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午夜，香港大学的本科申请系统濒临瘫痪。

屏幕上跳出的“Server Busy（服务器忙碌）”和“502 Error（502错误）”，像一道道铁闸，将试图在截止日期前冲入的申请者挡在了门外。最终，香港大学不得不发布紧急通告，将首轮申请截止时间延长了48小时。同样的系统崩溃现象，也出现在香港其他多所大学的研究生申请中。

内地学生正在涌向香港。以香港大学为例，今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突破2.5万，其中内地学生占2.1万，较三年前增长了近三倍。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也纷纷宣布，今年的非本地生申请量“史上最高”。

录取率并不高。公开数据显示，2024/25学年港八大（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公立大学，是香港高等教育的精英代表，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的非本地生整体录取率约为3％。

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将进一步推广“留学香港”品牌，放宽港八大招收非本地学生的上限，非本地生学额将由40％调高至50％，研究院研究课程的超额收生学额上限也将由100％增至120％。

一个微妙的默契正在形成：学生在寻找安全的学历跳板，香港将发展教育产业作为经济提升的解法。

2025年7月19日，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在校园拍照留念。图/视觉中国

“池子里养鱼”

赵梦是广东一所“双非”一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学生。为了去香港读研，她从大一开始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刷绩点到接近满绩，拿国家奖学金，甚至自费去做了两段科研。她参考了直系师姐的案例，雅思只有6.5且没有科研的情况下，被香港理工大学录取是“稳的”。

原本赵梦的目标一直很明确，想要去香港排名前五的高校。然而，现实给了她一记重锤，两个月过去了，邮箱里只有冷冰冰的“已收到申请”，或者更令人煎熬的“放入候补名单（Waiting List）”。

朱可也感受到这份落差。她毕业于北京市一所985高校，但本科GPA均分（平均绩点）没有达到普遍认为是录取门槛的85分。在收到香港理工大学发来的offer后，她试探着给排名更高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发了催促邮件。香港大学回复了一封客套的邮件，发给香港中文大学的邮件则石沉大海。

赵梦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今年和她申请同一个项目的竞争者，包括了大量考研失利后转战留学赛道的“二战”选手。“以前是和‘双非’本科学历者竞争，现在是和985、海外本科学历者竞争。”

从事香港留学咨询业务近10年的张鑫证实了这种体感的真实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香港高校的申请难度相比前两年增加了很多，而且，明年的不确定性恐怕会更大。

“最大的变化是，香港从留学的备选项成为首选项。”张鑫分析，过去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国往往是留学生的并列选项，甚至中国香港排在末位。但2019年后，受国际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英美留学成本高企以及内地考研“内卷”溢出的三重夹击，大量原本目标是英美或中国内地高等院校的生源流向中国香港。

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由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QS发布）分项数据，香港高校在“国际化指标”上表现尤为亮眼。其中“国际学生比例”（内地生也算入其中）指标获得94.7分，远超全球平均33.3分。

学生们最青睐的专业依旧是人文社科和商科。启德教育发布的《2025香港求学报告》显示，人文社科的录取占比首次超过商科与经济学，成为录取最多的专业大类，人文社科中的法学、教育学、语言学等专业，录取量有明显提升。公共政策和中文专业的难度，因为近年来的考公考编热，申请人越来越多。但由于招生名额并没有变多，难度逐年在增加。

这都直接导致了录取门槛的“通货膨胀”。新东方欧亚教育的最新数据显示，港八大授课型硕士（大多为一年制）的录取者中，来自内地985/211院校的学生占据主力，约占47％。在热门的商科和计算机领域，雅思6.5分、GPA85分、三段及以上的实习科研经历已成“标配”。

申请港硕已成为一场“明码标价的游戏”，学校排名、绩点、雅思成绩、实习、科研和推荐信，尽管每所学校都声称自己不会“唯成绩至上”，但每一项筹码的重量都越重越好。在这个申请季，由于来自内地各大高校的申请者激增，衡量的天平上还多了一些共识。

朱可给《中国新闻周刊》讲了自己的发现，对于招生人数稍小的项目，现在似乎存在同校竞争问题。她申请了一个名为“可持续会计与金融”的项目，每年只招收90到100人，如果有人和同校同学一起申请，学校大概率不会同时录取。“如果你的同校同学比你优秀，那么他就会比你更先‘上岸’，而你可能会进入等待的池子。如果后面有人放弃，你可能会被学校捞起来。”朱可称这种策略就像“在池子里养鱼”，她猜想，大概是因为学校想保持学生背景的多元性。

香港城市大学英文系教授喻宝华也有类似观察。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排名靠前的高校不缺申请的学生，他们的目标是筛选出最合适的学生。港八大的确更偏好毕业于内地“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学生的英文水平例如雅思成绩和本科的GPA是录取的关键参考因素。各高校各专业会依据当年的招生态势，灵活设定发放录取通知的截止日期，区间大致在次年1月至5月下旬。

也就是说，直到次年5月，学校都会持续评估学生是否就读、是否要给等待名单上的人再发offer。而在这个申请季，这份不确定性分外明显。每天，赵梦都会习惯性地刷新邮箱，再看看社交媒体上别人晒出的offer，“在这个池子里，只能等待”。

上图：2024年11月1日，2024中国国际教育展上的香港高校展区。图/视觉中国 下图：2025年6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办招聘会活动。摄影/本刊记者 李志华

“先问安心，再谈排名”

学校筛选学生，学生也在筛选学校。张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来找他的学生和家长常问的问题是：我的申请条件“上岸”稳不稳？这个专业好不好找工作？大家普遍“求稳”，也更实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研究助理教授田真在研究中发现，2020年是一个关键分水岭。在此之前，内地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父母意愿和移民机会是重要考量；而在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变化后，就业前景和安全感成了核心驱动力。留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学术与就业回报相当，但整体安全风险更低的目的地。

她总结，安全性已从留学决策中的“锦上添花”上升为“硬性门槛”。一旦安全不可预期，排名、奖学金等优势难以弥补，而在安全达标的前提下，国际化、师资力量、跨国科研平台等要素才会真正为最终的留学决策加分。“尤其对内地学生而言，家庭在决策中的影响更为显著，家长对地区治安、住宿区域安全、夜间出行以及校园周边环境的关注度明显提高，决策顺序也呈现出‘先问安心，再谈排名与成本’的特征。”

香港成为越来越多内地家庭的留学首选项，安全是首要的。更深层次的“安全感”来自对未来的考量。朱可一直想去航空航天、军工、核工业等领域工作，她咨询过一些老师，得到的答案是，对国企来说，香港是留学生名单里“比较安全”的选择，认可度高。

另一个强大的驱动力是排名。今年11月公布的2026QS亚洲大学排名中，香港5所大学位列前10位，香港大学位列第一，香港科技大学排第六，香港城市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并列第七，香港理工大学排第十。此前，在U.S.News全球最佳大学、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的高校均表现突出。

在杜伦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卢一威看来，排名已不仅仅是学术声誉的体现，更是一张硬通货般的通行证。“内地雇主用学校排名画线；香港特区政府用排名发放‘高才通’等人才签证；大学则在激烈的竞争中将自己视为市场中的‘产品’，利用排名来确立优势，争夺生源份额。”

如何能最大化地利用这份安全和排名？学制大多为一年的授课型硕士成了最受青睐的答案：在非本地生中，授课型硕士人数是研究型硕士的三倍。“现在大家似乎都需要一个授课型硕士，这对很多同学来讲，已经变成了一个基本的生存配置。”卢一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市场现象。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学生焦虑于“拿什么样的硕士才有优势”，而大学则必须思考，如何通过排名和项目包装来吸引学生。

“留学香港”品牌

在香港大学就读了一学期的刘月，和课搭子聊天时，学业和就业的话题总是各占一半。尽管听得懂粤语，但她的职业规划还是回到内地。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是因为年轻人在香港比较难找工作，二是因为香港文职岗位起薪比较低。

香港求职平台CTgoodjobs最新发布的《2025毕业生薪酬及就业调查》显示，香港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为2.2万港币，而雇主实际愿意提供的平均月薪为1.7万港币，且双双跌至近3年新低。

喻宝华在一线的教学中，更直观地触摸到了这种“过客”心态的温差。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执教的一届对外英语教学专业的学生中，仅有几位毕业生最终能成功在香港中小学找到正规教职。

对于绝大多数内地学生而言，一年制的硕士学位并非留港的通行证，而是回乡考公或考编的“加速器”。

但这恰恰与香港特区政府的期待相反。最新的亚洲大学排名公布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发文称，香港教育体系在多项国际排名中屡创佳绩，“足见香港作为国际人才枢纽的吸引力”。她表示，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成立跨部门的“留学香港专班”，招揽更多国际教研人才和学生，以增强香港的发展动能，为国家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此前，香港曾多次提出发展教育产业。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要发展香港成为区域教育枢纽的同时，教育可以进一步发展为产业。当时正值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特区政府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再提教育产业，将其列为“六项优势产业”之一，试图解决业界面临的发展障碍，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

“不过，这条路走得并不顺畅，甚至一度停摆。”卢一威回忆，2017年前后，香港特区政府将政策重心转为“面向本土”，教育产业化在实质上被搁置。直到2022年，随着经济复苏的需求再次迫切，这一议题被重新提上日程，并升级为“留学香港”品牌。

香港对非本地生的角色期待，也是推动“留学香港”品牌的下一步，留下人才。大湾区教育资源中心联席主席黎子杰曾撰文表示，教育资源错配与人才政策失当，使得香港教育产业的潜力未被释放。他着重提到技术型人才短缺的问题，即使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职专毕业生留港计划”（VPAS），2024/25学年录取学生年龄下降，但至2028年，香港仍将面临约18万劳动力缺口，其中技术人员短缺约6万人，严重影响建造业及城市运作。

田真作为联合主持人，参与了香港特区政府资助下的一项公共政策研究项目，重点就在于研究“吸引和留住人才”。在她的观察中，相比以往更强调入读规模与国际化比例，近两年政府的关注点已明显转向“毕业去向、留港比例、产业匹配度、人才留用”等成效指标。

从专业配置来看，香港特区政府已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人才的顶层设计。

2022年的施政报告提出，未来五年内，教资会资助大学的学生中有35％的学生修读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及数学）相关学科，60％修读与国家“十四五”规划下香港发展为“八大中心”相关的学科。也正因如此，香港各大高校在近两年密集开设“AI+”“大数据+”等交叉学科。

刘月就读的正是2023年香港大学新开设的人工智能、伦理与社会文学硕士，她身边的同学中，既有人来自商科、历史、艺术等专业，也有人本科就读计算机和数学。“总体来说，这个项目想要培养的是不同行业的复合型AI应用人才。”刘月说。

不过，指挥棒的作用尚未完全显现。为吸引非本地毕业生在港就业，香港特区政府通过非本地生毕业留港/回港就业安排（IANG），允许在港完成学士或以上学位课程的非本地生毕业后申请最长2年逗留，其间可自由工作、转换工作，无配额行业限制，这是毕业留港发展的黄金通道，也可为未来申请永居奠定基础。2024年，该签证获批的人员中，占比最大的仍来自金融服务业，有2843人，而香港急缺人才的建筑测量、工业制造、生物科技等行业，非本地生留港的人数均为两位数甚至个位数。

田真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内地学生而言，核心驱动力依然是内地的就业前景，而非留港发展。越来越多内地生反馈，若赴港读硕的目标仅是快速回内地拿更高薪，人文社科专业确实面临边际效应递减与竞争加剧。从这个层面看，“读完即走”的内地生单向流动与政府希望的留用转化之间存在一定错位。

在喻宝华看来，很多到港的硕士生并无留港工作打算，大部分都准备回内地考公考编，主要原因是担心“留不下”。在这背后，横亘着一道隐形的制度玻璃门。以教育行业为例，香港的正规教职通常要求具备学位教师教育文凭（PGDE），而政府资助的全职PGDE名额往往优先考虑本地教师的职业发展，内地硕士毕业生只能在夹缝中争取极少的机会。

刘月所在的香港大学“人工智能、伦理与社会”课堂。图/受访者提供

“超级增值人”

部分学生需要学历跳板，香港需要教育产业，这是“理性经济人”的计算默契，问题是：这个默契能维持多久？多位专家表示，答案取决于三个维度的博弈：城市承载力的极限、学历认可度，以及香港独特地缘身份的重塑。

首先面临的直接难题是物理空间的“硬约束”。每年数万名学生涌入香港，狭窄的城市空间面临极限大考。

房地产服务与顾问公司戴德梁行2025年初发布的报告指出，2023/24学年，香港八所主要大学的学生与床位比例为3.4：1，即每个床位有超过3名学生竞争。非本地生宿舍床位短缺超4.7万个。随着扩招推进，综合保守估计缺口将进一步扩大至5.5万个。“一床难求”不仅推高了留学成本，更可能成为压垮学生体验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种拥挤感从宿舍延伸到了教学楼。喻宝华目睹了硕士项目的“飞速增长”：最直观的变化是班额的膨胀。“以前一个班也就三四十人，现在可能会到八九十甚至上百人。” 喻宝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为了在扩招潮中保证教学质量，许多港校试图推行“大课讲授（Lecture）+小班导修（Tutorial）”的分流模式：由资深教授上百人大课，再拆分成若干个30人小组进行研讨。

但是，这又涉及一个很现实的人力和空间算术题。将一百人的大课拆分为小班，意味着同一时间需要寻找至少四个空闲的教室，并配备四位辅导老师。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校园，如何为这些被拆分出来的课堂找到安放之所，正成为高校管理者面临的新一轮严峻挑战。

其次是学历通胀的隐忧。当一年制硕士成为中产家庭标配，一个常见的调侃是“水硕”。所谓“水硕”，是舆论对部分“宽进宽出”、学制短且学术训练强度不足的硕士项目的戏称。这种现象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化扩张的背景下并不鲜见，尤其在部分海外高校中，此类项目正呈现出流水线式的产业化特征。

在卢一威看来，当学生作为消费者时，关注“投资回报率”是理性的必然。“学生花了几十万的学费，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我之后能找什么工作’。但这往往是学校最难控制的变量，毕业生的发展是否顺利、专业是否对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市场。”

相比之下，学校和政府真正能掌控且亟须改善的，是这一年的“过程质量”，即学生的留学体验。

对于刘月而言，学制的一半已经匆匆过去，却好像“什么都还没做”。卢一威认为，这正是当下港硕的普遍困境：学生们匆匆赶来，被繁重的功课困在校园里，没有机会走出学校去享受在香港的生活，紧接着又要匆匆投入就业市场。如果教育只剩下最后的就业结果，而缺失这一年的真实体验，那么这段经历的价值将被大大削弱。

喻宝华也意识到，在一年制硕士生群体中，内地学生占大头。如果老师仅仅满足于讲授专业知识，学生很可能在“随大流”的考证和修学分中度过。“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概念，觉得把课上好就行。但如果政府真想留住人才，课程设置必须从单纯的学术灌输转向‘职业赋能’。”喻宝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为了打破象牙塔与就业市场的隔膜，她邀请香港的中小学校长和一线教师走进课堂，告诉学生，本地学校想要什么样的人、简历该什么时候递、面试有哪些潜规则。喻宝华发现，这种植入课程内部的职业引导，对学生留港工作非常及时而有效，学生对此评价很高。

上图：2023年，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教授（右）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经理在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观察米埔三桨水母新物种。摄影/本刊记者 李志华 中图：香港理工大学校园一角 图/视觉中国 下图：2025年1月15日，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低空经济研究中心。低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团队成员演示无人机运送物品。摄影/本刊记者 侯宇

最后，是关于“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终极追问。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全球与湾区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许长青认为，尽管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不断变化，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香港高等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工具性”的就业跳板，而应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重新思考教育之外的城市角色。

“过去我们强调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连接内地与国际。但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简单的‘联系’已经不够了，还须实现‘保值’与‘增值’。”许长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增值功能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增值；二是打破“象牙塔式”研究，依托北部都会区发展AI与生命健康的科创增值；三是依托五所百强名校打造人才高地的教育增值，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

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增值绝非单向的生源收割。目前的香港留学热潮呈现出内地生单向涌入、港校单向北上办学的特征，这在长期看是不利于大湾区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要构建真正的大湾区核心竞争力，必须打破这种单向流动，应鼓励内地一流大学‘南下’香港办学，实现学生的双向流动。”

田真也认为，如果作为深度嵌入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人才与产业链，香港仍独具价值。“香港特区政府的最新政策取向正促进从‘单向回流’转向‘香港—湾区—内地的双向与循环流动’，也更符合当前就业市场的需要和结构。”

许长青总结道，只有当香港不再只是学历的中转站，而是一个能让流经这里的人才、资本和技术都获得实质性提升的“超级增值人”，这场留学热潮才能从短期的避险行为，转化为长期红利。

（赵梦、朱可、张鑫、刘月为化名）

发于2025.12.29总第121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留学香港火爆，只是中转？

记者：李沁桦  编辑：徐天 运营编辑：马晓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