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民营救护车800公里收费2.8万元”事件，近日有了处理结果。

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涉事的南昌赣医医院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五千元的行政处罚。此外，针对涉事医院在其他医疗服务过程中存在的超标准收费等行为，监管部门总共罚没87220.86元并上缴国库。

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江西新余唐先生的孩子病情恶化，当地医院建议转院到上海。但医院的救护车不能出省，唐先生联系到一辆民营救护车，结果800公里路程收了2.8万元。事后，他们发现，收费无明细、无发票，钱还转至个人账户。

这一事件，引发广泛讨论。眼下，持续半年的舆论热议以一纸罚单收尾，但背后所暴露出的非急救转运市场乱象，仍值得深思。

（患者非急救转运。共享联盟·温岭 徐伟杰 摄）

已阅君关注到，近年来，多起类似的“天价救护车”事件被曝光。例如，一位广东市民联系私人救护车转运弥留之际的亲属回家，3公里的路，被开价1800元；山西临汾的王女士，叫了救护车转运身患绝症的父亲，本已谈好价格，上路后却被告知监护费、氧气费要单独收费。

乱象频现，根源之一是供需失衡。

根据《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也就是说，这些救护车只能为属地内的危急重症患者提供短平快式的医疗运送服务。

非危重症患者想去其他适宜的医疗机构，家属想将危重症患者转至其他地市、省域的医院进行治疗，或者只是想将患者转运回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类似需求都难以满足。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提出，每年全国非急救转运需求量高达百万人次，但仅有9个省（区、市）的10余个城市建立了急救与非急救转运工作的分类管理服务体系。

例如，天津市在院前急救体系内分出部分力量承担非急救转运任务，在120指挥调度中心设置了“962120”专线，受理市民的非急救转运服务需求；南京市和无锡市由当地卫健委联合交通运输局，交由当地交通运输企业试点，开展非急救转运服务。

总体来看，非急救转运市场供需失衡情况，在全国普遍存在。

完善服务体系，扩大有效供给，成为破题的关键。不少地方也在这一方面开展探索。

例如，今年初开始，浙江省委改革办在平湖、温岭两地率先启动非急救转运“微改革”，采用“政府牵头、医院运营、市场参与”模式，鼓励引入民营医疗机构闲置转运车辆，并由政府统一建设的调度中心负责调度。

已阅君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平湖3辆乡镇卫生院车辆和民营医疗机构车辆、温岭2辆民营医疗机构车辆已纳入管理，既满足了群众需求，又带动了企业发展。截至9月，两地累计服务群众2000余次，服务半径覆盖长三角。

“天价救护车”现象产生的另一根源，在于市场化服务监管滞后。

民营力量虽然填补了市场空白，满足了百姓需求，但若缺乏有效监管与合理定价机制，也容易滋生乱象，带来漫天要价、粗暴定价等问题。

民营机构救护车监管，涉及卫健、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多部门参与，本意是要建立全方位监管体系，但实际上，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反而产生“九龙治水”问题，导致监管乏力。尤其是在跨地区转运过程中，救护车辆容易陷入“两不管”的处境，成为非急救转运市场乱象不断的一大原因。

已阅君关注到，推动服务规范化，正是平湖、温岭两地“微改革”过程中的重点。

例如，温岭制定的《非急救转运服务收费标准》列明起步价、里程费等4类7项费用，并要求明码标价、公示上墙。从服务协议签订到发票开具，每个细节都有章可循，既保障企业合理利润，又便于部门联合开展监管，杜绝了“趁病打劫”空间。此前，曾有温岭群众投诉“黑救护车”行驶7.2公里收费3200元，而按现行收费标准，相同距离的转运服务，价格仅需200元。

对于救护车转运服务，有需求的人群虽不广泛，但往往涉及危重症患者家庭，儿童、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经济负担敏感群体等。能否提供更普惠、更精准的服务，也关系着民生底色，关系着基本公共服务的品质。

此前，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内容。有专家指出，救护车转运不应成为“奢侈品”，非急救转运服务应当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既满足群众“刚需”，也彰显共享发展内涵。

近年来，浙江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创新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服务走向更多普通人身边。

不久前，浙江“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作出新部署，要求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可及性，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对于平湖、温岭“微改革”实践向全省推广，不少老百姓也充满期待。

管住一辆黑车，开出一张罚单，只能解一时之患。让“天价救护车”踩刹车，需要持续的服务供给、有效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