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行动是中国为抢占全球智能化竞争制高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而实施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其目标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从单一技术工具，转变为重构生产要素、重塑产业范式、重组价值链条的核心引擎。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系统性的政策布局、务实的具体举措和清晰的发展目标，构建繁荣、普惠、安全的智能经济与智能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智能基座。

政策层面：构建智能化发展新格局

实际上，“人工智能+”行动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数字化发展战略准备向新的范式跃升，即从“互联网+”时代的“连接”，转向“人工智能+”时代的“赋能”。

“互联网+”通过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服务之间的高效链接，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这一变革可称为“量变”。过去十年，“互联网+”为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最丰富的应用场景，这就为“人工智能+”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单纯的连接已无法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人工智能+”通过技术渗透，赋予机器自主分析、学习和决策的能力，从而引发各行各业的范式革命，这则是一种“质变”。从连接到赋能的转变，意味着技术不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管道，而是成为重构生产要素、重塑产业范式、重组价值链条的核心引擎，其落地目标是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工具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这种内涵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在价值创造方式上，“互联网+”主要通过提升信息流通效率来创造价值，而“人工智能+”则通过优化决策、创新产品与服务、甚至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来释放价值。其次，在作用机理上，“互联网+”侧重于“信息连接与扩散”，而“人工智能+”则要向“知识运用与创造”跃升。这意味着AI不仅要处理海量数据，更要从中提炼知识、发现规律，并解决更多复杂问题，从而推动生产要素的重组和价值创造方式的转换。例如，在制造业中，“互联网+”实现了生产流程的在线监控和数据采集，而“人工智能+”则基于这些数据，预测设备故障、优化生产排程、实现个性化定制，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发生革命性变化。因此，“人工智能+”行动并非对“互联网+”的简单替代，而是在其十年积淀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是一次面向全球智能化竞争新格局的主动战略突围，并通过AI技术的普及，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智能基座。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战略意义远超单一技术产业的发展规划，目的就是通过系统性的国家行动，抢占全球智能化竞争的制高点，构筑未来国家竞争新优势。

《意见》的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和前瞻性。因为它不仅关注技术本身的突破，更强调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全面深度融合，从而构建一个“创新带应用、应用促创新”的螺旋式发展范式。这种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破解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形成从技术研究到产业应用再到市场反馈的良性循环。例如，通过在制造、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布局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汇聚行业资源，培养专业人才，推广成果应用，来加速人工智能应用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体系化发展。此外，《意见》还明确提出要加强全球合作，这不仅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更是为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国际环境，提升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系列战略举措，明确指向高质量发展，最终在全球智能化竞争中实现从“技术应用大国”向“规则与技术双引领”强国的跨越。

“人工智能+”行动的核心战略思想之一，就是将AI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从生产力维度重构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指标，反映的是技术进步、效率改善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过去，TFP的提升主要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以及技术创新的线性推进。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递减效应日益显现，亟需寻找新的增长动能。“人工智能+”行动正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战略性举措。通过将AI深度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通过其强大的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智能决策能力，从多个层面提升生产效率。首先，在微观企业层面，AI可以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精准预测和智能调度，减少资源浪费和无效劳动。例如，在制造业中，AI工厂可以实现柔性生产，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整产品设计和生产计划，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其次，在中观产业层面，AI能够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优化，通过智能物流、供应链金融等应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整个产业链的运行效率。最后，在宏观经济层面，AI作为通用技术，其赋能效应将扩散至各行各业，通过 “智能涌现”（AI模型达到一定规模后。自动生成的新能力）极大地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劳动能力和决策水平，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人工智能+”行动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涉及生产关系层面的系统性变革。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生产力实现革命性跃迁的同时，必须同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以确保技术发展的红利能够惠及全社会。传统的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劳动关系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特征构建的。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劳动性质、分工模式以及价值创造与分配方式已成为可能，与之相适应，现有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框架就必须变革。

构建适配智能化的新型生产关系，涉及多个方面。首先，在劳动关系上，人工智能的普及将替代部分重复性、程序化的劳动，同时也会催生大量新的、需要人机协作的就业岗位。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终身学习和技能提升体系，帮助劳动者适应智能化转型，并探索新的社会保障模式，以应对结构性失业等带来的挑战。其次，在数据要素的产权和分配上，数据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如何界定数据产权、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通、建立公平合理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议题。再次，在治理模式上，需要建立动态敏捷、多元协同的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平衡创新发展与社会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合规、透明、可信赖。必须通过智能技术的普及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并同步构建适配智能化转型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框架，确保创新红利惠及全民，确保技术发展能够支撑国家发展目标。

更深入下去，就要从多个层面进行考察。在经济层面，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能，打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社会层面，通过在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民生领域的广泛应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让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治理层面，通过提升城市治理、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领域的智能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技术保障；在全球层面，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和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为确保战略目标的有效落地，“人工智能+”行动规划了六大重点实施路径，目的就是通过系统性的布局，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这六大领域覆盖了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发展，从消费升级到民生福祉，再到社会治理和全球合作的全方位、全链条，体现了系统谋划、分业施策的战略思路。

一句话总结，其最终落脚点就是为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实施层面：系统布局与重点突破

为确保“人工智能+”行动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意见》及相关配套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务实的措施。这些措施体现了系统布局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既注重夯实底层基础，又强调赋能顶层应用，落脚在构建动态、协同、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

为此，政策层面系统性地提出了强化八项基础支撑能力的举措，涵盖模型、数据、算力、应用环境、开源生态、人才队伍、政策法规和安全保障八大关键要素，意在系统构建人工智能基础支撑体系，为产业发展壮大提供有力支撑。

简单来说，提升模型基础能力是“人工智能+”行动的基石；加强数据供给创新是提升模型性能和应用效果的关键；强化智能算力统筹是保障“人工智能+”行动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高度重视人才、开源生态、政策法规和安全保障等软环境建设则是发展保障。

“人工智能+”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推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智能经济。相关政策围绕产业发展、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关键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意图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重构产业分工与流程，带动设备更新与软件重构，最终形成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

这里所说的智能原生并非简单的“AI+”或“+AI，而是从设计之初就将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如理解、生成、推理、记忆）融入产品、服务和业务模式的原创性创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人工智能融入战略规划、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推动产业全要素向智能化转型，从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具体举措包括大力发展智能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快培育一批底层架构和运行逻辑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原生企业，并探索全新的商业模式。例如，当前涌现的AI编程智能体、DeepResearch工具等智能原生应用，以及AI眼镜等智能原生硬件，都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

在工业领域，“人工智能+”行动旨在推进工业全要素的智能化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在设计、中试、生产、服务、运营等全环节的落地应用。具体举措包括：一是推动工业全要素的智能联动，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增强工业系统的智能感知与决策执行能力；二是加快工业软件的创新突破，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提升生产工艺的智能化水平；三是推进工业供应链的智能协同，加强自适应的供需匹配，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效率。例如，广东实施的“人工智能+制造业”标杆建设行动，就紧盯消费电子、高端装备、汽车等细分行业，以“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建设一批工业智能体示范工厂。

在农业领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的精准化、智能化和现代化水平，加快农业的数智化转型升级。具体举措包括：一是加快人工智能驱动的育种体系创新，利用大数据和AI算法加速优良品种的选育；二是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提高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的智能感知、决策、控制和作业能力；三是加强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管理、风险防范等领域的应用，如病虫害预测、精准施肥和灾害预警，帮助农民提升生产经营能力和水平。

在服务业领域，“人工智能+”行动鼓励创新发展智能化的新模式，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和质量，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如在智能金融领域，利用AI进行风险评估、智能投顾和反欺诈；在智慧物流领域，通过AI优化路径规划、仓储管理和配送调度；在智能零售领域，利用AI实现精准营销、无人商店和智能客服。同时支持发展“模型即服务”（MaaS）、“智能体即服务”等新型服务模式，打造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降低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的门槛，推动服务业智能化升级。

在消费升级领域，“人工智能+”行动致力于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培育产品消费新业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国家政策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打造“万物智联”的生态体系。这些智能终端不仅是硬件产品的升级，更是通过集成AI能力，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场景化和智能化的服务体验。举例来说，智能网联汽车不仅能实现自动驾驶，还能提供智能座舱交互、个性化娱乐和出行服务；智能家居则能通过语音控制和场景联动，为用户创造更加便捷、舒适和安全的居住环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升级已初见成效。

在民生服务领域，“人工智能+”行动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关键民生领域的应用，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社会公平。在教育方面，政策鼓励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要素和全过程，创新智能学伴、智能教师等人机协同的教育教学新模式，推动实现大规模的因材施教，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的提升。在医疗健康方面，政策提出要探索推广人人可享的高水平居民健康助手，有序推动人工智能在辅助诊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等场景的应用，特别是在基层医疗领域，利用AI技术弥补医疗资源不足，提高服务能力和效率。在养老托育方面，鼓励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陪伴、安全监护、健康管理等服务，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在社会治理领域，“人工智能+”行动要开创社会治理人机共生的新图景，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和科学化水平。具体举措包括：一是推动市政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升级，如建设智能交通系统、智能电网、智慧管廊等，提升城市运行的效率和安全性；二是在政务服务领域，深化“人工智能+政务”应用，通过智能客服、智能审批、智能分析等手段，提升政府服务的效率和透明度，优化营商环境；三是在公共安全领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风险预警、态势研判和应急处置，提升对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这些举措将共同构建更智能、高效、安全的城市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行动不仅着眼于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全球合作，旨在通过开放合作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全球影响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在科技创新方面，“人工智能+”行动的核心是推动科研范式的变革，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进程。鼓励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如在天文学、生物学、材料科学等领域，利用AI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发现新的科学规律，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同时强调利用AI技术优化技术研发流程，提升技术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例如，在药物研发领域，利用AI进行分子筛选和临床试验设计，大幅缩短研发周期和成本。同时，可以应用AI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用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在全球合作方面，“人工智能+”行动秉持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原则，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共享和治理体系的共建。要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反对技术垄断或设置壁垒，通过技术援助、人才培养、联合研究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弥合全球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并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倡导在数据跨境流动、算法伦理、安全标准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发展目标：迈向智能经济与智能社会

为确保“人工智能+”行动的有序推进和有效落地，《意见》明确提出了“三步走”发展目标。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六大重点领域（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的深度融合。乐观估计，新一代智能终端（如智能网联汽车、AI手机、智能家居等）和智能体等应用的普及率将超过70%。智能经济的核心产业规模将实现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将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的开放合作体系也将不断完善。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打基础、建标杆，通过示范引领，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为后续的全面铺开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将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等应用的普及率将超过90%。届时，智能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重构传统产业形态，培育壮大智能原生新业态，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和经济增长点，使人工智能成为推动生产力整体跃升的核心驱动力。

第三阶段的目标是到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到那时，人工智能将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运行的智能化水平将达到新高度，形成与智能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治理模式。这一阶段的重点是体系化成熟和生态化完善，实现技术、产业、社会、治理的全面智能化转型，最终建成一个更加繁荣、公平、安全、可持续的智能社会。

“人工智能+”行动的最终体现，是在经济、社会和治理三个层面实现全面的智能化转型，将“智能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增长。

在经济层面，“人工智能+”行动的最终体现是形成一个以数据、算力、算法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新产业生态，使智能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具体表现在：一是传统产业全面智能化升级，通过AI赋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产业竞争力；二是智能原生新业态蓬勃发展，催生出一批基于人工智能的全新产业和新型企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经济从资源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转变。最终，人工智能将深度重构生产关系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推动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在社会层面，“人工智能+”行动的最终体现是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一方面，人工智能将催生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如AI训练师、数据标注师、算法工程师、智能系统运维员等，同时也会赋能传统岗位，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将深度融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民生领域，提供更加普惠、精准、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通过智能教育实现因材施教，通过智能医疗提升基层诊疗水平，通过智能养老构建更为温馨、温暖的老年生活。最终，人工智能将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工具，推动社会文明有新的进步。

在治理层面，“人工智能+”行动的最终体现是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通过推动“人工智能+政务”应用，可以优化政府决策流程，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打造服务型政府。通过构建智能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对社会风险的精准预测和快速响应，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并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环境监测和生态保护，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最终目标是，人工智能将助力构建一个更加科学、精准、高效、协同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行动的最终落脚点，是系统性地推动中国从数字经济时代迈向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这一宏伟蓝图，必将通过一系列分阶段、可量化的发展目标来实现，并最终在经济、社会和治理等多个层面展现出全新变革。

封面为AI制作

作者 丨特约撰稿 孟繁科（资深媒体人）

编辑丨吴丽琳

美编丨马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