例库则发挥“权威规则供给”的指导作用，通过精选的标杆案例提升法律适用统一的精度。二者互为补充，共同满足社会各界多元化、深层次的司法需求。

向领先者看齐

裁判文书网十年来的起伏与争议，是中国社会治理透明化进程中的一个深刻注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法院系统在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上已然“遥遥领先”，这种“单兵突进”在赢得赞誉的同时也面临巨大压力。“法官隐名”操作已被纠正，事件本身或可翻篇。然而，由此揭示的核心命题愈发清晰：如何不让勇敢的领跑者因疲惫而减速，而是让所有公权力部门加速跟上、协同前进？

当法院系统已能公开上亿份详细载明裁判理由的文书时，很多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执法数据仍停留在“结果告知”或“选择性公开”的层面。这种巨大的“透明度温差”，不仅造成了社会监督压力的畸轻畸重，更深层次地制约了国家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

公众的终极期待在于，司法公开所展现的勇气与智慧，能够激励所有公共部门在决策透明、数据开放上的同步看齐。只有当公开、透明从某个领域的“特质”内化为所有权力运行环节的“本能”，法院系统的“单兵突进”才能真正融入社会进步的洪流，中国司法公开的下一个十年，方能更加行稳致远。这已超越了司法改革的范畴，是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革命。（特约评论员 孔一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