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克（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

临近年末，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公布了2025“年度词汇”：“愤怒诱饵”（rage bait，指刻意发布引发愤怒等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以换取点击或曝光）力压“光环营造”（aura farming，指营造气场或光环，来获取他人认可或崇拜），成为英国人眼中在这一年最能体现时代情绪的关键字。

有趣的是，牛津版本的“年度词汇”，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呼应了隔海相望的法国人在同时期的一场风波：总统马克龙在与媒体读者的一系列座谈中，表达了他对社交媒体上假信息泛滥的忧虑，并释放出试图进行规制的信号，结果引发了来自极右派和右派的一连串口诛笔伐，后者指责总统想要建立奥威尔式的“真理部”。一时间，马克龙的言论成了极右派发泄愤怒的“诱饵”，尽管这恐怕并非这位弱势总统的本意。

与此同时，在距离下届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半的关头，有意逐鹿爱丽舍宫的候选人正在陆续浮出水面。其中风头最劲的，无疑是正在全法范围内巡回为自己的新书造势的极右派“国民联盟”（RN）党主席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一项民调显示，如果立刻举行选举，他将碾压无论左右的任何一位对手，轻松当选下任法国总统。这位年仅30岁的政治新星，其光环正在迅速盖过自己的政治导师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的“愤怒诱饵”（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光环营造”），和2024年的牛津热词“脑腐”（brain rot）实际上一脉相承，都从不同侧面聚焦于社交媒体对于人类心智的扭曲和戕害，二者甚至相辅相成，共同参与塑造社交媒体时代的心智下行螺旋。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近年来欧洲多国开始酝酿通过“数字成年”立法等手段对社交媒体加以限制，而英语文化圈的澳大利亚甚至更领跑一步，12月10日通过网络安全法修正案，将合法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定为16岁，开全球先河。这种“父权制”色彩浓厚的强制手段在现实中是否能有效贯彻实施，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它至少说明，社交媒体及其算法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已经在部分欧美国家引发反弹。在“荒蛮西部”和“父权式监管”之间如何平衡取舍，将是未来数年乃至十数年间的一个重大议题。

但在短期之内，法国和欧洲却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在社交媒体和算法黑箱尚未受到严格监管时，它仍然按照其自身的逻辑“野蛮生长”，同时又叠加了欧美围绕数字巨头的博弈，特别是在“特朗普2.0”的背景下，这种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和极右思潮、民粹主义上升势头结合在一起，保守派富豪着力打造媒体帝国，而“言论自由”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极右翼话语所挟持，这对政府的有效治理和政治的稳定性构成了严峻挑战。

马克龙的“诱饵”

从2024年6月贸然解散国民议会、并由此导致一连串政治危机以来，马克龙在国内的声望显著走弱，其民意指数跌至上任以来新低，陷入了“少说少错、多说多错”的尴尬境地，因此他不得已在大多数内政议题上保持低调，尤其是最为敏感的预算案上，放手由总理在议会运作，以免徒增阻力。以退休改革被暂停为标志，马克龙的剩余任期几乎进入某种形式的“跛脚”阶段。

不过，从11月以来，马克龙小心翼翼地开始重返内政议题，并选择“社交媒体角色”这一话题作为增强能见度的阵地。他选择了法国的东西南北多地，以地方性媒体作为锚点，展开了一次巡回之旅，就“面临社交媒体和算法挑战的民主”为主题，同传统媒体的记者和读者进行座谈，为下一步可能推出的重大改革造势。

11月12日，马克龙在南部城市图卢兹与《南方快讯报》（La Dépêche du Midi）的读者座谈。他提出设立“数字成年”门槛、取消网络用户的匿名特征以便令其承担司法责任、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承担监管责任并提升算法透明度等，还特别提到某些“被亿万富翁控股”的公司，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但在当下的法国媒体生态中指向很明显，即保守派富豪文森·博罗雷（Vincent Bolloré）控制的庞大媒体集团。

11月19日，马克龙在北部城市阿拉斯同《北方之声报》（La Voix du Nord）的读者进行了相同主题的座谈，并表示希望能创立一种由媒体专业人士来定义的“标签”，以此来区分通过个性化广告盈利的社交网络和真正的新闻资讯网站。他特意强调，“这不意味着国家可以说这个是信息、那个不是信息”，并没有要求让法国政府来垄断贴标签的特权。

11月28日，在东部城市米尔库（Mirecourt），马克龙面对法国最大的地区报业集团EBRA的读者，重申不能让政府来给媒体贴标签，“否则就变成了独裁”。他表示，希望能建立一种“紧急诉讼程序”，以便能及时阻止社交媒体上假信息和“侵犯个人尊严”的信息的传播。受害者启动这一紧急程序后，法官应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迫使传播者和平台“关闭”其发布的内容。对于某些领域来说，这一紧急程序的意义格外重大：例如在选举之前流传的假消息可能会改变选举的结果，此时如果无力及时阻止、按部就班地诉诸传统司法程序，那么等到裁决作出后，假消息对选举的危害早已铸成。

12月10日，马克龙在西部城市圣马洛（Saint-Malo）在同《西部法国报》（Ouest-France）读者和编辑座谈时强调，社交媒体会对青少年的成绩和心理健康造成危害，这一点已经有科学共识，他打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比方，称社交媒体的危险性，就像让一个孩子驾驶F1赛车一样：“我并不想让他赢得比赛，我只想让他下车……我首先想要的，是让他学习交通规则并且确认车辆能正常行驶，然后让他在另一辆车上学习驾驶。”他还表示，目前适用于色情网站的年龄验证技术，将会移用到社交媒体上。明年1月政府将提交法案，将社交媒体的准入年龄（“数字成年”）限定在15或16岁。

马克龙出席《普罗旺斯报》读者座谈

12月16日，马克龙返回南法，在第二大城市马赛与《普罗旺斯报》读者座谈，再度强调社交媒体上假消息的危害。这一次，他举了一个更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例子：此前Facebook上一度流传“爱丽舍宫发生军事政变”的虚假视频，播放量达到上千万次，甚至导致非洲某国元首亲自给马克龙发消息求证真伪，而当法国政府联系Facebook要求撤下该虚假视频时，后者竟然以“不符合使用规则”为由而予以拒绝。马克龙无奈地表示，他原本认为自己作为总统会比普通人有更多施压手段，结果面对这种社交媒体巨头同样无能为力。

“博罗雷系”的“愤怒”

在图卢兹的首次座谈中，马克龙将矛头隐然指向了“博罗雷系”媒体集团。来自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保守派富豪文森·博罗雷，从港口和航运业务起家，但最近十余年来兴趣转向媒体，通过家族控股的博罗雷集团，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掌控着著名的综合性媒体集团维旺迪（Vivendi）、付费电视和影视传媒集团Canal+ 、公关与传播集团哈瓦斯（Havas）、出版集团路易·阿歇特（Louis Hachette）等，而在这些行业巨头的羽翼下，则是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多个信息渠道：在电视领域有收视率最高的CNews（以及此前刚刚因为屡次违规而被吊销有线平台播放执照的C8频道）；在广播领域有欧洲一台（Europe 1）；在纸媒中有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星期日报》（JDD），以及多份生活及时尚类杂志等。

如果仅仅涉及商业版图的扩张，倒不是最可怕的，毕竟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但真正让人担忧的，是这个庞大传媒帝国背后的政治诉求越来越难以掩饰。整个“博罗雷系”媒体呈现出明显的“右倾化”甚至“极右化”的特征。其中最典型的是原本立场温和中立的《星期日报》，在被博罗雷集团收购后，曾任极右派杂志《当代价值观》（Valeurs Actuelles）的主编勒热恩（Geoffroy Lejeune）成为该报新任掌门人。尽管编辑团队群起抗争，发起了长达40天的罢工，但仍然难以阻止资本的意志。经历人员清洗后，该报立场急剧向极右派倾斜，不仅频频在移民、安全等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也持“另类”立场。同样，新闻频道CNews也彻底埋葬了其前身Itélé的中立立场，成为右派和极右派的主要发声筒。在媒体和政界许多人眼中，CNews已经成了一个“极右派频道”。

在马克龙在座谈中将矛头指向“博罗雷系”之后，《星期日报》率先发难，针对媒体的可信度标签问题，当周报纸的头版标题为“马克龙：走向信息控制”：指责总统“滑向极权主义”，想要“扼杀自由”，通过建立一个“真理部”来让媒体与其保持一致。随后，“博罗雷系”的其他媒体纷纷跟进这一论调。CNews的明星主持人普劳德（Pascal Praud）指责马克龙是因为对媒体的冷遇感到不满而想要“强加单一叙事”，他甚至声称，如果建立新的监管机构，不妨给它起名叫《真理报》。

来自极右翼和右翼的政治人物很快加入这场讨伐。“国民联盟”党主席巴尔德拉在CNews上声称，马克龙的表态是一种“威权企图”，“反映出这个失去权力、仍试图维持对信息的控制的人的孤独感”。前共和党主席、如今已经沦为国民联盟附庸的西奥蒂（Éric Ciotti），以及持强硬保守立场的现任共和党主席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也各自发起请愿，反对“政府筛选媒体或强加真理”。而国民联盟的旗帜性人物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则从根本上质疑现有的视听媒体监管模式，声称私有电视台“完全有权不保持中立”。

面对突如其来的汹汹众议，爱丽舍宫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还击策略。12月1日，爱丽舍宫在X平台上发布推文，用一种半无奈半嘲讽的语气说：“《真理报》？真理部？谈论打击假信息，反而引发了假信息……”随后在次日的内阁会议上，马克龙明确否认会为媒体创建“政府标签”；而在圣马洛，马克龙再次强调，区分真假信息并不是政府要做的工作，而是“一个自由的媒体通过驳难和验证来完成的工作”。

从客观效果上来看，“媒体标签”成了马克龙提出的一个“愤怒诱饵”，但纵观整个政治态势，很难想象马克龙的本意是要引战。这位民意低迷的总统，目前最不缺的就是针对他本人的愤怒。这种负面观感不仅困扰他本人，甚至拖累了其身后的整个阵营在2027年总统大选中的前景。而规制社交媒体这种议题，固然可能让为人父母者略感欣慰，同时却有得罪年轻选民的很大风险，因此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合适的出击战场。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交媒体成为马克龙表达不满并进而酝酿规制的对象，也完全在情理之中。自从社交媒体兴起以来，没有哪位法国总统遭遇到如此之多的敌对言论和公开诽谤。关于“第一夫人是男儿身”的流言蜚语，从马克龙上任之初就开始流传，甚至在大西洋彼岸引发美国极右派网红的狂欢，迫使马克龙夫妇在美国入禀公堂。近期，马克龙访英会见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时尴尬藏纸巾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演绎成“聚众吸食可卡因”，虽然各大媒体事后纷纷澄清，但相关阴谋论仍然成为反对者（尤其是俄罗斯方面）大力宣扬的素材。更不必说前述“爱丽舍宫发生政变”的虚假视频，远远超出了误传或搞笑的范畴，成为显而易见的“信息战”攻势。

极右党魁的“光环营造”

在距离2027年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半之际，各路候选人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其中，国民联盟民意支持度居高不下，尽管该党尚未正式提名人选，理论上说，马琳·勒庞如果上诉成功，仍然是该党的第一人选，但现实的天平正在越来越向“备胎”巴尔德拉倾斜。不仅他在党内“新王登基”的态势已经呼之欲出，而且也展现出对外碾压对手的气势：在11月底公布的一次民调中，无论面对其他阵营何种对手，巴尔德拉都能轻松获胜，其胜选幅度甚至比勒庞本人出马还要大。

巴尔德拉在BFMTV电视台的“论坛”节目中

事实上，巴尔德拉早已在为总统大选谋篇布局。2024年他出版《我在追寻什么》，2025年又出版了《法国人想要什么》，这两本书都是典型的选战文宣作品，但无论是剑指爱丽舍宫（总统府），还是志在马提尼翁宫（总理府），这种举动似乎都能说得过去，不至于抢了勒庞的风头。而近期的人气高涨，也和他巡回宣讲签售新书《法国人想要什么》不无关系，即便途中遭遇到泼洒面粉或被扔鸡蛋这样的插曲，也丝毫无阻其人气提升，甚至还进一步增加了免费的媒体曝光机会。

年仅30岁、面目俊朗、能言善辩的巴尔德拉，拥有一个近乎素人的“干净”履历，他仅有高中毕业文凭，在大学期间辍学，随后投身国民阵线（FN，国民联盟的前身）的政治活动。他最大的优点和弱点都来源于这份“干净”履历：除了曾当选巴黎大区和欧洲议会议员，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历练。批评者质疑他没有任何管理企业、地方和中央行政部门的经验，就想一步登天去当总理甚至总统，而他本人的辩词是自己“没有在参议院里养尊处优三十年”，也没有让国家背上巨额债务。而选民似乎也很吃“清新形象”这一套：在2025年夏天一份“只论形象、不论政纲”的民调中，如果在政治人物中选择一位作为度假伴侣，巴尔德拉的受认可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政治人物。

从某种程度上说，巴尔德拉的“光环营造”，很大程度上是在复制马克龙当年的崛起之路，同样以“清新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同样迎合了民众对于建制派政治的失望乃至愤怒之情，所不同的是，当年马克龙崛起的背景是民众对主流左右两大政党的失望，如今巴尔德拉所赖以渔利的，除了上述情绪之外，还叠加了对曾经声称能解决问题的中间派势力的失望。但当年马克龙至少还有过执掌经济部的经验，而巴尔德拉则完全付诸阙如。具有讽刺性的是，他迄今为止最出彩的政绩是两次率领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不错战绩，但真的当选之后，他却很少参加欧洲议会的会议，也极少呈交提案。

在距离大选还有一年半之际，巴尔德拉的“光环营造”似乎已经获得了良好效果。但这种光环仍然要面临来自两个方向上的考验：一方面，极右派在此前历次大选都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目前的高人气在很大程度上是选民对当下局面表达不满的情绪性反应，随着投票临近，选民会更加回归理性、更加关注政纲，而各党派之间的合纵连横也会施加越来越大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法国当代极右派始终有高层内讧的传统，从老勒庞到小勒庞，都曾经历过和左膀右臂反目成仇的戏码。近一年来，巴尔德拉和马琳·勒庞之间也不乏微妙互动。12月11日，巴尔德拉再度宣称“我将永远忠于马琳·勒庞”。但这种表态让人想起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句俏皮话：“有权势者就像淑女，如果你不得不告诉别人你是，那么你已经不是了”。同样，当忠诚需要反复当众宣示时，它会持续多久，反而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当“自由”成为一种狗哨

马克龙的“愤怒诱饵”和巴尔德拉的“光环营造”，其中的关键连接点，是“博罗雷系”媒体对建制力量的侵蚀，以及对极右派的暗中支撑与整合。一个并非巧合的事实是，当马克龙表示要对社交媒体上的假消息进行规制时，反应最强烈的是以《星期日报》为首的“博罗雷系”媒体。而巴尔德拉的两本政治文宣作品，出版方正是属于“博罗雷系”的法雅出版社（Fayard）。

仅仅说“博罗雷系”媒体想打造一个为极右派发声的渠道，未免失之简单；这个媒体帝国真正想做的，除了让极右派“正常化”之外，是要将极右派和传统右派整合起来，消除二者之间的藩篱，换言之摧毁针对极右翼的“共和阵线”，牵动整个法国政治版图向右漂移，以实现博罗雷本人头脑中的“捍卫基督教文明”保守图景。

同样并非巧合的事实是，刚刚因为“利比亚献金案”而遭受三周牢狱之灾的前总统萨科齐，取保候审之后旋即以殉道者姿态出版《囚徒日记》，而出版方同样是法雅出版社。2015年曾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会给国民阵线投票”的萨科齐，此次在书中不仅感谢国民联盟要员对自己的问候，而且透露自己曾向马琳·勒庞表示，在2027年大选中不会参加所谓“共和阵线”。这一表态意味着一个重大转向，暗示着共和党中的萨科齐派系即便不与极右派结盟，也不会阻止其上台。而这种“传统右派的极右化”正是“博罗雷系”媒体帝国多年来潜心布局所要促成的结果。这一战略通过萨科齐的复仇怒火，终于在“共和阵线”上打开了一个肉眼可见的缺口。

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不同，在当下欧美社会的舆论场域中，“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像“爱国”一样，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成为极右翼的“狗哨”。笼统地谈论“自由”，当然是连左派也不会反对的原则（甚至可以说连左派也不乏滥用），但作为一种用来对抗所谓“单一叙事”的“言论自由”，则是当下极右翼更为青睐的话语策略。《星期日报》旗下周刊《JDNews》的封面上就把“表达自由万岁”作为固定副题，尽管该报在选题上显而易见地完全偏重于安全、移民、外交等传统的右翼话题领域，远远说不上兼容并包；同样，原“今日俄罗斯”（RT）法国频道主编费多罗娃（Xenia Fedorova）被“博罗雷系”媒体延揽之后，除了频频撰文抨击“伊斯兰威胁”之外，在法雅出版社推出的新书题为《被禁：有条件的言论自由》。正如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莫罗-谢弗罗莱（Philippe Moreau-Chevrolet）所言：“法国正在重演美国发生的情况，即‘言论自由’的主题被MAGA所胁持”。

在这一背景下，马克龙关于规制社交媒体所激起的“愤怒”，便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极右派对“媒体标签”的愤怒，真正的要害不是政府权力或者“真理部”，而是事关“文化战争”。马克龙本人反复强调，政府并不寻求垄断给媒体贴标签的特权，而应由媒体界专业人士来行使这一职权。但在极右翼看来，这甚至比直接赋予政府以特权更糟糕，他们并非分不清楚“国家”和“记者”的区别，但在他们眼中，当下法国媒体界中的左翼分子仍然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如果这个经授意成立的“贴标签”机构不是政府、而是由专业媒体人士组成，甚至对他们更不利。万一日后政权易手，让政府在媒体界施展雷霆手段“拨乱反正”，大概是极右派并不反对的愿景；而眼下整个媒体生态的力量格局，却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但不管对左翼分子们如何不满，左右之争本身并不是足以反对同行评议的理由，于是政府想要建立“真理部”、扼杀言论自由的指控就成了一个便宜法门。

另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在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Whitney v. California）中，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的意见一直被奉为言论自由的圭臬——“对抗错误言论的方法是更多言论，而非强制噤声”。但在此案判决近百年后，这一命题的实际功效和隐含前提，却越来愈遭到质疑。社交媒体的确带来了更多言论，甚至众声喧哗，但“虚假信息”、“另类事实”、“信息操纵”乃至赤裸裸的AI移花接木大行其道，“错误言论”非但没有得到根除，甚至愈演愈烈。

事实上，布兰代斯的上述命题从一开始就是附加前提的。他的原话是：“如果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露虚假与谬误，并通过教育过程来避免其危害，那么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是更多的言论，而不是强制噤声。”（If there be time to expose through discussion the falsehood and fallacies, to avert the evil by the processes of education, the remedy to be applied is more speech, not enforced silence.）在这里，“时间”、“讨论”和“教育”成为构成“更多言论而非强制噤声”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布兰代斯给定的框架是：理性的公民应当有条件接触到相对均衡的信息，并且可被说服，在面对更充分的信息时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在此基础上，更多的言论才是对抗虚假与谬误的补救措施。

但问题恰恰在于，2025年已经不是1927年，主流大报的黄金年代一去不复返，在时间和注意力高度碎片化的时代，传统媒体式微，社交媒体崛起，算法制造出无数个“信息茧房”或“回音室”，用户难以接触到均衡全面的信息，反而，假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情绪动员能力却远远高于纠偏信息，而且用户在“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或“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等心理机制影响下，面对真相也未必会幡然醒悟，反而可能愈发强化原有的谬误。此外，算法本身也不是中性的，它为了传播效益最大化（同时也意味着流量和广告最大化）考虑，会倾向于传播最能激发愤怒的信息（例如Facebook在缅甸“种族清洗”事件中的角色），再加上信息流可能会被政治和资本力量所刻意操纵或污染，凡此种种，都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布兰代斯命题”所赖以建立的前提。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新著《智人之上》中曾提出警告：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信息”的本质，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它和“真相”绑定在一起，而忽视信息本身（哪怕是虚假的）具有的动员能力。当信息反映真相时，固然可以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但当它不反映真相时，改变世界的力量同样不遑多让。

在此基础上，赫拉利区分了“天真的信息观”和“民粹主义的信息观”：前者认为，只要信息足够多，就能得到真理和真相；而有了真理和真相，就能得到力量和智慧；面对信息系统中出现的大多数问题，解决办法是收集和处理更多的信息。但在后者眼中，信息是一种武器，真相与否并不重要，唯一的现实乃是权力，对信息的控制和使用，最终目的是获取权力。

可见，布兰代斯的“更多言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赫拉利所说的“天真的信息观”。只不过，1920年代的大法官再如何洞谙人心，也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不必对这种“天真”过分苛责。然而，经历过世界大战、冷战和种族屠杀后，尤其是见识过戈培尔式“民粹主义信息观”的控制和扭曲，这种“天真的信息观”即便说是最终的胜利者，也不过是付出巨大代价后的惨胜。

百年之后的2020年代，前所未有的技术工具创建出一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媒介环境。人性幽黯之处，也比百年前暴露得更加充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简单地恪守“更多言论”作为对抗谬误信息的唯一法门，不啻为信息洪流中的刻舟求剑。缺乏规制的“更多言论”，就像赫拉利所分析的“魔法师学徒”，用一句简单的咒语召唤出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力量，却很难收拾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更多言论”无法保证不是更多的泥沙俱下，今年的牛津热词“愤怒诱饵”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目睹过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政体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提出振聋发聩的“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为“民粹主义的信息观”描绘了一个具象化的界碑。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言论自由”成为欧美极右翼最钟爱的话语策略一样，“真理部”如今反而成了极右翼反建制论述的武器，为奥威尔的警世恒言提供了新的变形注脚：“表达自由”可以有助于污染信息流、通向新的智识奴役，困在信息茧房中的“无知”，可以通过投票箱汇聚成一股愤怒的力量。面对政府试图规制社交媒体时大喊“真理部”，可以轻而易举地激起外界的理解、共鸣甚至同情。但对于精神血脉上承袭二十世纪欧洲极权主义的当代欧洲极右派来说，这种愤怒却不啻为“逆练奥威尔”。

理论上说，政府当然可以放任甚至制造假新闻，或者通过摆布媒体和司法机构，以达到对其有利的局面——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出现过的情况，但富有讽刺性的是，这两国正是被公认为极右翼得势的重镇。而至少在目前，在法国这样一个信息竞争相对充分的市场上，官方一手遮天、管控舆论的风险远远低于另一种来源——具有意识形态抱负的资本。如今《星期日报》网站上流露出的那种争夺舆论和文化霸权的战斗气息，要远远高于爱丽舍宫官网。在新的技术手段条件下，对人心的控制和操纵，恐怕早已超越了“真理部”和“电幕”，而是直接诉诸人的享乐、恐惧和愤怒等低级本能，以及在潜移默化中反复强化的“思想钢印”。未来对人心的控制工具，恐怕不是奥威尔式的有形“电幕”，而是无形算法中的“猜你喜欢”、“猜你讨厌”、“猜你害怕”……而这些要素，正是“博罗雷系”媒体以“言论自由”为名义所着力捍卫的。

20世纪见证了血色理想如何铺就了“通向奴役之路”，但在右翼“加速主义”加持下的暗黑理想，如果不能受到强有力的制约，同样可能在21世纪铺就另一条“通向奴役之路”。1989年，保守主义的“教父”里根曾宣称：“极权主义的歌利亚很快就会被微晶片的大卫打倒”，但如今我们隐隐看到的是，屠龙少年可能化身为龙，微晶片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一环，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掌握巨大算法力量的数字巨头和愈发原子化的个体用户之间，民族国家的角色固然需要警惕，但也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审视。面对新的时代变幻，对于自由之友而言，被奥威尔、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启蒙，但不能永远停留在奥威尔、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原点，放任心智维持在锁定状态，以所谓的“保守主义”小众标签沾沾自喜，闻“真理部”和《真理报》而色变，视“反政治正确”为“人间清醒”，却在不自觉中成为这种暗黑理想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