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曾于里

文化批评家

《阿凡达3》自上映以来，票房表现却让人失望。作为全球影史票房冠军的续集之作，没能延续前作的火热，内地上映票房遇冷。北大教授戴锦华近日更是直言，观看《阿凡达3》，20分钟后全靠忍。卡梅隆也不得不坦言，若全球票房未达预期，将终止《阿凡达》第四、五部拍摄计划。

《阿凡达3》的遇冷，既引发了大众对好莱坞电影的讨论，也引发了行业对电影行业的思考：观众不再盲目迷信好莱坞的光环，单靠视觉奇观征服观众的时代已经过去。

近些年来，好莱坞电影的确连年在中国市场受挫，这不仅有着好莱坞电影的内因困境，也有着中国市场本身变化的外部因素。在好莱坞遇冷之时，中国电影的崛起也让观众有了更多选择。

好莱坞电影确实不卖座了？

作为世界电影工业的领头羊，好莱坞电影全球走红，也是美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在中国电影工业的起步发展阶段，它扮演着“引领者”的作用，输入大量技术和理念；对于早期的国内观众而言，好莱坞大片带来的不仅仅是视听享受，也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想象。所以，彼时的好莱坞大片，只要引进就能卖得不错。

这种情形，到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仍在持续。比如2011年国内电影票房排名前10中，好莱坞电影就占据6个席位，冠亚季军都是；2012年，年度前10中，好莱坞占6个席位；2014年，年度前10中，好莱坞占5个席位；2015年，《速度与激情7》大卖24.23亿元，已经与北美（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旗鼓相当。

2017年，国产电影《战狼2》一骑绝尘，票房超过50亿元，但年度前10中，好莱坞电影仍然占据4个席位，前20名中，好莱坞大片更占据12个席位。

疫情前的2019年，国产电影已经呈现出亮眼的趋势，《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都是大爆款，但好莱坞也没有滑铁卢，《复仇者联盟4》在国内票房42亿元，年度前20名中，占据8个席位。

疫情三年，成为分水岭。因疫情影响，电影院关闭，电影产业遭到重创，国内电影市场产出从2019年的641亿元下降为2020年的203亿元，很多新电影无法上映，从好莱坞引进的新片数量也大打折扣。

2021年，国内电影市场有所复苏，年度票房总额达到470亿元，《长津湖》《你好，李焕英》都大卖50亿元以上；相形之下，好莱坞没落了，票房最高的《速度与激情9》不到14亿元。2022年，好莱坞在国内没有止住颓势，比如被寄予厚望的《阿凡达：水之道》仅收获了9.54亿元的票房，远不及2010年上映的《阿凡达》的17.15亿元票房。

进入2023年，疫情的结束让国内电影市场恢复繁荣。7月过后，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340亿元，好莱坞的占比只有15%左右。扣除疫情三年的特殊时期，如此低的占比是这十多年来所未有。

好莱坞的超级英雄困境

好莱坞在中国愈发不卖座，问题首先出在好莱坞自身。

观众不难发现，在国内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几乎都是IP，要么是经典电影的续集，要么是一些著名IP的电影化，今年在国内上映的《速度与激情10》《阿凡达：水之道》《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蜘蛛侠：纵横宇宙》《碟中谍7》《蚁人与黄蜂女》《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等，均是如此。就算是原创剧本《芭比》，也是美国著名玩具芭比娃娃的真人版，同样是IP的延伸。

成熟的IP，意味着巨大的知名度、庞大的粉丝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电影的投资回报率，让电影的投资收益更为稳定。

但换个角度看，当好莱坞将主要精力花在成熟IP开发上，也意味着它愈来愈保守，不愿意去开发原创剧本，失去了冒险的勇气。

这种情况下，只有将老IP拍出新意来，才能创造巨大价值。就如曾经爆火的《芭比》，以女性主义视角进行阐释，票房席卷全球，在国内从一开始不被看好、首日排片2.4%的情形下，不断逆袭，最终国内票房有望突破3亿元。

问题是，绝大多数好莱坞IP的再开发，都进入模式化、套路化的窠臼中，各路超级英雄接力登场，看着各不同，但成长路径基本相似，都是受挫-磨练-奋起-获胜，再讴歌一下个人英雄主义，强调一下家庭价值，堪称“超级英雄样板戏”。

所以，近年来好莱坞大片在国内的口碑越来越差。以漫威宇宙为例，2008-2019，漫威宇宙的前三个阶段上映的10多部电影，豆瓣平均分在7.5分左右；2020年之后，漫威宇宙进入第四个阶段，在豆瓣的评分没有一部评分超过7分，均在5分、6分徘徊。

与之相对，国产电影的类型在不断丰富，现实题材创作层出不穷，很多电影与老百姓的生活、心理距离都更近，比好莱坞故事更具吸引力。国内爆款电影已经呈现出新的特点：与中国的现实问题联系越是紧密，越是能够击中国内民众的内心痛点，越是有可能在短视频等平台上形成社交裂变效应，并转化为高票房。

以爆款国产电影《消失的她》《孤注一掷》为例，这两部电影仅仅是合格的商业类型片，却均获得30亿+的票房，就在于这两部电影聚焦的相关话题，一直是国内民众所关注的。而这恰恰是好莱坞电影的短板——它并不了解、可能也不关心中国现实问题。

当然，关注某一个话题，与是否具有深度、有深刻的洞察与思考，完全是两码事；相较于深度的挖掘，挑逗观众情绪、激起观众观影兴趣才是卖座的密钥。也由此，国产爆款电影对于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营销投入有增无减。短视频平台用户基数大、覆盖面广，大数据和算法推荐能够精准击中目标受众，强大的社交属性、易于形成病毒式传播……

更关键的是，短视频简单、粗暴、直给的特点，不知不觉间已形塑了用户的审美，观众反而更容易被那些简单、粗暴、直给的电影击中。很大一部分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电影，大抵只是话题至上、炒作热点、隔靴搔痒、贩卖焦虑，恰恰是短视频用户的“蜜糖”。

相形之下，好莱坞大片既无本土特色的优势，也很难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热点话题的炒作与营销，逐渐与观众的审美发生偏离——虽然观众不见得代表审美更高级的一方。

多年前，国产电影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好莱坞的视效大片能给国内观众带来巨大的吸引力；但《流浪地球》开启了国产重工业大片新纪元，国内很多大制作电影的视效水平与好莱坞并无太大的差距，如果故事不够有新意，观众自然不愿意仅仅因为视效就选择好莱坞大片。

好莱坞电影不用再看？

好莱坞在国内遇冷，既有自身的因素，也与电影之外，中美关系的大气候相关。

这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方方面面的交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疫情三年，人员和人文等交流一度进入停摆的状态。关系的紧张、交流的缺失，导致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抬头。

国内一些民众，选择不支持任何好莱坞电影，不支持美国生产的文化产品，他们认为美国电影就是美国价值观的载体，是“文化渗透”。甚至有人推出了一个“全球电影市场脱殖指数”，将好莱坞电影在一个国家的流行程度，与国民是否被“文化殖民”联系起来，如果好莱坞在一个国家电影市场占据主导，就判定其“被文化殖民”。国产电影的票房市场占比越来越高，则被认定为“脱殖”。

民族主义情绪同样在美国普遍存在，一些美国政客“逢中必反”到了极端的程度。譬如美国就有政治人士认为，《芭比》中某张地图是在迎合中国云云。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导致中美合拍大片越来越少——2023年上映的《巨齿鲨2》是这几年的“独苗”；好莱坞大片的厂商，也减少到中国做宣传，担忧被扣帽子。比如《芭比》在韩国举行首映礼，主演玛格特·罗比华丽亮相，但中国与韩国这么近，主创者却缺席了中国的首映礼。甚至，《芭比》在国内的宣发几乎是“裸发”的状态，无所谓排多少片、卖多少票房的姿态。《芭比》在国内有如此票房，几乎靠的都是女性观众的自来水。

而疫情前，很多好莱坞明星会来做电影宣传，跟中国观众交流、在微博开账号、在国外社交账号发文感谢中国观众，几乎都是必备流程。比如12年前的2013年，《钢铁侠3》成为首部在中国举行全球首映礼的好莱坞影片，汤姆·克鲁斯为了宣传《遗落战境》登上长城。宣发是决定电影票房的关键一环。当好莱坞渐渐淡化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很自然会影响到其在中国的票房。

好莱坞电影的质量愈发平庸，国内随之产生“不要看好莱坞电影”这类呼声。但这样的论调，是短视的。

先从商业利益角度来看：引进电影，是好莱坞厂商与国内电影产业的“双赢”。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但相较于庞大的人口而言，电影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发掘空间，观众年观影人次、影院每个影厅的年产出，跟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距离。很多观众只有在春节档、暑期档、国庆档等热门档期进入影院。

目前国产大片的数量和质量，还不足以支撑起电影市场更大的票房空间。很多冷门档期，影院都苦于什么好电影可排。

影院一年总不能只靠几个热门档期过活吧？引进好莱坞大片，可以起到填充档期、多元化档期内容、丰富观众观影选择的作用，也能促进文娱消费，让影院有钱赚。以两年前上映的《速度与激情10》为例，票房9.83亿元，扣除服务费外，分账票房8.61亿元，片方分走25.08%，即2.16亿元，最大头的55.12%为国内的影院所得，即4.74亿元。

所以，从商业利益角度来看，引进好莱坞大片，不仅是好莱坞厂商赚钱，我们也赚钱了，有的赚的是大头。

电影既是商品，也是文化产品，一直以来都是中美文化和民间交流的重要媒介。引进外国电影，本身就是“官方行为”，毕竟任何电影的引进、上映都需要官方的审核，也足见官方愿意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优秀电影的交流——既鼓励国产电影“走出去”，也敞开大门，让符合条件的国外电影“走进来”。

这些年来，有很多国产电影在好莱坞上映，或者上线美国流媒体Netflix。比如《消失的她》在国内大卖，也在美国部分院线上映。因此，国产电影“打趴”好莱坞电影，是国产电影崛起的重要体现，但也不必幸灾乐祸。

好莱坞有保守固化的问题，不代表从此没落，国产电影有长足进步空间，但也要让观众有“用脚投票”的权利。让竞争一直存在，有竞争才有进步动力；同时，只有文化交流的渠道打开了，才能避免误会的加深和脱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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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