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中寻找一个中产样本，他的经历不算特殊，却胜在足够完整，因为恰好跨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更好的年代；另一个阶段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努力本身并不如选择更重要。

1

对于符达来说，湘潭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小学、中学、本科，他几乎把整个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在湘潭大学读书的那几年，他的成绩并不算突出。但他很爱踢足球。从小学开始，足球几乎贯穿了他的成长过程。训练、比赛、输赢、受伤，这些身体经验塑造了他对竞争的理解。爱踢球会踢球，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优势，在一个强调成绩和排名的环境里，体育注定只是点缀。

本科毕业前，他其实已经通过了推荐，有机会去中南大学继续读研。

但他是犹豫的。他隐约感到，如果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生会被提前锁死，以后的路可以一眼望到头。

他说，当时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念头是：得离开这里。

他开始认真考虑出国读书的可能性。

最初的目标是美国。可惜，那年有911。那一批申请美国的学生，几乎全军覆没。

短暂的犹豫之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加拿大，并被渥太华大学顺利录取。

后来到了渥太华，他发现很多同学都是来自清北等国内名校。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会被选中？导师告诉他两个理由。第一，他从小踢球、爱运动，而这位教授也是运动员出身，对这种身体和性格上的韧劲格外看重。第二，在电话面试时，他的英语表达流畅，反应也很快，让教授相信这个学生虽然出身普通学校，但理解能力和适应能力够强，很快就能追上课程进度。于是，不仅录取了，还给了他奖学金、助研和助教岗位。

离开湘潭时，是2001年的冬天。

他从浦东机场出发。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国际出发口，第一次真正的远行。

飞机起飞后，他贴着舷窗向下看，夜色里的上海铺展开来，灯光密集，浦东和陆家嘴的轮廓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那一刻，他并没有太多离愁别绪，只是直观地感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来得很快。

飞机先落在温哥华，再转机去渥太华。在温哥华飞往渥太华的航班上，他遇到了一位芬兰裔的加拿大人。对方穿着普通，谈吐温和，很自然地和他聊起了学校、天气、生活琐事。聊了一阵，他才知道，对方在加拿大体育系统里任职，是奥委会相关的官员。当时，他想，这是个“挺大的官”。

一路上，那位先生给他介绍渥太华的冬天、雪有多厚、第一次租房要注意什么，还反复确认他落地后有没有人来接。下飞机后，接机的人因为交通原因晚到，那位先生便陪着他在机场等，一直等到熟人出现，才离开。临走前，他买了一杯热咖啡递给他，在一张纸上写下电话号码，说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联系。

这是他对加拿大的第一个具体记忆。

不是制度，不是福利，而是一杯在寒冬里递过来的热咖啡。那种不带目的的关照，对一个刚离开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冲击力可想而知。

渥太华的机场很小，比他想象中的要小得多，甚至连长沙黄花机场都不如。城市从空中看下去，低矮而稀疏，几乎没有高楼。那种密集、明亮、向上生长的景象，突然消失了。他有点失望。

在他的想象里，作为首都，渥太华应该是北京那样的规模，或上海那样的繁华。但真正的渥太华，太安静，太乏味。再加上初来乍到，生活上很不适应，他对渥太华的初体验糟糕极了。

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之前从未留意过的细节。

公交车上，人们会自觉排队；商店门口，陌生人会顺手帮你扶门；买咖啡时，即便排着很长的队，也没有人插队或催促。教授在课堂之外，会主动询问你是否适应，是否需要帮助。

他心里轻轻动了一下，社会原来可以如此运行，人与人之间可以不用彼此提防。

2

真正让他对这种差异有更深体会的，是入学后的那场变故。

到加拿大两个月左右，正好赶上期中考试，他接到家里的电话：父亲被确诊为肝癌。家人已经瞒了他一段时间，直到医生给出存活时间只剩三到六个月的判断，才不得不告诉他。他必须立刻回国。

问题随之而来。

他在学校里有导师的研究项目，有助研和助教岗位，也有奖学金。他犹豫了很久，还是鼓起勇气给导师打了电话，把情况一一说明。

电话那头的回应异常简单。

导师没有询问细节，也没有讨论后果，只说了一句话：你先回家。学籍、奖学金、岗位我都会帮你保留，其他的我去协调。你明天就去买机票。

那通电话结束后，他在宿舍里坐了很久。

他后来想，那种震动，并不完全来自感激，而是一种认知上的松动。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在某些体系里，人生是允许被暂停的，是允许你把家庭置于所有之上。

父亲最终还是没能等到他完成学业。

等他再回到加拿大，继续读书时，那段经历已经悄悄改变了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这些感受，在当时只是被压在心底。直到几年后，他回到中国，重新投入另一套高强度的社会运转中，这些差异才被再次唤醒。

2002年5月，符达在渥太华的郁金香节。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其实不缺选择。

不少同学选择留在加拿大，进入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以他当时的背景，留在诸如统计局、警务系统、政策研究单位，并非难事。

但此时，中国的吸引力开始变得很强烈。

他记得很清楚，离开中国时，看到的浦东成片工地和灯光璀璨的夜景。它和渥太华的安静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他对中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了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

他学的是国际贸易，本科论文写的是中国加入WTO后的机遇与挑战。对他而言，中国入世，意味着资本、商品、人才的流动会被急剧放大，而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意味着很多机会。

他开始反复问自己：如果现在不回去，这一轮变化是否会被彻底错过？

与之相对的，是加拿大稳定的生活。在加拿大的职场上，你不用过于努力，因为不会被轻易淘汰。这种工作，稳定体面，却节奏缓慢，变化有限。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又像回到湘潭的生活，让他再次犹豫起来。

最终，他还是迅速做了决定。

毕业典礼的第二天，他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没有给自己留下反悔的时间。他是那一届经济系毕业生中，第一个回国的人。

他再次从浦东机场入境。

这一次，他站在另一侧，看着机场人群涌动。

3

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期货公司做石油衍生品分析师。那几年，中国的期货市场正处在快速扩张阶段，新品种陆续上市，监管逐步完善，参与者却不多。燃料油期货上线后，国际油价波动剧烈，套利空间被迅速放大。

对市场而言，这是早期；对个人而言，这是窗口期。

客户多是民营石油公司的老板，对风险的容忍度很高，对未来的预期也极其乐观。那是一个普遍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年代。

他懂国际贸易、能读英文资料、又肯熬夜，于是很快站稳了脚跟。人很年轻，拿的薪水可观，对未来有很多憧憬。那时，他毫不怀疑自己身处世界最好的城市，置身于最好的时代。

市场扩张很快，客户不断涌来，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拼命的阶段。应酬随之而来，饭局、酒局，城市之间来回跑。山东、陕西、山西，客户在哪，人就得出现在哪。

他的身体开始承受代价。

他并不喜欢喝酒，也不能喝酒。父亲就是因长期饮酒早逝，母亲几次提醒他注意身体，他也知道，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出问题。只是那几年，赚的钱太多了，舍不得走。

不过，四年之后，他还是离开了期货行业。

2004年，符达在上海期交所。

他开始寻找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不需要长期透支身体的工作节奏。转向外企，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那几年，找工作太容易了。

一个周末，他去金桥附近的迪卡侬闲逛。店里人不多，他注意到一位正在巡视货架的法国人。对方是中国面孔，但一开口说中文，口音里带着明显的法语腔。他能看出来，这是个管理层，但当时并不知道具体身份。

他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这边招不招人？

对方几乎没有犹豫，说招，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简历发过来。说完，递给他一张名片。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没有寒暄，也没有多余的问题。他当时并没太当回事，把名片随手放进包里，很快就忘了这件事。

两三个月后，整理资料时，他才想起这张名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简历发了过去。又过了两三个月，一个带着明显法国口音的HR用英文给他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来参加面试。

接下来的过程异常顺利。他这才知道，当初在店里遇到的那位法国人，是当时迪卡侬中国区负责门店运营的高层之一。

然后，他就成了迪卡侬的一个部门经理。工资比金融行业低了一截，头衔也谈不上耀眼。但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并不艰难。

原因很简单。

他是一个重度的足球爱好者，几乎是半职业水平。进入一家以运动为核心文化的公司，对他太有吸引力了。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母亲的一句话。

他把情况如实告诉母亲，说这份工作的收入可能会低很多。母亲没有犹豫，只说了一句：那你更应该去，注意身体，生活和工作要平衡。

4

在那个时间点，这样的转身很常见。

外资企业正在中国加速铺开网络，对懂业务肯吃苦的年轻人需求极大。

2006年，他在外环附近以每平方米六七千的价格买下了一套房子。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在上海留下来的决定。在那个阶段，这样的选择不需要任何解释。

外资企业在中国竞相扩张，门店、工厂、区域总部不断落地。猎头的电话开始频繁出现，有时甚至一天好几个。职位、薪水、平台，选择似乎永远多于犹豫。他在短短几年内换了几家公司，从部门负责人做到中国区高管，履历看起来越来越漂亮。

2012年，符达当时是GAP中国第一家旗舰店的总经理。

站在那时，很难不产生一些错觉。

真正的变化，是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慢慢显露的。

他记得很清楚，在2010年之后，地产圈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李嘉诚在出售上海的核心物业。那些地段，位置太好了，几乎是只进不出的资产。这在圈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很多人私下讨论，却没有公开质疑。毕竟，没有人能一眼看穿十几年。

另一个信号，来自他所在的美资企业。

那是一家在中国雇佣上万人的大型制造企业。表面上，中国业务依然在扩张；但在内部，生产线已经开始悄然外迁。越南的工厂几乎是按同一模板复制出来的。2013年，一纸决定下来，苏州的核心工厂一夜之间关闭，赔偿金照付，人全部遣散。

那天的场景，他至今记得。

管理层被工人围在厂区里，局面险些失控，最后出动了地方公安。对外的解释是成本，但他清楚，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当时还没人把这些事情说得太清楚，但他已经感觉到哪里不对了。

与此同时，他也见到身边的人不停倒下。

一位地产部门的直属上级，在一次高强度工作后心脏病猝死，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另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年纪不到三十，在美国出差期间倒在酒店房间里。几天前，他们还在讨论工作之外的琐事。

他开始第一次认真地问自己，如果有一天倒下的是我，我这些年的拼命，究竟给家人留下了什么？

孩子出生后，他几乎见不到孩子。清晨出门，深夜回家，孩子醒着的时候见不到爸爸。上海的空气也不好，雾霾有时甚至会突破极值。妻子的上海户口问题，也迟迟无法解决。

这些因素单独看，都不足以成为离开的理由，但叠加在一起，却足以让他动摇。

和十多年前在湘潭时一样，他再次感受到那种熟悉的不安。

2014年，他做出了决定。

这一次，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整个家庭，离开上海，再赴加拿大。

5

这一次离开，他不再是那个对世界充满模糊期待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在中国职场完整跑过一圈的准中年人。

这不是逃离失败，而是主动结束一段已经开始透支的生活。

再次回到加拿大，他选择了离多伦多不远的加拿大“”硅谷"滑铁卢。理由是，这里有好的大学，有高科技公司，有创业氛围，也有足够安静安全的社区生活。黑莓曾经在这里大放异彩，滑铁卢大学和劳里埃大学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

初到滑铁卢的日子，并不轻松。

他需要重新适应节奏，没有密集会议，没有随时响起的电话，也没有明确的晋升路径。生活突然慢了下来，慢到让他有些不安。

慢慢地，他开始认识到这种状态的价值。孩子可以按点上下学，周末再不用担心领导和客户找，身体不再被长期透支。生活第一次不再围绕绩效、排名和季度目标着打转，而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他重新回到校园，在劳里埃大学读MBA。他带着中国外企和金融圈的经验，坐在一群更年轻的学生中间，重新学习管理、组织和市场。

2015年，符达在MBA的毕业舞会。

这一次，他学得比当年更慢，也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他不再急于证明能力，而是开始认真思考：如果不再依赖大平台，自己还能做什么；如果不再被推着往前走，哪些能力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答案，逐渐浮现。

他发现，自己这些年的积累，并没有消失，只是需要重新组合。国际贸易的背景、在加拿大的留学经历、在中国外企的管理经验，以及对中加两套体系的深度理解，都指向一个真实存在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正在为下一代寻找另一种可能性。

2010年代中期，第二波出国潮开始成形。和早年不同的是，这一批家庭普遍有更完整的教育背景和经济基础。他们不是像以前那些人，出去就不准备回国，而是把留学、身份、教育当成一种长期配置。

房价上涨、教育内卷、环境问题，这些因素在国内同时发酵。越来越多家庭意识到，单一选择的风险正在放大。他们需要一个备份方案，而不是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创业，是在这个阶段自然发生的事情。

他没有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得很大，只是从最熟悉的领域切入，帮学生做申请，帮家庭做判断。

几年之后，当第二波出国潮真正涌起时，他已经准备好了。

6

他创业时，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最早找上门来的学生，多半是朋友介绍，或者在网上偶然看到信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

一开始，拒绝远多于成交。

很多学生的背景并不理想：本科院校普通，GPA不高，英语成绩平平，在国内中介那里已经被直接劝退。也有一些家庭目标很高，却对海外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几乎没有概念，只是把排名当成唯一指标。

他花了大量时间做解释。

解释为什么有些学校看重的不只是分数，为什么科研、实习、运动经历会被认真评估，为什么一个学生的整体叙事，往往比单点成绩更重要。这些话，对于第一次接触北美体系的家长来说，并不容易理解，也不一定立刻被接受。

真正支撑他走下去的，是少数几个极其费力的案例。

那些学生，需要反复打磨材料，需要一次次推翻重写申请逻辑，有的甚至在提交前仍然被认为希望不大。他没有给出过度承诺，只是尽可能把规则讲清楚，把路径拆解出来，陪着学生一步步走完。

结果出来后，有人拿到了远超预期的录取。

口碑开始慢慢扩散，找他的人越来越多。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疫情之后。

夏令营项目被迫停办，线下交流几乎停滞，签证周期被无限拉长。紧接着，中加关系迅速降温，政策的不确定性陡然上升。

与此同时，国内中产阶层的信心开始明显下滑。以前，卖一套房就能供孩子完成北美本科加研究生，现在慢慢不太可能了。

来找他的家庭，开始发生变化。

更多的是已经在海外布局过身份、拥有多本护照的高净值家庭。对他们来说，留学不是一条救生艇，而只是诸多选项之一。孩子读不读、读哪里，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阶层跃迁的唯一路径。

2024年夏，学生和家长们在符达的滑铁卢家里聚会。

另一种变化，来自学生本身。

他明显感觉到，新一代孩子的心理状态更加脆弱。焦虑、抑郁、自我怀疑，在很低的挫折阈值下就会被触发。他不得不在咨询之外，承担起一部分情绪安抚的角色。

他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国内基础教育的变化正在影响下一代的整体气质。

视野变窄，对复杂性的容忍度下降，对失败的承受能力减弱。曾经还能在顶尖高校里看到的贫困出身学生，如今比例明显降低。阶层流动的通道在收紧，而留学这条路，也变成了高度筛选。

在这些变化中，他能看到，潮水正在退去。

但时代还会继续向前。上海不会停，加拿大也不会突然加速，世界依旧在自己的节奏里运转。

只是，他已经不会再试图站在任何浪头上。他不再怀念上海的繁华和速度，也不否定那段火热的岁月。如今，他更清楚自己想站在哪里。有时候，能在大雪纷飞的夜里安静地睡着，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结果。

我能感知到风向的变化，有些话题在公域平台上越来越难展开了。为了不影响大家正常阅读，我把这些被删的文章大部分都保存在知识星球里，那里相对自由一些，也能讨论得更充分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