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Nature揭晓2025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榜单。该榜单旨在遴选过去一年中对全球科学界产生深远影响与积极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其独特之处在于，评选视野不仅聚焦于取得突破的科学家，亦关注在科技政策、公共议题乃至重大科研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个体。这种评选倾向反映出了‘科学塑造世界’的复杂图景。其中，中国的科学家梁文峰、杜梦然入选，彰显了中国科研的国际影响。本文选译自Nature。[1]

《自然》年度十大人物榜单记录了过去一年内重要的科学趋势和引人注目的科研进展，讲述了为此努力的人们背后的故事。这一榜单由《自然》编辑评选产生，展现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进展和事件。今年的榜单有：中国Deepseek的创始人；潜入深海窥求真知的青年科学家；坚守三十年、推动天文台构建的天文学家；首例接受定制基因编辑疗法的患儿；捍卫科学独立性的美国前CDC主任；印度学术诚信守门人等等。

01

梁文峰：中国AI崛起之年

图片来源：VCG/Getty

今年1月，Deepseek公司出人意料地发布了性能强大且成本低廉的R1模型。该消息瞬间搅动了全球的AI产业研发格局。该公司创始人是现年40岁的前金融分析师梁文锋。据信，他在将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股市后赚取了数百万美元，随后于2023年用这笔资金在杭州创立了Deepseek公司。梁文锋行事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他也拒绝了Nature的采访请求）。

梁文锋的模型如他本人般低调，却又极其开放。R1是一款"推理"大语言模型，擅长通过将复杂任务（如数学和编程）拆解为多步骤来解决。它是首个以开源形式发布的该类型模型。这意味着，该模型可以免费下载并基于其构建其他模型，因此对于希望将该算法应用于自身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一大福音。Deepseek的成功似乎促使中美两国的其他公司纷纷效仿，发布了各自的开放模型。

人工智能专家表示，R1的许多能力与包括ChatGPT在内的美国模型旗鼓相当，但它的训练成本却远为低廉。例如，Meta的Llama 3 405B模型的训练成本是R1的十倍以上。此外，Deepseek对透明度的追求也是前所罕见的，他们公布了构建和训练R1的所有细节。而今年9月，该模型成为首个接受同行评审的主要大语言模型。通过公开其"配方"，Deepseek教会了其他人工智能研究者如何训练推理模型。这一贡献的影响是深远的。

Deepseek的一位前员工表示，与许多西方人工智能企业家一样，梁文锋已将目光投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意图开发在认知任务上能与人类媲美的人工智能系统。他以此为目标塑造着他的公司。据说，该公司在招聘时优先考虑人的潜力而非经验水平（R1论文的一位作者仍在读中学）。并且公司层级结构简单，没有叠床架屋的行政结构，且研究人员可自行决定研究内容。"甚至像我这样的实习生也被当作全职员工对待，从事有价值的任务"，该员工说。

02

杜梦然：青年科学家奋斗深海

中国深海科学家

图片来源：VCG/Getty

杜梦然，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深海科学研究部副主任，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

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里向外望去，海面之下九千多米的深处，杜梦然正目睹着科学的未至之境。潜水器的灯光照亮了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幽灵般的多毛虫游弋于血红色的管虫群中。

杜梦然和她的同事们正在探索海斗深渊区。2024年，在日本东北部的千岛-堪察加海沟底部，杜梦然和她的团队在一次下潜中发现了已知地球上最深的有动物存在的生态系统，并于今年发表了相关论文。杜梦然说："我总是对海斗深渊的未知充满好奇，而探索未知的最好方法就亲自涉足此地，用心去经历、去感受，亲眼见证海底。"

分布在大洋板块向大陆板块俯冲的地带上、水深范围从6000米到11000米左右的深海区域，被科学家称为“海斗深渊”（Hadal trench）、“超深渊”（Hadal zone）或“海沟”（Trench）。它们代表着地球上最深的海洋区域。

作为本次科考的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同事乘坐潜水器完成了24次下潜，每次平均约6小时。潜水器由钛合金制成，可承受98兆帕的极端压力（约为海平面大气压的1000倍）。其载人舱空间仅1.8立方米，可容纳三人。

奋斗者号团队所发现的生态系统，依赖于一种不寻常的能量来源。与海面大多数依赖阳光的生命不同，从海底渗出的流体所蕴含的甲烷、硫化氢和其他化合物为这个生态系统提供了能量。可以进行化能合成的微生物，利用这些能量丰富的分子，将无机碳转化为有机碳，从而成为了生态系统的基石。杜梦然首次在这些"泉眼"中观察到了几种腹足类动物、管虫、蛤类及其他生物，其中几种还可能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党委书记彭晓彤表示："杜梦然为探险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在近海研究的丰富经验使她能够识别海底化能合成群落中的物种，而这是判断发现重要与否的关键。她对深海科学怀有极大的热情，这是我们能够在海底获取惊人发现的原因之一。"

彭晓彤表示，这一发现促使团队在2024年考察期间改变了计划。研究人员驾驶"奋斗者"号潜水器前往更多地点寻找化能合成生态系统，包括附近的阿留申海沟。在今年，杜梦然、彭晓彤和同事们对南太平洋的另一条海沟进行了考察，在那里发现了与去年在北太平洋发现的类似的生态系统。研究人员表示，这为地球海洋中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化能合成生态系统走廊提供了有力证据。

03

KJ Muldoon：基因编辑疗法里程碑

图片来源：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对于致力于拯救他的研究团队来说，KJ Muldoon最初只被称为“患者Eta”。然而短短数月内，KJ这个名字就和他那感染力十足的笑容一起，登上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条，因为他成为了全球首位公开接受个性化CRISPR基因编辑治疗的人。

2024年8月，KJ出生后不久，医生就发现他嗜睡且进食过少。经过一系列检测，他们诊断KJ患有一种极其罕见的遗传病，氨甲酰磷酸合成酶1（CPS1）缺乏症。这种疾病会妨害身体处理蛋白质的能力。

人体在分解蛋白质时会产生氨，这些氨通常由肝脏酶处理并通过尿液排出。但CPS1缺乏症会致使患者在该环节内的一种酶功能失常，从而使氨在患者血液中累积，并最终损伤其大脑。该疾病虽可通过肝移植治疗，但约半数的CPS1缺乏症患儿会在幼年夭折。

KJ的主治医生之一、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科专家Rebecca Ahrens-Nicklas在思考，是否存在另一种解决方案，即直接修复KJ肝脏中的缺陷酶。她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心脏病学家Kiran Musunuru共同制定了一项大胆计划，打算针对DNA序列定制特定的基因编辑疗法，以治疗患有罕见遗传病的儿童。KJ成为了他们的首位候选者。

以往的基因编辑疗法旨在治疗大量患者。首个获批的CRISPR疗法Casgevy，（译者注：Casgevy疗法是由美国福泰制药公司与瑞士CRISPR治疗公司共同开发的基因编辑疗法，主要用于治疗12岁及以上镰状细胞病和输血依赖型β地中海贫血患者）可能惠及数万名患者。但KJ的定制疗法仅对他一人有效。

研究团队采用CRISPR基因组编辑的分支技术——碱基编辑，精准定位人类基因组30亿个碱基中那个出错的目标突变并予以修正（详见相关论文[2]）。但如此高度个性化的编辑疗法从未迅速完成过，而氨毒素仅需数月就可能侵蚀KJ幼小的身体。不过依靠学术界和产业界团队的通力合作，这项治疗迎来了及时雨般的成功。制造企业全天候赶制治疗所需的基因编辑组件。原计划18个月的工期，制造公司仅用6个月就完成了。

当KJ以他的魅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时，Musunuru及其实验室成员却刻意回避了解KJ的任何个人信息，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Musunuru解释说：“治疗中存在关键决策点，我们必须完全基于数据，保持客观判断。”

今年2月25日，KJ接受了三次输注治疗中的第一次。他对膳食蛋白质的耐受度已有所提高，但仍需药物控制和定期监测以确保血氨水平稳定。6月，KJ终于回到家中。出院时，医院工作人员在走廊和院外道路两旁列队鼓掌送别。在家休养期间，KJ持续达成发育里程碑：开始进食固体食物，并努力迈出人生第一步。

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其他患儿能获得同等治疗机会。Casgevy治疗单人的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投资者对基因组编辑公司望而却步，多家企业已裁员并中止研发项目。而KJ身上获得的成功也让其他遗传病患儿家庭追问，“我的孩子该怎么获得这样的治疗？”

04

Susan Monarez：为科学的原则性而战

美国微生物学家

图片来源：Alyssa Schukar for Nature

Susan Monarez是一位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背景的科学家，在美国政府机构从事近20年非党派科研工作。2025年，她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并任命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这一选择当时虽令科学界感到意外，但却未引发争议。然而上任不足一月，她即遭解职，她也因此成为特朗普政府科学政策争议中的标志性人物。

Monarez在9月一场紧张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称：“我因坚持科学诚信的底线而被解雇”。她公开指出，自己拒绝执行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的两项指令：一是解雇CDC内部顶尖科学家，二是在未审议相关科学数据前预先批准疫苗政策。肯尼迪则称Monarez“不可信赖”，因此将其免职。

肯尼迪长期公开批评CDC，曾称其可能是美国政府中“最腐败的机构”。他上任后试图裁撤CDC约四分之一职员，并撤换疫苗政策顾问委员会全体成员，代之以多名公开批评疫苗的人士。

布朗大学流行病学家、大流行病中心主任Jennifer Nuzzo评价道：“Monarez长期以来始终将科学证据服务于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她的做法是任何有自尊的科学家都会做的——没有科学家会在未审视证据前就盲目盖章批准。”CDC中Debra Houry等四名高级科学家亦以辞职抗议莫娜雷斯被免职。Houry在听证会上揭露，肯尼迪团队在关键决策（如限制儿童与孕妇接种新冠疫苗）中均未咨询CDC科学家。

Monarez透露，她曾计划推动CDC改革，重点是通过数据整合为各地方提供精准化公共卫生建议。“我始终挑战现状，因为科学就该如此——但绝不能为权宜之计牺牲道德与科学诚信。” 她在10月受访时强调，“虽然CDC主任本质上是政府职位，但科学家绝不该因此就在科学上作出妥协，CDC太重要了，绝不能放弃。”

目前CDC由肯尼迪副手、生物技术投资人Jim O’Neill代理执掌。Nuzzo指出，Monarez被驱逐后，寻找正式主任人选将“更加困难”。CDC正面临员工士气低落、总部枪击事件（因凶手对新冠疫苗敌意引发）等多重创伤。对于CDC前景，Monarez公开呼吁：“这个职位注定与政治交织，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牺牲科学的原则。” Monarez的去留之争，已成为美国政府科学独立性危机的一个缩影。

05

Achal Agrawal：印度学术诚信守门人

美国微生物学家

图片来源：Bhumika Bhatia for Nature

Achal Agrawal，印度数据科学家，2016年于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2018年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2022年因一次与学生关于学术抄袭的争论，毅然辞去大学教职，全心投入推动印度科研诚信建设。他创立了志愿者组织“印度研究观察”（India Research Watch, IRW），通过数据分析曝光学术不端，并成功推动印度国家高校排名体系改革。

2022年底，一名本科生在课后向Agrawal兴奋地分享其“使用软件改写已发表论文”的研究计划，并坚称这种做法能通过学校查重检测，不属于剽窃。这次谈话深深冲击了Agrawal。他称这次对话使他意识到，学术不端行为在印度已如何根深蒂固，这坚定了他采取行动的决心。一个月后，他辞去大学工作，全身心投入这项无报酬的事业，成为印度学术界关于科研激励与诚信讨论的核心人物。

Agrawal创立的IRW，集结起研究人员与学生共同揭露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他在LinkedIn持续发布对印度机构撤稿数据的分析，并撰写文章警示国内科研不端的激增。起初数月，他感觉“仿佛对着虚空呼喊”。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分析引发广泛关注，IRW的LinkedIn账号目前已拥有超7.7万关注者。该平台还开通了匿名举报学术不端的渠道，Agrawal目前日均收到约10条线索。

2024年，他与印度科学研究所的政策分析员Moumita Koley合作发表预印本研究，揭示印度私立高校通过大幅增加论文发表量和引用量提升NIRF排名的现象，而这些成果可能缺乏对论文质量与诚信的充分审核。Koley赞扬道：“他的数据驱动方法令人印象深刻。”（译者注：NIRF全名印度全国机构排名框架，National Institutional Ranking Framework，由印度教育部自2015年推出，用来对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年度综合排名）

Agrawal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2025年8月，印度政府宣布对NIRF进行里程碑式改革：若高校研究人员发表的大量论文被撤稿，该校排名将受到处罚。这是全球首个引入撤稿惩罚机制的高校排名体系。Agrawal称那天他非常高兴。此前，印度高校排名往往只重论文数量而忽视质量。

然而，这份事业也让Agrawal付出高昂代价：他至今难以找到正式工作，并面临一所私立大学对IRW七名成员提起的诉讼。他坦言偶尔会产生“或许该停止”的念头，但仍坚持前行。

Agrawal将清理印度学术界的努力比作一句印度谚语：“水满自溢”。他说：“我们难以预测水盆何时会满溢，但必须持续注入水滴。”他期待明年能在NIRF排名中看到改革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声称最终目标是推动学术问责制，助力机构采取行动。

06

Tony Tyson：坚守三十年的天眼匠人

美国物理学家

图片来源：Rocco Ceselin for Nature

Tony Tyson，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物理学家，他也薇拉·鲁宾天文台首席科学家。85岁高龄的他，是这座革命性天文台从最初构想到最终建成的核心推动者。凭借在微弱信号探测和电荷耦合器件技术方面的远见，他革新了天文观测方式，并主导建造了全球最大的数码相机，旨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绘制宇宙三维暗物质地图。

今年，Tony Tyson在智利安德斯山脉Cerro Pachón山顶，亲眼预览了由全新的薇拉·鲁宾天文台拍摄的首批图像，针对成千上万的星系清晰对焦。这个他早在30多年前就构想的项目，如今已准备就绪。“知道一切运转正常是一回事，亲眼看到是另一回事。当我真的看到成品时，我惊叹‘wow’。” 这座耗资8.1亿美元的天文台被Tyson形容为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豪赌”，而他与团队承担并战胜了风险。

薇拉·鲁宾天文台将使用一台重约3.5吨、尺寸如小型汽车的3200万像素数码相机，开始持续拍摄南天星空。尽管整个望远镜重达约350吨，但其紧凑设计使其移动灵活，每40秒即可拍摄一次不同曝光。其核心任务是：绘制宇宙不可见暗物质的三维地图、探测数百万颗脉动或爆炸的恒星、识别可能威胁地球的小行星。

英国爱丁堡大学天体物理学家、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Catherine Heymans评价道：“如果他（Tyson）没有那样的远见，以及那种顽强的决心，我们今天就不会拥有薇拉·鲁宾天文台。”

Tyson的科学兴趣始于童年。五岁时，一场肺病和风湿热使他不得不在蒸汽帐篷中度过漫长时光，收听短波广播。他表示，这段经历开启了他“从噪声信号中提取信息” 的毕生兴趣。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他于1969年加入AT&T贝尔实验室。他不仅参与了早期的引力波探测器研究，更敏锐地注意到了在“实验室走廊那头”发明出来的电荷耦合器件传感器（CCD）。他意识到，这种器件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将彻底改变天文学。

Tyson的终极目标是对大片天区成像，测量星系光线在充满巨大暗物质块的宇宙中穿行时产生的形状扭曲（即“弱引力透镜”效应）。他从1973年开始申请望远镜时间以寻找这种效应，但“一次又一次被拒绝”。Heymans指出，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尤其从地面观测。但Tyson坚持不懈，最终在2000年成为首批利用该技术揭示暗物质存在的研究者之一。同时，他不断建造更大的天文数码相机，其早期作品甚至在1998年暗能量发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CCD制成的数码相机如今已成为整个天文学光学成像的标准工具，而Rubin天文台的这台则是史上最大的一座。“它真的将改变我们从事天文学的方式，” Heymans预言。即使年满85岁，Tyson也无意放慢脚步。他期待这台望远镜实现他的终极愿景——开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宇宙弱引力透镜巡天，并“极有可能发现让我们震惊的东西”。

07

Precious Matsoso：构筑大流行病世界防线

南非卫生专家

图片来源：Chris de Beer-Procter for Nature

Precious Matsoso，南非资深全球卫生专家，现任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Wits Health Consortium成员。她曾于2010年至2019年担任南非卫生部部长，在过去二十年间于世界卫生组织担任多项领导职务，在推动艾滋病药物可及性等方面经验丰富。

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公约，通常称为WHO大流行协定，是WHO旗下成员国共同推动的一项全球性国际协议，其核心目标是让全球变得更善于预防、准备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流行病——比如 COVID-19 。而Matsoso因共同主持并成功推进该条约的艰难谈判而广受称誉。

2025年4月16日凌晨，瑞士日内瓦。经过三年多艰苦谈判，世界卫生组织190多个成员国就全球首个大流行病条约草案文本达成共识。当天清晨，主持谈判的联合主席Precious Matsoso表示：“我深受感动，满心喜悦。” 这份条约旨在制定指导原则，确保世界能以比应对COVID-19大流行时更公平、更团结的方式，预防和应对下一次全球健康危机。

谈判的核心摩擦点正是如何实现公平。COVID-19期间，病毒样本和数据的公开共享虽助推了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但研究成果并未公平惠及所有国家。低收入国家被迫等待救命药物，高收入国家则被指责大量囤积。条约的达成被视为改变这一状况的关键一步。

谈判过程被其前任联合主席、荷兰卫生部负责人Roland Driece形容为“费力不讨好”。“每个人都不满意你，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你总是在努力寻找中间道路。” 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法律学者、世卫组织条约顾问Lawrence Gostin则直言：“如果没有她，我们可能不会有大流行病协议。”

Matsoso运用了多种策略推动妥协。面对激烈辩论，她态度坚决。她曾回忆道：“我不想在这里听到任何人的‘红线’。我真正想听到的是：你认为可以如何解决？”但坚决斗争的同时，她也保留着独特的温情与创意。Driece钦佩地提到，她至少有一次为与会代表唱起了披头士乐队的《你需要的只是爱》，以传递合作信息。Matsoso坦言：“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达成合作目标。” 她将整个谈判过程比喻为 “像跑马拉松，但同时要冲刺” ，任务繁重且必须快速推进。

条约要求制药公司提供至少20%的大流行相关医疗产品给世卫组织分配。但部分批评指出，这一比例对低收入国家仍不够慷慨。《柳叶刀》2025年5月的一篇社论认为：“20%虽然好过没有，但这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公允妥当。”

条约文本虽已于2025年5月获各国政府正式通过，但仍面临挑战。其中关于病原体获取和利益分享等争议条款的细节，正由一个专门工作组敲定，预计2026年5月完成。此后，条约需获至少60个国家批准才能完全生效，这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

尽管无人希望另一场大流行到来，但Matsoso乐观地认为，如果当那一刻真的来临，世界将比过去准备得更加充分。她期待：“我希望几十年后，当人们回首往事时会说，‘你知道，那些努力是值得的。’”

08

Sarah Tabrizi：引领亨廷顿病治疗的前沿

英国神经学家

图片来源：Jessica Hallett/Nature

Sarah Tabrizi，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亨廷顿病中心主任、神经学家。作为该领域数十年来的领军研究者，她几乎参与了每一项重要的临床进展，并亲身经历了最令人心碎的试验失败。2025年，她作为首席科学顾问主导的基因疗法AMT-130临床试验取得突破性数据，为这种毁灭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带来了首个能显著延缓病程的疾病修正疗法。

2025年9月初，Tabrizi在一次视频电话中首次看到了她和同行追寻数十年的数据：基因靶向疗法能显著减缓亨廷顿病无情病程的确凿证据。这项由阿姆斯特丹生物技术公司uniQure开发的AMT-130疗法，通过手术将携带基因材料的安全病毒注入特定脑区，从而阻止导致脑细胞缓慢破坏的错误突变蛋白的产生。

尽管试验规模小（仅12人接受高剂量治疗）且需要侵入性脑部手术，但疗效令人震惊。在接受高剂量治疗的参与者中，一项综合评估运动、认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标准评分在三年内仅下降0.38分，而对照组下降了1.52分，这意味着治疗将病情恶化速度减缓了75%。Tabrizi评价道：“这是迈进的一大步。” 此次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即便患者已经出现症状，治疗窗口依然敞开。

Tabrizi才能为研究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英国伯明翰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家Hugh Rickards形容道：“Sarah太了不起了。她就好像是稳坐研究网络中央的蜘蛛。你知道的任何一种跟亨廷顿病相关的修正疗法——她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

也就是说，Tabrizi几乎参与了该领域每一项重要的临床进展。这不可思议到令人惊叹，但大量的临床研究经历，也使Tabrizi目睹了该领域每一次失败的尝试。四年前，另一项被认为前景光明的疗法tominersen，在后期试验中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挫折。而作为研究的主要负责人，Tabrizi必须承担起向参与家庭解释失败结果的责任。“这令人心碎，” 她回忆道。但她仍将此视为科学实验的一部分。她扛下这一切，并回头告诉受挫的同事们：“失败虽然痛苦，但却往往是学习的途径。”

她将自己的建议付诸实践，帮助规划了tominersen的新路径，并领导全领域推动优化亨廷顿病的临床试验设计。这些经验教训为AMT-130的开发提供了信息，该药现被广泛誉为亨廷顿病治疗领域迄今为止最有希望的进展。

Tabrizi的目光不仅限于治疗，她正致力于预防亨廷顿病。过去八年，她领导了一项大规模脑健康研究，该研究针对携带致病突变但距发病尚有数十年的年轻人展开。2025年1月，其团队报告称，这些人在症状出现前就已显示出大脑的细微变化和神经元应激的分子迹象。她希望这一发现能为更早阶段的干预提供依据。“这都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 Tabrizi说，“我想看看我们是否能永远预防亨廷顿病的发生。”

09

Luciano Moreira：抗击传染病的蚊子工程师

巴西昆虫学家

图片来源：Gabriela Portilho for Nature

Luciano Moreira，巴西农业工程师、昆虫学家，非营利企业Wolbito do Brasil首席执行官。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利用沃尔巴克氏体（Wolbachia）细菌阻断蚊媒疾病传播，并成功推动该技术从实验室研究走向大规模应用。2025年7月，在他主导下，全球最大规模的沃尔巴克氏体蚊子工厂在巴西库里蒂巴落成投产，标志着巴西将这一生物防治方法采纳为抗击登革热等疾病的官方公共卫生措施。

在库里蒂巴的工厂里，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伊蚊在恒温恒湿、布满网笼的房间里繁育。工厂每周生产超过8000万枚蚊卵，其目标是将感染了沃尔巴克氏体细菌的蚊子（当地昵称为“wolbitos”）释放到巴西城市中，以遏制主要由埃及伊蚊传播的致命病毒性疾病——登革热。

Moreira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科研，更在于沟通与说服。巴西联邦大学里约热内卢分校的分子昆虫学家Pedro Lagerblad de Oliveira评价道：“他不仅成功完成了学术工作，通过实验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还成功说服了政治决策者实施这项技术。这不是所有科学家都具备的能力。”

沃尔巴克氏体是一种相对无害的细菌，能感染许多节肢动物的生殖细胞。Moreira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Scott O'Neill实验室进行访学研究时，参与证明了携带沃尔巴克氏体的埃及伊蚊，其传播登革热病毒的能力显著低于未感染的蚊子（2009年《细胞》期刊论文）。科学家认为，这种细菌可能与病毒竞争资源或刺激宿主产生抗病毒蛋白，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Moreira回到巴西后，在隶属于卫生部的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组建团队，开始了小规模测试。他回忆起初期的简陋条件：“蚊子最初是在一个狭小、闷热的房间里，用移液管和手工操作，以一种近乎手工匠人的方式生产的。” 说服公共卫生部门向城市中释放数百万只蚊子是艰难的。他记得尼泰罗伊市一位卫生官员最初断言 “这绝对行不通” ，但在解释该策略已在其他地方成功遏制登革热后，官员改变了主意。结果证明，自释放蚊子以来，尼泰罗伊的登革热发病率下降了89%。

这些积极成果引发了更广泛的兴趣。Moreira促成了由O‘Neill领导的世界蚊子计划与位于库里蒂巴的巴拉那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之间的合作，由此诞生了Wolbito do Brasil公司，并建立了如今这座巨型工厂。该工厂每周需要超过70升人血和动物血来喂养蚊子，目标是年产50亿只“蚊子战士”。

这座工厂的运转，标志着一种创新的、环境友好的疾病防控策略，正从一个前沿科学概念，转变为守护巴西数百万城市居民健康的切实屏障。

10

Yifat Merbl：在垃圾箱中发现免疫宝库

以色列生物学家

图片来源：Daniel Rolider for Nature

Yifat Merbl，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系统生物学家。她以独特的视角探索细胞内负责降解蛋白质的“垃圾处理中心”——蛋白酶体，并于2025年率领团队取得突破性发现：蛋白酶体能够从普通蛋白质中“加工”出大量具有抗菌潜力的肽段，从而揭示了一种此前未知的、独立于经典免疫细胞激活的快速免疫防御机制。这项颠覆性研究重新定义了人们对细胞基本组件功能的理解。

Merbl的研究始于一个基本问题：结构异常精密的蛋白酶体，如果仅仅是为了“切碎”蛋白质，为何需要如此复杂？她和团队采用质谱分析技术，鉴定了多种细胞中蛋白酶体产生的肽段，并与公共数据库进行比对。结果令人震惊：许多肽段与已知能消灭细菌（如刺穿细菌膜）的抗菌肽序列匹配。通过算法预测，他们总共发现了约1000个可能具有抗菌活性的片段。

更宏大的图景还在后头。通过计算机模型将所有人源蛋白质切割成所有可能的肽段后，他们推测潜在的抗菌肽数量可能超过27万种。Merbl回忆那一刻：“这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因为你意识到你可能发现了某些根本性的东西。” 这一发现意味着，细胞内的蛋白酶体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免疫肽“武器库”。

进一步实验揭示，当细胞被细菌感染时，蛋白酶体会切换至一个优先产生抗菌肽的模式。Merbl指出，这是一种独立于免疫细胞激活的“前沿防线”。

该发现令领域内专家振奋。耶鲁大学医学院免疫学家Ruslan Medzhitov评论道：“有些东西我们自以为非常熟悉、完全理解了，然后砰——从中出现了完全出乎意料且令人兴奋的东西。” 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抗菌肽来源于 “普通、常规的细胞蛋白质” ，而非专门参与免疫防御的蛋白质。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工程师Cesar de la Fuente认为，这从进化角度展现了 “将大量功能编码在单个基因中的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 。

Merbl的研究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她曾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这让她的求学过程异常艰难，甚至未能与同龄人一起高中毕业。然而，她逐渐接纳并利用了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将其转化为科学优势。她的博士导师、哈佛医学院生物化学与系统生物学家Marc Kirschner回忆她具有 “热情、才华和奉献精神” 。

2025年夏天，她的实验室在一次导弹袭击中被毁。她冒着危险冲回实验室，在断电和破碎玻璃中尽力保全样本。尽管失去了珍贵的质谱仪，但她庆幸无人受伤。如今，团队已在校园新空间重整旗鼓，准备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 https://www.nature.com/immersive/d41586-025-03848-1/index.html

[2]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504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