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澳大利亚推出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 “社交媒体禁令” 后，引发全球广泛讨论。该禁令已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明确要求Facebook、Instagram等数十个社交媒体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者使用，违规将面临巨额罚款，但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不会因此受罚。

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真是洪水猛兽吗？一纸禁令可以发挥作用吗？这些问题都在激发中国父母的思考：不只是简单的禁与不禁，还涉及全面发展、权利平衡、治理逻辑等多重考量。

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已成共性问题

这也许是最好的时代，网络环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80后被称为Y 世代，他们在青春期的尾巴赶上了数字浪潮。出生于1995年后的被称为Z世代，这代人是数字原住民，出生时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已逐步成为生活标配。

而2010后出生的人群则被命名为阿尔法世代，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除了数字产品，人工智能技术也横空出世，他们将是人工智能原住民。

从这些划分可以看出，互联网的每一次进阶，都在为新一代打上独特的烙印。对他们而言，网络如同空气与水。但在网络环境下的过度沉迷、信息茧房、隐私泄露、有害信息等问题，确实会带来负面影响。这正是社会和家庭和痛点：不让儿童接触互联网是不可能的，但怎样才能恰当地使用呢？这道自控力的难题，摆在儿童面前：既要又要，他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近期出版的《富足一代：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采访对象是中国的Ｚ世代，他们都不同程度谈到了社交网络对他们的影响。在社交媒体成长起来里的一代人，看似共情的情绪取代了完整的观点，立场凝聚成身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

多项权威研究已证实，社交媒体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高度关联；尤其女孩在11-13岁、男孩在14-15岁期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恶化密切相关。算法推送的无限滚动、即时反馈等设计，容易让他们沉迷其中，导致睡眠剥夺，进一步加剧心理问题，比如网络沉迷、网络霸凌、网络犯罪等。

近年发生的江苏连云港的中学生在微信群组建 “品茶大会”，侮辱和丑化同学；10 岁留守儿童小V在社交软件结识闺蜜，被诱骗发送隐私照片遭受隔空猥亵；澳大利亚 15 岁少女蒂莉因伪造裸照在社媒流传，不堪网络霸凌结束生命等案例，揭示了社媒之于未成年人的风险。

目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意识到严格管控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必要性。除了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也考虑推进相关限制措施。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监管共识，反映了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已成为共性问题。

这是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从现实来看，用社交媒体禁令割裂孩子与互联网的深度绑定，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核心原因在于这种绑定早已超越工具的范畴。

从互联网普及到人工智能，技术迭代的节奏只会越来越快，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只会比当下更数字化。这是不可逆的趋势。“做回孩子”，其实已经回不去了。

有人说，只是禁止社交媒体，并没有禁止其他应用，还可以听音乐、购物、用AI帮助学习。我揭示一个与儿童斗智斗勇败北过程中发现的残酷真相：几乎所有的垂类应用背后都藏着社交属性，连某些音乐APP都是。在歌曲的评论区可能出现几万条评论——那不是对歌曲的评论，而是用不了其他社媒的孩子们的聊天记录。如果禁止社交媒体还不够，其他的工具类应用是不是要进一步监管？我们真的能把孩子放进一个保险柜直到16岁吗？

如今的教育、社交、公共服务等核心领域，都已深度数字化。学校的作业提交、学术资源检索需要互联网，青少年的社交圈层构建、兴趣交流依赖社交媒体。这种情况下，社交媒体禁令等同于切断了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通道。

从权利角度来看，禁止其使用社交媒体，相当于剥夺了他们享受数字时代发展红利的机会。如同学习游泳要下水一样，未成年人需在社交媒体中学会辨别信息、规避风险；儿童丧失了数字社交的训练机会，也就间接削弱了他们的数字素养。

而禁令即便执行，也存在现实漏洞与衍生风险。一方面，身份核验的技术让禁令易被规避。我国的未成年人游戏禁令不可谓不严格，但未成年人租售、借用成人账号就能绕过监管，新闻里就出现了半夜两点打王者荣耀的八旬老太。澳大利亚的禁令也面临类似问题，已有青少年使用动态图片通过验证或转向未被列入禁令的平台。

另一方面，禁令会推动未成年人转入加密聊天群组、匿名论坛等无监管地带，这些地方的不良信息更猖獗，且脱离主流平台后，家长和监管部门更难追踪其行为，反而让未成年人面临更大的不可控风险。

一些可能的解决之道

很多人将未成年人沉迷社媒、出现心理问题归咎于平台，但背后其实有多重成长问题的叠加。比如学业压力和家庭沟通。枯燥的重复学习导致他们只能通过社媒快速获得放松与满足感，而很多家长缺乏与孩子的有效沟通，导致孩子不得不转向网络寻求情感认同。

以最近几年引发关注的“隔空猥亵案”为例，很多受害人处在一种外松内紧的状态，过于宽松的是畅通无阻的网络和无人关心、问津的心理和身体，过于紧绷的是性的无知、对身体的羞耻感以及家长的过度控制、绩效主义的成长氛围。当只剩下身体是自己唯一可以支配的对象的时候，他们在无知或恐惧的情况下成为被害人就变得可以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性与性教育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个庞大的议题，社交媒体禁令不会终结那些罪恶。

在英剧《混沌少年时》、韩剧《少年法庭》和美剧《十三个原因》等故事中，都涉及校园霸凌。如果没有恰当的教育，未成年人就会把征服当做男子气，把霸凌当做自己社会化的表现。社交媒体只是放大了恶果，但恶因的消除需要父母、学校、社会去投入更多的精力。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很多成年人也是有心无力，每一代人都是有限的，他们很难想象自己的下一代面对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

相比一刀切的社交媒体禁令，多维度的引导管理更具可行性。首先，网络素养应纳入未成年人的教育体系，要包括安全防护、信息辨别和行为规范，教他们如何做一个网络公民。同时，父母必须知情同意，自身要做好示范，与孩子约定使用规则，而非单纯禁止。政府要致力于打击涉及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并推动平台落实年龄验证技术，要求他们在算法上对未成年人进行充分保护，比如禁止用算法向18岁以下用户提供强相关的、成瘾性的内容。

我们都知道，立法保护要以儿童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原则。这一判断由谁决定，小孩自己、父母、专家抑或是国家呢？虽然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有时孩子的利益容易为其他利益所绑架。澳总理坦言政策并非“完美方案”，但明确传递了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重视立场，其长期效果与优化方向仍有待观察。

这种“为孩子好”确实顺应了很多家长的意愿，但承担代价的是澳大利亚的阿尔法世代。他们失去或者获得的，将会是什么呢？

记得有一首歌叫《未来的主人翁》，歌词里说“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我的孩子也属于阿尔法世代，她每天都在网上。这是对他们的问题，也是给所有的人的问题，他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也不要被某些发明变成网络儿童……那他们到底要什么呢？怎么做才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呢？希望人们都能关注这个话题，在对待儿童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儿童。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