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了进厂”，这句在大学毕业生中流行的关于毕业去向的戏言，正在成为现实。

据教育部数据，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22万人。而在多个地区的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期许的“办公室岗位”，竞争激烈。广西、福建2025年一季度，在写字楼里办公的岗位（例如行政文职、财务审计）需求爆满，广西出现了平均10位求职者竞争同一个岗位（供求比10.26）的情况。

与之相反的景象是，在工厂车间工作的制造业则大门敞开。其中，广西招聘需求同比增长17.27%，四川岗位需求排名第一的领域是生产制造，占省内整体需求的33%，2025年第三季度安徽需求“最旺”的60种岗位，近半与生产制造有关。

于是怀揣本科甚至更高学历的年轻人们，流动到流水线上，试图将工厂作为人生剧本里的“过渡章节”。在社交平台上，“本科生进厂”成为了热点话题。小红书上该话题已有3364万总浏览量，一个211毕业的27岁女孩发帖记录进厂心情：“上级居然才19岁……而我，被孩子管着”。

原本“进厂”是大学生毕业季的一张底牌，但如今，这条被预设为保底、看似进入门槛更低的“流水线”，却迎面给了他们一记闷棍：十年寒窗换来的文凭，成了被工友反复嘲弄的“案底”。他们讲述着自己因动作慢被讥讽，暴露学历后遭遇孤立的现实境遇。

“本科文凭”的价值似乎在流水线上被贬至低点，大学生开始隐瞒学历，有人在入职表上把学历改为“高中”。可是这么做就能顺利穿上工服吗？情况比他们想象中的复杂。

李宇宸至今都很后悔暴露自己是个大学生。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进厂后，他受到的每一句批评都要带上一个“大学生”——“你一个大学生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学习好又有什么用”。

他今年22岁，是山西一所二本院校经济管理系2025年毕业生，毕业后在一家制作冰箱的小型工厂打工。他确信自己是被针对的。“如果他说的是‘这个活没做好’或者‘这个活都不会做’，都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非要加上一个‘大学生’？”

厂里一条流水线上有15个人，多以亲缘或地缘紧紧绑在一起：七八个来自四川同一个村子，剩下的是从安徽结伴出来的同乡。唯独他是“闯入者”，身边工友大多是小学学历，初中毕业的仅有两个，他的本科学历显得很刺眼。

李宇宸的大学生活和许多中国本科生差不多，学习、考试、写论文……这套教人思考和书面表达的学习过程，到了强调“技能为王”的流水线上，失灵了。穿长衫的“孔乙己”显得笨手笨脚，学历成了显眼却无用的标签。工人们无法忍受影响效率的年轻人，大学生们又“心气高”“不服管”，矛盾就此产生。

同样是本科学历的陈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车间里班长骂过好几次。

第一次是临时被调去别的岗位顶岗。“我过去帮忙，做得很认真，但手脚就是快不起来。”陈帆回忆，他手脚不利索的样子，被其他工友看在眼里，正好班长从身后路过，工友扭头就和班长说“他干活不行”。

陈帆记得班长紧接着就劈头盖脸数落了自己一顿：“叫你来做这个你都做不了，你是不是觉得你个本科生干不了这个？”陈帆还没来得及反应，班长又说：“那你去应聘写字楼啊，何必来应聘这个普工？”

后来有一次是因为迟到。厂里上夜班时，晚上11:30到12:00是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陈帆吃完饭回来，晚了3分钟，班长已经在工位上等他了。应聘时陈帆填过个人信息表，里面写了之前的工作经历。班长大声斥责他：“你之前不是当老师的吗？当老师的时候也迟到吗？”

班长声音很大，周围所有人都听到了，陈帆感到羞耻，“像当众被剥光”。他发现，比说服自己“脱下孔乙己长衫”更艰难的，是让周围人忘记自己曾经穿过它。

陈帆做电芯打包，就是负责把流水线生产好的电芯搬运到指定位置，一块电芯的重量比一块砖头稍重些，流水线运转得很快，搬运工作得一刻不停。他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把啤酒一瓶瓶放进啤酒箱，再把啤酒箱不停地搬上搬下。

工厂分白班和夜班，两个月轮换一次，上14天休1天。每个班次12小时，全程站立工作，中间有3次上厕所的机会，每次15分钟。上厕所要和班长报备，拿一张“离岗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休息区巡逻，被查到时如果身上没证，会得到一份“书面警告”，这个月绩效就没了，至少损失300元，相当于白干一天。

进入车间时，陈帆要在手机上包一层类似于保鲜袋的膜——这是工厂为了防止工人使用手机的规定，工作中只能偶尔用手机看一下时间。摄像头沿产线密集分布，每个动作都在监控范围内，“打一下瞌睡被看见了都要挨骂”，这让他觉得自己丧失了劳动者的尊严，“你得不停不停地干活，除了干活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

李宇宸想得更远，他想在“组装”这个岗位上学到独立组装一台电器的能力。可是负责分配他一天工作的班长，只愿意让他干“脏活累活”，比如拧螺丝、贴膜、焊接、搬运，理由是他做不好组装。这是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没有独立组装能力，所以只能打杂，没有人愿意手把手带他，所以永远都没有独立组装的能力。

一个同事告诉他，在这里如果没关系、没背景，又融不进“那个圈子”，就只能一直打杂下去。

在一家重庆汽车厂打工的江婷很少有时间细想这些，因为“思考”意味着让渡休息时间。她每天只有钻进车间前的五分钟能看见太阳。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她只想躺在床上放空大脑，刷抖音直到睡着。

她第一次进工厂车间时有着强烈的压迫感：工人打螺丝时螺钉与钣金碰撞的声音，各种机器嗡嗡作响，还有班长大声骂员工的声音，永不停歇；回应嘈杂声的是面无表情的工人，他们埋着头不断重复着手中的活，机器上摞了一堆又一堆等待运走的产品。

每天中午车间有一小时午休，吃饭和休息只能二选一，江婷觉得比高考还抢时间。下午五点后可以休息半小时，很多员工放弃了吃饭，用这个时间随地躺下休息。

几乎每一个进厂的大学生，想的都是“过渡一下”。

江婷2023年专升本毕业，希望在家乡河南郑州找到一个月薪4500元、能双休的工作，这种期许被她形容为“心气很高”，但她很快发现，郑州的会计工资基本都只有3000-4000元，好一点单休，差一点月休两天，甚至全年无休。

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江婷决定在家自学考注册会计师。自学的进度很慢，家里所有人都在为她着急，父母，甚至两个表姐都在催她找工作。她不得不找一个能接纳自己的地方。

2024年9月，当她再投简历时，发现就业市场上连月薪三四千元的岗位都没有了，能选择的只剩下主播、客服和销售。找工作最焦虑的时候，她晚上睡不着，抱着手机刷小红书，看那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帖子来安慰自己，第二天醒来又陷入焦虑，循环往复。

父母托朋友帮她找了一个工厂的内推机会，说有工程师、销售、财务等岗位，但实际只招普通流水线上的工人岗。一开始她很抵触，但父母对她待业已久很不耐烦了，她不得不进厂“过渡”，之后再另作打算。

李宇宸连续经历校招中失利、放弃考公，发现待业在家甚至买不起一杯蜜雪冰城，于是他下定决心挣钱，不管用什么方式。

他对工厂的最初印象，几乎全部来自快手、抖音上那些视频：“把人变成机器”，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还有各种骇人的流水线工人猝死新闻。虽然内心充满抗拒，李宇宸还是联系了一家位于苏州的工厂。去之前，家人和他说，无论受什么苦都要坚持住。

李宇宸算了一笔账，去苏州的路费、生活等开销有2000多元，都是靠花呗预支的，从2025年11月开始干到2026年春节前可以领到三个月的工资，扣掉厂里押了他半个月的工资，刚好可以把借款还上，手上还能剩些钱。

据凤凰网多方了解，当下，工厂的待遇因地区、工种和旺淡季而异，工时单价大约在20元上下，一天工作12小时，算下来每月到手薪资能有6000-7000元，这份收入甚至高于许多普通白领的工作。此外，正规工厂普遍会为工人缴纳五险一金，包吃包住，除了工作就是休息，工人很少有时间产生其他开销，到手的钱大部分能实实在在存下来。

对于像李宇宸、江婷这样，需要尽快抹平因生活成本欠下的债务、想从零开始积累一些存款的年轻人来说，工厂或许是当下“最好的过渡选项”。

何况白领生活并没有想象中光鲜。江婷借住在表姐家的那段时间，看到了上班族表姐和合租室友的生活状态：早上很早去上班，下班后就待在出租屋追剧，除了一两个朋友偶尔吃顿饭外，没有什么社交。

在进厂之前，江婷试着用这套说法开导自己。

被当作“过渡”的流水线上，工人们又是怎样看待大学生的？

阿珍16岁初中毕业，随母亲一起进厂，已经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八年，先后进过物流厂、纺织厂。她周围大多数大龄工友都认为，大学生理所应当出现在办公室里，而不是在流水线干普工。

阿珍说，那些进工厂的大学生，一律被工友认为干不长久，是“流水线上的过客”，没必要花精力“称兄道弟”。要是大学生能忍过三个月，阿珍他们反而会开始困惑，“会带着不解，或者说嘲笑，‘你学历这么高，为什么会在这里’”。

工厂的人际关系从来都是错综复杂，在阿珍看来，流水线上的矛盾不单是因为学历差距，还有利益冲突。

阿珍把工厂形容成课堂：仁慈的老师往往没有严厉的老师具有威慑力。她待过的几家工厂，班长总是很严厉——阴沉着脸，说话很凶。因为在工厂里，要让员工提高效率，专心干活，骂人是最简单、高效的方法。那些带上“大学生”三个字的指责，不过是“打蛇要打七寸”，攻击他们“高学历却找不到工作”的脆弱身份标签，是一种成本最低、效果最快的秩序维护方式。

一条流水线的每道工序都像紧密咬合的齿轮，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才能流转到下一个人手中。新人手里的活慢了一拍，就会耽搁身后一整串工序的流动，在效率至上的计时体系里，是“原罪”，成为班长呵斥、工友嘲讽的缘由。

阿珍说，流水线上除了流转“产品”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坏话”和“心眼子”，不仅仅只针对“学历”。“八个人有八百个心眼子”，阿珍想起之前工作过的那个厂里，流水线上每个人都在她面前说过另一个人坏话，听多了很疲惫。女生被造黄谣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一个女孩子每天打扮得很漂亮，喷香水来，其他人就会在背后说，这么累了还能这么打扮，是不是想勾引男的呀”。因为没有帮女孩说话，她觉得自己是无声的帮凶。

这些或许与工厂的生产方式有关。社会学家潘毅在研究中国工厂生态时提出过“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工厂将工人集中安置在宿舍，实现生产与生活空间合一，以达成快速调度劳动力的要求。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让员工的社会关系被压缩在厂区。在这种两点一线的封闭环境中，冲突无处消解，秘密难以保守，人际摩擦从车间延续到宿舍，形成持续的压力循环，促使工厂人际冲突易于发酵。

阿珍后来决定搬离宿舍，尽管要多出很大一笔开销。她说：“住在宿舍里天天吵不完的架，都快神经衰弱了。”

八年的工厂生活，让她变得淡漠。负责检验工作时，很多员工来和她套近乎、卖惨，说自己家里很穷，想让她对不合格的产品“手下留情”。阿珍心软了，在检验时放松了标准，被扣了很多钱。

如今她不会再愿意“吃这种亏”。她说，与同事可以交好，但从不交心，遇到闲事，绝不多管。“一辆电动车压到了人，要是放在以前我会扶一下，现在肯定不会了。”

阿珍今年只有22岁，但她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她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形容17、18岁刚进厂的工人为“小孩子”。

去年厂里来了一个学医的大学生，她想不通，问对方，“你去做点什么不好，非要来打这个16块一小时的工”。最终她还是多管了一次闲事，告诉那个大学生工厂前面有一个诊所，让她去问问诊所需不需要助理。“（工作）好歹和医学沾点边啊。”她说。

当文凭不再能保证向上流动，大学生开始向“车间生存法则”妥协。

江婷记得组里曾经有个做事毛躁的大学生，常被班长骂，一句话也不说。为了讨好班长，男孩送来一包又一包槟榔。李宇宸也在摸索与工友相处的方式，“我试过言语上的恭敬，行为上的殷勤，偶尔买饮料”。

在重庆一家工厂填写入职信息时，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小雅干脆将自己的本科学历隐去，只填了“高中”。她从过往寒暑假的进厂经验里摸出了这条生存法则：在车间，只有同类人才会惺惺相惜。

头几天上班时，产量做不上来，小雅也挨骂，她暗示自己“反正也不会扣我钱”，实在做不完就求助车间的大哥大姐，大多数时候，老员工是愿意帮忙的——帮了她，自己也能早点下班。

小雅看过很多网上大学生进厂帖子，帖子里讲到的痛苦源于“不肯放下身段”。她觉得比起身段，学会为人处事更重要，嘴甜一点、态度好一些，“不能说我是一个新人，就理直气壮做不出产量”，而这些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工厂，都是职场通用的“生存法则”。

应对方要求，文中李宇宸、陈帆、江婷、阿珍、小雅为化名

作者 张美芽 ｜ 编辑 燕青

排版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