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杨睿贤 王亚赛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流动的宏观叙事一直是“孔雀东南飞”——中西部人口持续流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然而，2024年的数据显示，这一趋势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来猜一猜：

1. 中部地区，太原、南昌、郑州的人口是变多了还是少了？

2. 西部地区，贵阳、乌鲁木齐、兰州的人口是变多了还是少了？

中西部省会人口增长明显

2024年，24个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实现正增长，贵阳以19.96万新增人口一骑绝尘，广州、合肥增长量位居其后，太原、长沙、南昌等中西部省会也实现超10万人的强劲增长。

人口增长只是表象，结构变化更值得关注。

西部和东北省会首位度普遍较高且持续提升

省会常住人口首位度，指的是省会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

过去 15 年，全国多数省会人口首位度均呈持续提升态势，且东西部呈现明显差异：西部省会 “单核” 特征突出，西宁、银川、长春等省会首位度居前，反映出这些省份仍处于集中式城镇化阶段；东部省会则多呈现多中心发展格局，济南、南京、广州等省会首位度均低于 20%，部分省份还形成了多中心发展模式，比如济南、福州并非本省经济中心，广州与深圳、珠海实现协同发展，杭州也和温州、宁波等城市形成联动。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杨开忠指出，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相对发达，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全面进入多中心一体化发展阶段，进而强调强省战略和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群；其他广大地区则尚处于集中式城镇化和区域发展阶段，因而倾向于采取强省会单中心化战略。一个省拥有一个强省会，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各地的思路很明确：先把省会发展起来，再去带动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近些年各大省份的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学者孙久文指出，“强省会”战略是当前中西部省份“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首位度高的省会，其经济首位度（城市GDP占全省GDP的比例）也相对较高。比如常住人口首位度前三的省会，同样也是经济首位度的TOP3，西宁的经济首位度达到47%，银川和长春均超过53%。

此外，《城市问题》期刊中周玉龙的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省会人口首位度呈显著负相关；另有学者认为，“强省会” 战略初期会挤压周边城市发展空间，但长期可推动省域经济从单中心向 “一主两副” 乃至多中心模式过渡，而单中心模式长期来看不利于省域经济持续增长，多中心协同才是省域经济的理想发展方向。

省会人口增长，动力源自何处？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有部分省会公布了流动人口的来源。可以发现，以南京为代表的省会具有较强的跨省吸引力，而中西部省会则更多依赖省内人口集聚。

高质量发展的省会能够成为强有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带动区域发展，但需警惕在建设过程中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空间竞争效应可能使周边中小城市处于大城市的发展阴影下，其城市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难以得到提高。如果省会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不足以弥补虹吸效应，省会规模的增加会拉大省会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差距。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跨省人口流动网络。

重要迁入省份影响力减弱、人口回流

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潘泽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的研究，迁入省浙江、广东具有全国影响力。

研究还提出，曾为主要人口迁出省的安徽、四川，如今迁入人口规模已显著上升，跻身有影响力的迁入省行列。其中，江苏、浙江迁入安徽的人口，占两省各自迁出人口的比例均超 10%，而上海迁入安徽的人口，占其迁出人口的比例更是超过了 20%。广东、重庆迁入四川的人口，占两省迁出人口比重也超 10%。这些都表明，以安徽与上海、四川与广东为代表的传统迁出省和迁入省的人口流动，从以前的单向迁移，转变为现在的形成了迁移对流。

不过，人口迁移对流，并不一定发生农民工返乡现象，“乡城流动”占比继续上升的现实，意味着逆向城市化的迁移不会太高。更大的可能是，乡城流动的跨省流动人口，在2015-2020年进行了反向的“城城流动”，他们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返回了户籍所在省份，但并没有回到家乡，而迁移到老家省份的发达城市。这时，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他们在流动人口统计里表现为省内的“乡城流动”，但实际上是跨省的“城城流动”。